李青林 赵娟娟

【内容摘要】意义协调理论（Coordinated  Management of Meaning，以下简称CMM）认为，对话是一种双方共同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包含了言语行为、情节、关系、自我、协调等主要概念。对话双方的交流是否能够在一定的情节中达到和谐的状态取决于这一对话中的诸多要素是否被厘清，并被双方所了解与回应。2019年5月30日的中美主播对话正是一种跨文化语境下的对话交流，本文在此次“对抗到对话”式的交流中发现了CMM理论对于跨文化对话的启发与意义，并以该理论为分析视角对这次对话进行解析，从而阐明在跨文化语境下，CMM理论可以为不同对象之间的对话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关键词】跨文化对话;意义协调理论

2019年5月30日上午八点半，一场跨洋对话在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和美国福克斯电视台之间开始进行。此次中美主播对话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严肃的跨文化、跨国境的实名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的互动传播”。①这次跨洋对话并没有想象的那样充满火药味，而是在短短的16分钟中实现了从“对抗到对话”的转化。在对相关对话内容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我们不难发现此次跨洋对话折射出的跨文化对话的一些关节点。

当下，现实生活中存在着种种因对话不协调而导致的矛盾与冲突，如对话双方地位的不平等、框架建立的单一化、意义理解的模糊性等都容易造成人际对话的矛盾与冲突。笔者认为，CMM理论在对对话内部的分析与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协调机制能很好地帮助不同对象之间开展有效的对话。

一、CMM理论内涵

意义协调理论作为人际传播理论的一个分支，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具有交叉重合之处。它结合了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建构主义以及语言哲学的元素，将其自身定义为一种可以用于帮助分析与指导实际生活并解决人类传播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实用性理论。

（一）CMM理论的前提——跨文化对话

跨文化交流是不同文化群体以及不同文化成员之间互相交换信息、相互沟通、共同建构意义和身份的过程。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行为，即个人的和群体的，其中个人属于群体中的一员，以文化代言人的身份出现。②全球化浪潮引发了大量的跨文化交流与相关学术研究，文化差异的存在以及如何在这样的差异中寻找平衡的事实已不容忽视。在认识到文化差异存在的前提下，如何理解与建构适用于多种文化交流的对话，探索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跨文化对话交流的规律与方式，对个人还是群体，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CMM理论的主旨所在——沟通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和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沟通是CMM理论存在的前提与基础，是该理论框架建立与发展的基本要素。沟通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和活动之一。家庭、企业、国家都是十分典型的人类组织形态。沟通是维系组织存在，保持和加强组织纽带，创造和维护组织文化，提高组织效率、效益、支持，促进组织不断进步和发展的途径。③沟通是人们建构社会意义最为重要的进程，④正是基于不同主体间的沟通，人类社会才不断地被建构与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去寻求一种和平稳定的互动模式。

二、意义协调理论（CMM）

意义协调理论是美国学者巴尔特·皮尔斯基等提出的关于对话协调的传播学理论，并在1980年出版的 《传播、行为与意义： 社会现实的创造力》（Communication，Action，and Meaning： The Creation  of Social Realities）一书中对该理论进行了详述。⑤该理论指出对话是一种双方共同创造社会现实的过程，共包含了言语行为、情节、关系、自我、协调等主要概念。⑥对话双方的交流是否能够在一定的情节中达到和谐的状态取决于这一对话中的诸多要素是否被厘清，并被双方所了解与回应。意义协调理论以动态的眼光，将交流和意义当成开放的进程，秉持社会建构的立场来理解交流，⑦指出对话是涉及协调行动和管理意义两方面的社会建构活动，当这两方面的目的得到实现时，才会成就双方都满意的对话。此次中美跨洋对话最终实现的结果便是一种协调之结果。

三、中美主播跨洋对话意义解析

意义协调管理理论认为对话中的情节由包括抱怨、侮辱、承诺、断言和质疑等含义的言语行为组成，⑧而想要深入了解言语行为如何建构情节则需从其内部入手，分析存在于言语行为中的四大模块，对其是否能够达到彼此意义协调并实现和谐对话交流意义重大。这四大模块即：框架、标点、布置、情景。⑨下面，笔者依据CMM理论的四大框架对此次跨洋对话进行相关分析。

（一）框架（Framing）

框架对行为做出规定并规定了关系的边界，帮助区分“我们”与“他们”，为行为和态度提供参考。如双方如何发言，或有哪些话题是交谈中的禁忌。⑩框架“将场景中没有意义的部分变成有意义的东西”。同时，主体所选择的框架“允许其定位、感知、识别和标记以其术语定义的看似无数的具体事件。如果不赋予事件一个主要框架，我们就很难一瞥事物的全貌，从而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关于以前和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推测”。但这样的框架是以对话双方交流为前提的设定，而非对话中的某一方强势设定符合自己利益的框架。此次跨洋对话美方主播翠西从连线开始就将对话的框架限定在其本国利益之内，而中方主播刘欣在开始時便表明自己不是一名共产党员，只是以一名中国普通新闻工作者的身份进行对话。

（二）标点（Punctuation）

标点是指将情节划分和组织为有意义的模式的过程，是一种特定的取景方式，涉及确定情节的开始和结束。在多个情节之中存在着无数个事实，这些事实融通交织在一起，标点的作用便是将这些看似难以厘清的复杂情节截断为单个事件。对话中翠西截取生活片段，选择性地提出关税等问题，将美国的利益放置于两个“标点”之间，而刘欣则逐个应对翠西所提出的每个“选择性问题”，并将其与客观现实及时间线条联系起来，以完整的呈现方式治疗翠西关于客观事实的“失忆症”。找准问题与事件的起点与终点使得刘欣在翠西的选择性失忆中再次把握了对话走向，使得翠西难以继续对该问题无理纠缠。

（三）布置（Emplotment）

前文提到“标点”定义情节在何处开始和结束，而布置的作用便是在这两点之间将事件序列转换为故事，使其变为一连串的有意义的陈述。故事是因为讲述才成为故事，此次对话中涉及的五个主要问题都是在不同的框架之下提出的，并且是片段式的陈述。如翠西表示“中国什么时候才能够承认自己已经发展起来了不再是发展中国家，从而不再向世界银行借款呢”？很明显，翠西以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质疑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强大，无疑是在按照她的意志布置对话，使对话呈现具有她想要表达意义的含义。但其对中国总体情况的明显忽视使得刘欣在该角度给出了有理有据有节的回复：“中国经济总量很大，但人均GDP却不足美国的六分之一，甚至比欧洲一些发达国家更少”，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使得翠西的“自说自话”瞬间瓦解，从而将对话再次把握在刘欣手中。

（四）情景（Contextualization）

我们可以通过将事件讲述为故事来建构社交世界，现实社会中事件中存在事件，故事中包含故事，甚至多个事件与故事同时发生，便是情景之所在。每一个事件或问题都不是独立发生与存在，而是在多个情景中相互交织与分布。翠西以关税为由向刘欣提出“忘了关税吧，让我们完全取消它，这样行吗？”显然她简单地将关税作为一个仅具负面作用的事物，未将其放到全球的大环境中去考虑。相对而言，刘欣给出的回复却极具全局性与合理性，她表示取消关税是个好主意，但问题是这样一个协议达成的前提是双方都同意并愿意实施，而非依照部分主体的意愿去达成这样一个所谓的“协议”，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关系到多元的利益主体。

四、跨文化对话方式思考

此次跨洋对话体现的CMM理论的内涵主旨足以引发我们对于跨文化对话的深入思考。

（一）改变跨文化对话概念，建构协调式的对话模式

意义协调理论强调，顺畅的对话交流是在一定的框架之下结合特定的文本形成的。跨文化对话中单方预设情景的情况导致了很多对话在开始时便陷入了不平等，所以也就很难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良好的对话。因此，在进行任何对话时都应做到求同存异，以国际化的视角为基础，切勿预设前提，先入为主，用有色眼镜设定框架。应了解彼此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对于彼此都合适的框架去展开对话，以便更好地为对话之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基础性前提。

（二）开展超越性话语交流，推动对话双方协调

超越性话语交流倡导人们运用赞赏和包容的话语表达意义，欢迎不同的见解，不畏惧对话中的障碍和挫折。在对话中以平等、尊重、理解的话语态度进行交流，使对话呈现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诚如刘欣从对话开始到结束都极具礼貌，在事后被采访中也表示，她本来就不是带着敌意去的，而是想坦诚地表明想法，希望与翠西相向而行，促进实现和谐对话。

（三）采用自我披露与探究的对话方式

依据CMM理论，对话是双方建构现实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必然存在着不同，此时对话双方便需要在彼此协调的情况下进行对话。面对不同与问题以自我披露与探索的态度可以更好地推动对话的深入，应勇于承认问题之所在，表明自己的态度，并愿意在与对方的交流中去共同探索解决之道。面对翠西所提出的知识产权等问题，刘欣也给出“我不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谢谢你提醒我”的态度，以柔克刚地推动了对话的继续进行。由此可见，自我披露与探究的对话不失为一种共赢的对话方式。

注释：

①张志君：《中美电视女主播跨洋互动的大众传播学意义解读》，《教育传媒研究》2019年第4期。

②④⑥⑦戴晓东：《跨文化交际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第247页、第271页、第266页。

③王建民：《跨文化沟通管理学》（第2版），北京師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2页。

⑤赵红勋、赖黎捷：《意义协调管理理论：人际传播研究的一个理论面向》，《未来传播》2019年第2期。

⑧⑩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1页。

⑨W·Barnett Pearce，（2007），Making Social World： A Communication Perspective.Singapore，Blackwell，p12、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