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清河 赵彩雯

【内容摘要】从20世纪初开始，马克思主义逐渐内化为中国革命者的一种精神信仰。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投入了极大的学术热情与耐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缘起、理论演化逻辑、既往实践经验、当代实践启示等诸多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宽领域的史料梳理、文献整理、观点论证、话语重构、学理阐释，相关研究成果可谓精彩纷呈。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去芜存菁地归纳总结，有利于为今后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往研究;可拓空间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既往著述概览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学者们陆续对其展开了研究。尤其1938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研究更不断走向系统化、深度化、制度化、持久化，并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自2005年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被设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以来的15年，相关学术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波浪式加速发展态势。在学科设立之前，就有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在“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等二级学科下增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等研究方向，也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撰写了这方面的学位论文。随着国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视以及此方面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目前该学科全国拥有60个左右的博士学位点，积累了一定的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年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新闻、法律等诸多领域学界、业界主流话语体系中的一个热点与焦点课题，每年发表的相关论文不胜枚举。仅从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章看，从1982年6月第一篇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期刊论文谌兆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①到2020年3月，直接的相关研究累计已达11685篇。

再从中国国家图书馆查询的结果看，从1990年第一部直接相关专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②出版，截至2019年末已经有1400种此类研究的图书问世，期间专著出版频次在2005年逐步跃升到每年数十种，到2007-2012年更达到每年近100部的高点，最近几年也年均稳定在50部以上。

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1993年、1998年、2001年、2003年、2007年这几个年份，成果数量有明显提升，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1993年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学术界掀起了研究毛泽东的热潮，所以该年度此方面的文章数量有所提升，达到了28篇，占以往研究总和（40篇）的70%。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奠基人、伟大实践者与理论家，研究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不开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进行的研究。1998年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邓小平理论的热潮。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再次历史性飞跃属性的邓小平理论研学热潮的勃兴，自然会再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2001年相关研究文章数量增加是因为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研究。2003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通知，再加上该年度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这也增加了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热情。“2007年学术界更多地聚焦党的十七大，其中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热点，这也是导致2007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章翻倍增长的主要原因。”③还有就是2005年，教育部与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下文，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下的二级学科地位，学界的研究热情也有所高涨。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范畴与整体性的研究，如肖贵清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其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与经验教训的研究，譬如石仲泉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其三是关于重要历史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是怎样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其四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标志性思想理论成果的研究，如李崇富的《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五是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如对延安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等各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展的研究等，如高九江、韩琳的《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其六是各类哲学社会学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成果，譬如陶德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概念范畴与内涵的研究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概念范畴与内涵进行科学界定与深入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课题研究最具基础性、根本性的任务。这方面的研究集大成者主要以党的领袖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术大家为代表，如习近平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④及李君如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等。⑤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篇文章发表后，成为迄今为止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面被引用频次最高的理论成果，这篇文章所涉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义、本质、内涵、外延、理论体系及其发展要义，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的扛鼎之作。

李君如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之一，他先后发表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论文多达500余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全文两万多字，主要围绕十余个当时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热点与焦点问题做出了较为详细与科学的解读与梳理，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学理参考与可资借鉴的路径。

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归纳起来有一些基本主张为大家所普遍接受：

第一是“结合”说。其主要理论依据是来自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与定义。毛泽东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提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需解决的问题”。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结合”的对象，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譬如“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有些学者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多数学者则更为‘全面，认为既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又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内容上加以充实和丰富，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⑦

第二是“过程”说。“过程”说是对“结合”说的拓展和延伸，是从“结合”的过程、内容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进行的进一步阐释。相关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与马克思主义单维度的静态结合，而是一个动态发展演化与跃进过程，“就在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过程中，把中國化的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了新的阶段”。⑧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王伟光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武装头脑、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就是与中国国情、中国先进思想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为中国人民逐渐接受的过程”。⑨李崇富认为，“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深化和丰富的历史过程”。复旦大学的陈学明，则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看作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⑩

第三是“多化”说。即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本土的具体化、当代化、民族化、时代化、本土化、大众化等角度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龚育之是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当代化与民族化的，他指出：“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同各自国家的情况、同各自国家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在中国，就是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就是中国化。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的高放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曹泳鑫则从哲学层面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等“多化”之间的逻辑关系的基本内涵。高放认为“时代化是总体，中国化是本体，大众化是主体。本体与主体，首先要认清总体。总体就是当今，要了解当今资本主义的发展处于什么时代，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时代化”。

第四是“实质”说。持此观点者认为，以上其他种种说法无法精确解读和圆满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遂提出了“实质”说。他们从本体论视角来探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如湘潭大学的袁辉初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中国实践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有机统一”，而陈先达则指出，“以人民为中心”“以问题为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维传统，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陶德麟则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视作其大众化，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理论的根本区别不在于有没有大众性，也不在于需要不需要大众化，而在于大众性和大众化的内容和范围与别的理论根本不同”。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缘起与发展必然性的研究

学术界目前普遍认为，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早提出者，理由是，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报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作了详细的阐述。但也有学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至少张闻天等人并不晚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认知与提出。如程中原认为，张闻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早明确提出者，因为“在其于1938年10月15日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明确提出‘组织工作中国化的方针”，程中原指出，“在谈到宣传教育工作时，张闻天明确提出‘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此前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第一次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命题，‘具体化在这里无疑有‘中国化的意思，但显然并不就是‘中国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问题，金民卿的如下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也是中国具体实际的实践要求，是理论与实践共同作用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本身包含着理论性与实践性、真理性与发展性、世界性与民族性等内在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生的内在理论依据，即理论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中国近代社会的危机演变和思想裂变，改造中国的实践任务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论需求，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即实践上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有学者从历史发展的经验教训来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必要性，认为“在9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辉煌胜利、坎坷失败，尤其是血的教训让中国共产党人达成一个很重要的共识，即中国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与重要性的研究，以陶德麟2007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与反思》与顾海良2015年主编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丛书）》等阐述得较为充分与透彻。前者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1年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科研成果，也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纪念建党85周年重点图书和迎接党的十七大重点图书，该书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事实为基本依据，以实践过程为路径，详细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中国不同时期的发展状况，从历史和理论两个层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做了新的开拓;后者被列入“十二五”时期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同时也是该书出版单位所在的湖南省年度重点出版项目，武汉大学“985”三期重点学科建设支持项目。这套丛书作者队伍较为权威。主编顾海良是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长期致力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研究。各分册主编及作者均为该领域一流的专家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雷声、张云飞，中央党校教授门洪华、辛鸣，国防大学教授黄书进，武汉大学教授沈壮海、佘双好、颜鹏飞、丁俊萍、罗永宽等。他们分别从历史、理论、现实相结合的视界，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理论参照，以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程为实践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建设以及国际战略等主要内容展开了翔实阐述。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

1991年，杨奎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一文中，提出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进展与矛盾、初步实现的“三阶段说”，此后近30多年间，国内理论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的论文、论著逐年增多。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史进程及其经验的归纳与总结主流主张与看法现已趋于相似或接近。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探索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三大理论成果。”具体地说，“第一段历史时期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这28年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时期。第二段历史时期是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这29年，这29年处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中间，根据事物的波浪式发展原理，可以作为第一次历史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历史飞跃的准备时期。第三段历史时期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时期，目前我们处在飞跃的现在进行时，这个飞跃将会继续进行下去。”

也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更加细致的“五个阶段”勾勒与划分：第一阶段——20世纪初期的引进和传播阶段，此一阶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著、思想开始被引入中国;第二阶段——20世纪30年代准中国化阶段，此一阶段已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来;第三阶段——遵义会议到“文革”前，此一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形成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第四阶段——从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召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飞跃，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或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第五阶段——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此一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阶段。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对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独到分析，如顾海良总主编，丁俊萍、王树萌、肖贵清、张雷声、袁银传为分卷主编的四卷本合计总字数22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其中有大量内容涉及了毛泽东思想发展史、邓小平理论发展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學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阶段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尽管持有不尽相同的观点，但基本上都是根据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时性形成发展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但也有人根据“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逻辑，对中国发展至今的阶段性实践主题进行了全新的描述，这也为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有研究者据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致划分为：第一阶段（1918—1949）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站起来了;第二阶段（1949—20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华民族富起来了;第三阶段（2012—），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飞跃，中华民族强起来了。

武汉大学的梅荣政2010年撰写出版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一书。该书从“历史、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理论成果及其精神实质，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过程中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彰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贡献和重要现实意义”“与同类课题成果相比，该书在研究视角、提出的观点和研究方法上都做了一些可贵探索与创新”。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理论成果与基本经验的研究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进程中，相继形成了五大理论话语体系，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者普遍认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界定、倡导与践行，毛泽东是走在最前面的一员，他与一大批革命先锋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大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是由毛泽东倡导并在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中大范围实践的一种政治、军事、发展理论。”

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位开拓者和实践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针对中国国情，结合时代特征，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根本问题，得出了一系列新的结论，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2000年至2004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中之重。诸多研究者们探讨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哲学背景、客观条件、逻辑起点，解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价值与时代意义，辨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等之间的关系。

党的十六大召开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顺应国内外发展大局，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从2004年起至2012年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科学发展观，对其产生背景、理论创新、价值意义、实践路径，及其与生态文明等之间的关系诸多方面做了广泛、翔实与深入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2013年开始，学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转向到对习近平这一系列新思想的研究上来。他们认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境界，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学术界目前正以极大的学术热情投入到对习近平扶贫思想、习近平建党思想、习近平廉政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教育思想、习近平军事思想、习近平新闻思想等诸方面研究之中，且研究成果非常丰富。

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的研究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大家普遍认为，要“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真切把握中国具体实际，坚定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原则”。也有学者对从延安时期与建国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经验进行比较考察后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又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到回归“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样三次大的转换。

石仲泉、龚育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历程与基本经验（上下册）》则对马克思主义如何实现民族化和当代化、不断向前发展的历程作了概括的叙述。该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作了深入解析，将“民族化和当代化”作为一个完整理念推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虽然采用党史的分期，却以两次历史性飞跃作动态性表述。该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论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六、结语：既往研究的瑜中之瑕

既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研究成果可圈可点，但也存在一些研究不足与亟待拓展之处，诸多研究都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结合，至于结合的原因、结合的程度、频度如何，为什么是这样结合而不是那样的结合，为什么此时的结合倡导的是这样的意识形态话语而彼时的结合又提出的是那样的意识形态话语？具体结合点是如何呈现话语互动与转换的？这些问题的研究均有较大增长空间;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现代化思想流变、发展，各种社会思潮的推动都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诸多联系。而大多数的研究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互动研究得较少，没有更多深入和透彻的探讨。应该说，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百年间，从话语分析的角度，对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政治、文化、经济等话语与话语体系的转换与变迁的宏观与整体的研究，仍然是当前相关学术研究的一个值得大力拓展的领域。

注释：

①谌兆麟：《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湖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年第3期。

②宋德祥：《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

③胡国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为分析对象》，《理论与改革》2009年第6期。

④本文是习近平同志2008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2008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刊载于《求是》杂志2008年第7期。

⑤李君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若干问题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8年第1期。

⑥毛泽东：《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928页。

⑦孙伟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路径选择——从“结合论”走向“创建论”》，《哲学动态》 2007年第4期。

⑧郑必坚：《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理论前沿》2000年第20期。

⑨王伟光：《论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贡献》，《哲学研究》2008年第7期。

⑩陈学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十年历程中若干问题的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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