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新胜 刘洋

(东华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问题的提出

国家统计局《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8836万人，其中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数的50.5%[1]。在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民工流动由以前的“单身外出”到“夫妻同行”，到现在的“举家迁移”，呈现出“家庭化”趋势。随着“家庭化”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子女的随迁问题也成为迁入地政府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然而，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些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他们的子女是否随迁就读，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2001年“两为主”政策的出台，即“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随迁子女也越来越多，其教育状况也越来越引起学者的关注和迁入地政府的重视，这种趋势随着城镇化建设的发展而更加增强。对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政策、学校布局[2]33-36、社会适应融入[3]1-11、身份认同[4]1050-1053[5]44-51、学业成绩[6]59-67、心理健康[7]97-101等方面。胡玉萍、张亚鹏、于珍珍[8]47-48从流动人口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家庭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指出学校认同、师生关系、学业适应和学校总适应等五个因素是影响的关键。梁静、赵玉芳、谭力[9]631-633等学者认为，家庭影响是随迁子女学业成绩、心理健康、社会融入、认知能力等方面的重要因素。

然而，学者们很少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子女是随迁还是留守的家庭决策的影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