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

一天在深圳，我和马兰在路边散步。她说，她发现，她的爸爸、妈妈好几次都把头凑在一起嘟嘟哝哝，一见她进门就立即分开，又把什么东西藏藏掖掖。她假装没看见，心里却一直有个疑窦。几天前她终于找到了老人家藏在垫被底下的那东西，是一叠诽谤我的报纸。

她想安慰他们，但说了几天都没用。老人家还是老观念，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办的报纸等于是“政府喉舌”、“中央文件”，连篇累牍地痛骂一个人，其实就是“打倒”。

岳父、岳母的紧张，使我想到在上海的爸爸、妈妈。爸爸的血压、心脏、眼睛都不好，在几个老人中身体最差，万一……我立即买票从深圳赶回上海。

先问弟弟。弟弟说，妈妈不看报，爸爸因为眼病越来越严重，也不看了。

我问：“爸爸、妈妈有没有可能听到我被报纸诽谤的消息？”

“不知道，大概不会吧？”弟弟没有把握。

我关照弟弟：“一定不要让爸爸看到那些报纸。”

弟弟说：“我们会因为他的眼病，禁止他碰报纸。”

我当即就去看了爸爸、妈妈。在父母亲的住房里我东摸西摸，想看看哪里还不太舒适，更想看看哪个角落有没有堆放着报纸杂志之类。都没有，我就放心了。

我在上海与父母亲一起过了几天，又回到了深圳。我认真地下了一个决心：为了四位老人少受一点惊扰，真的不能再写书了。

终于，一个一直害怕着的电话打来了。弟弟的电话，说爸爸摔了一跤，生命垂危。

我和马兰立即赶往上海，爸爸已经去世。

弟弟为了寻找在追悼会上要挂的照片，打开了爸爸天天翻动又天天紧锁的抽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