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龙娟

〔摘 要〕《喜脉案》是我国经典戏剧，被多种剧种所演绎；《理智与情感》是英国女作家简·奥斯汀所著的经典言情小说，被演绎成各种版本的电影和电视剧。一个是东方古老的戏曲，一个是西方经典的小说，但是在婚姻价值观的描写和演绎上，既有着喜剧冲突和讽刺手法方面异曲同工的相同点，又有着东西方文化的明显差异。

〔关键词〕婚姻观；比较；爱情碰撞

一、《喜脉案》和《傲慢与偏见》简介

《喜脉案》创作于上世纪80年代，编剧吴傲君，该作品体现了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接轨的历史进程。古代有位玉叶公主，在兵荒马乱中流落蜀地，被一位穷书生搭救，二人相爱成家。战乱平息后，皇帝将玉叶公主找回京城，不料公主已怀有身孕。回京后公主呕吐不止，皇帝听说公主有病，忙找太医治病。太医们诊脉后便知公主未婚先孕，但为保皇家脸面、天子尊严，不敢如实禀报，只好编造胡说公主“风邪入内”，要皇帝尽快招驸马冲喜，从而引出一段啼笑皆非的大戏。

《傲慢与偏见》是英国著名小说家简·奥斯丁的经典言情小说，该作品以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上流社会生活为素材，运用纪实风格的创作手法，通过对班纳特家5个女儿及其密友的性格刻画，以及各个社会阶层复杂关系的剖析，详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英国社会的风土人情、婚姻价值观。小说通过对班纳特家5个女儿面对各自婚姻展开的一系列争斗的描写，真实再现了中小地主及资产阶级“绅士”与“淑女”之间荒诞的婚姻与爱情风波。通过不同人物经历的不同婚姻历程对比，表达了一种婚姻自由、爱情神圣的社会观念。

这两部作品描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情景，讲述了一个个多元精彩、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情婚姻故事。每个读者或观众都可以从中找到那种似曾相识的感受，并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

二、《喜脉案》和《傲慢与偏见》婚姻观的相同之处

1.自由相爱，水到渠成

在《喜脉案》中，玉叶公主和驸马在兵荒马乱中相识，最后相依为命，相知相爱，私定终生。这是封建社会中少有的敢于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自由恋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再是他们婚姻的决定因素。公主被皇帝带离蜀地之后，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 敢于违抗父皇的指婚，逃离皇宫去寻找爱人；驸马为了公主，甘愿一生孤独不娶，也公然反抗皇帝的指婚。两人无视皇帝的指婚，也无视太医们的撺掇，为了彼此，坚贞不渝，宁可摒弃自己的身份地位。可两人总是阴差阳错擦肩而过，最后在法场意外相认，苦尽甘来，终成眷属。从最初的被迫离开，到被胡直劝告离开皇宫寻夫，再到最后为了拯救无辜，毅然决然劫法场，自始至终体现了玉叶公主追求婚姻的自由和人性的解放。两人的爱情着实可歌可泣，是反抗封建思想的一座丰碑，表达了一种爱情神圣、婚姻自由以及追求人性解放的情怀。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漂亮大方、积极向上，有自己的主见。富家子弟达西，富有且英俊，高高在上，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对他的示爱受宠若惊。两人初始时并不了解对方，相互产生误解，并在他人有意无意的挑拨下误解更深。两人身份和地位悬殊，各方面的阻力也很大。但是，随着五姐妹之间的婚姻争斗，使得达西和伊丽莎白的内心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彼此了解、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两情相悦、

相互吸引，并引为知己。他们自由相爱，不顾社会的冷嘲热讽，冲破层层阻力走到一起，谱写了一个两情相愿至真至纯的爱情故事。

玉叶公主和驸马、伊丽莎白和达西两对新人自由恋爱，经历了各种波澜曲折，甚至生死考验，最终冲破重重阻力，水到渠成，收获至真至纯的爱情。

2.委曲求全，为利结合

《喜脉案》中的皇帝占据了婚姻的绝对主导。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皇帝刚愎自用，变化无常，面子比命大，金口玉言，说一不二。皇后依附皇帝，表面上锦衣玉食，身边宫女如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实际上就是皇帝的一颗棋子，一件摆设。当皇帝恼羞成怒要公主悬梁自尽时，皇后心如刀绞却不敢反对，只能深夜到公主房间哭泣。皇后是一个被封建礼教禁锢的软弱无能、可欺可悲的妇女形象。两个人的婚姻极度不平等，是一种失败婚姻的典型。

夏洛特和科林斯的婚姻也是如此。夏洛特是《傲慢与偏见》中主人公伊丽莎白的闺蜜，一个27岁的老姑娘，既不富有，也不出众。但在婚姻上，她的目的非常明确，完全是出于实际生活的考虑，给自己找“一张长期的饭票”。至于夫妻之间是否存在爱情，与丈夫是否有共同话语，以及婚后夫妻生活是否快乐等，都不是问题。于是，她处心积虑、主动出击，搞定了求婚伊丽莎白而惨遭拒绝的科林斯。科林斯原本就是一个唯唯诺诺、缺乏男子汉气概的牧师，一门心思只想获得有钱财主的青睐，也不懂爱情，更不知如何维护自己的婚姻。于是，两人各取所需，互相利用，两人婚姻纯粹是貌合神离。

不管是皇帝和皇后，还是夏洛特和科林斯，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以皇后和夏洛特為代表的一类妇女，追求的是荣华富贵，再不济也是“一张长期的饭票”，她们的婚姻只是为利结合、委曲求全、各取所需罢了；夫妻之间没有精神上的平等，只是披着婚姻外衣的貌合神离。

3.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胡直太医和夫人胡涂氏，相濡以沫，恩爱多年。胡直医术高明，位居太医之首，由于一时糊涂，被赵钱孙李四大太医牵着鼻子走，昧着良心陷害新科状元，谎说公主“风邪入内”。回家后良心发现，向夫人胡涂氏坦诚相告。胡涂氏性情泼辣，爱憎分明，指着胡直一顿痛骂棒喝，骂得胡直彻底清醒，当夜回皇宫救人。胡直被绑上刑场后，胡涂氏甘愿与其患难与共，“黄泉路上有个伴”。他们的婚姻是建立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文化上，没有爱情的基础；但是胡涂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精心维护自己的婚姻。胡涂氏敢于棒喝胡直，并最终甘愿与丈夫同赴刑场，追求精神上的独立和平等。

《傲慢与偏见》中，精明的贝内特先生和粗俗的贝内特太太也是如此。贝内特先生年轻时追求美貌，稀里糊涂娶了浅薄粗俗的贝内特夫人，两人的婚姻仅仅靠着5个女儿维系。大女儿简、二女儿伊丽莎白在贝内特先生的悉心教育下出类拔萃，但受贝内特太太的影响，其他3个女儿浅薄无知，胆大妄为。贝内特先生看到这种情景，干脆装聋作哑扮鸵鸟，维系着表面上的尊重，内心根本看不起太太。

这两对夫妻，代表着当时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婚姻里没有爱情，只由家庭责任和子女亲情填充、维系，更谈不上幸福或不幸，平平淡淡，囫囵一生。

三、《喜脉案》和《傲慢与偏见》婚姻观的不同之处

1.文化土壤的不同

《喜脉案》虽然架空了历史，但故事明显发生在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中，男性占据了婚姻的绝对主导；君权、父权、夫权在握，男权至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女性是男性的依附品，是可以物化的。作为一个女人，在当时的社会和家庭中都是没有地位可言的。玉叶公主被父亲赐死，连作为母亲的皇后，都不能为她主持公道，如果她不奋力逃脱，结局无疑是悲惨的。张爱玲说：“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支，屈服在男性的拳头下，几千年来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的妻妾之道。”

《傲慢与偏见》是简·奥斯汀的第二部作品，当时正处在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蓬勃兴起、封建主义逐渐消亡的时代，经历着从封建农本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但乡村经济仍然是英国经济主体，乡村工业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对比传统的中国封建社会有着突出的先进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女性主义的萌芽提供了经济条件和文化土壤。这一时期的《傲慢与偏见》《简·爱》《呼啸山庄》等文学作品，开始以女性为核心，通过描述女性思想的独立、坚忍，追求女性和男性在精神上的平等。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女主人公所代表的个性解放和价值取向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她们多数以意识觉醒为主。

2.婚姻的目的不同

伴随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文化催生了新思想新观念，导致了婚恋观的变化，感情基础渐渐代替了出身家世和利益金钱。婚姻的目的开始以爱情为基础，父母基本上会尊重子女的选择，而不会像中国封建家庭那样为子女包办婚姻。

在《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莉迪亚、夏洛蒂的婚姻目的都是从她们的权益出发，决定婚姻的是她们自身，她们可以在爱情和“面包”之间自主选择，父母的意见只做参考。因此，当伊丽莎白认为和柯林斯没有共同语言而拒绝他的时候，她的父母只能惊愕、遗憾、生气，却不能强制伊丽莎白嫁给柯林斯。

在中国封建社会，玉叶公主、皇后，甚至胡涂氏，她们的婚姻目的不是自身需求的满足，而是为了传宗接代和家族利益，要服从整个血缘宗族的利益，由不得她自己。封建社会通过家族联姻壮大势力，封建家庭的青年男女很少能自由恋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是常事。《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们自幼相爱，但是为了贾薛联姻，贾宝玉被迫牺牲爱情，娶了薛宝钗，成了封建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喜脉案》的皇后嫁给了皇帝，她的一言一行始终遵循封建礼教，维护皇家脸面尊严。她深受封建礼教的荼毒，即使玉叶公主被逼赐死，也不敢反抗。

3.夫妻关系的不同

夫妻关系的核心，是地位的平等。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种种束缚限制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非常卑微低贱。最能体现这种不平等的是“妻妾制度”。纳妾不视作婚姻，“妾”本身不属于家庭成员，也没有家庭成员的待遇，却承担着生儿育女的义务。作为正妻，要容忍“妾”的存在，不允许丈夫纳妾就是不贤良的表现。

19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了女性的社会地位和权利。经济上的不平等，也直接影响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地位。如果女方家境殷实，能继承丰厚的遗产，将成为众多男青年追求的目标，在婚姻中拥有更高的地位。

不论是择偶还是婚后的夫妻关系，中国的婚姻观念始终处于一个较为封闭的状态，“父母之命”的家庭本位规则和封建社会的妻妾制度，禁锢了青年男女对爱情自由的愿望。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英国则与之相反，相对处于一个比较自由、开明的状态，父母大多尊重子女的选择，婚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基本平等。

《喜脉案》《傲慢与偏见》这两部作品，对婚姻价值观的演绎，既有着喜剧冲突和讽刺手法方面的异曲同工，又有着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中英两国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在婚姻观念上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人受封建儒家思想的影响，注重家庭责任和子嗣繁衍，爱情在婚姻中被视为可有可无。英国人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更注重个人而非家庭，更重視独立平等、爱情与物质同样重要。重温《喜脉案》和《傲慢与偏见》，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思想启迪。每人的出发点不同，生活观、世界观不同，对爱情婚姻做出的选择也会不尽相同。但不管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只要双方都能做到心灵的自由、爱情的自由、婚姻的自由，这样的婚姻就是成功的、美好的。

（责任编辑：伍益中）

参考文献：

[1]杨向东.论花鼓戏《喜脉案》音乐改革[J].艺海，2008（03）.

②孙香凝.浅谈英美文学中的爱情婚姻观[J].作家杂志，2011（12）.

③程丽群.从《傲慢与偏见》《飘》看英美文化差异[J].芒种（下半月），2014（01）.

④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谈女人）[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

⑤礼记.丧服.子夏传[M].中华书局，2017.

⑥王爽.中英两国婚姻观的跨文化比较[J].黑河学刊，2014（11）.

本文为2020年度湖南省档案科技项目计划“湖南省传统花鼓戏教学档案数字化建设”（2020-XD-10）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