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预防原则的讨论从未停止过。尽管多边环境条约和各种学说都试图对其进行界定，但这一原则仍然含糊不清，预防原则的内容和性质仍有相当大的争议。预防原则是在德国社会法律传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通过的《里约宣言》原则15，其中也解释了“预防”的基本概念：“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其能力广泛采用预防办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损害的威胁，则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作为推迟采取具有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理由。”1《气候公约》第3条第3款规定，缔约方应采取预防措施，预测、防止或尽量减少气候变化和减轻其不利影响。在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威胁的情况下，不应将缺乏充分科学确定性作为推迟此类措施的理由，同时考虑到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应具有成本效益，以尽可能低的成本确保全球利益。为实现这一目标，此类政策和措施应考虑到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具有综合性，涵盖所有相关的温室气体源、汇和库以及适应，并包括所有经济部门。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可以由有关各方合作进行。

《生物多样性公约》规定，在生物多样性有大幅度减少或丧失的威胁的情况下，不应以缺乏充分的科学确定性作为推迟采取措施以避免或尽量减少这种威胁的理由。《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定》第5.7条规定，在有关科学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成员可根据现有有关资料暂时采取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包括有关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实施的动植物卫生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各成员应设法获得更客观地评估风险所需的补充资料，并在合理的时间内相应地审查卫生或植物卫生措施。但是，这一条款只适用于某些特殊情况，特别是在缺乏科学证据进行风险评估的情况下。在采取预防措施时，《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定》第2条和第5条要求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并符合具有国际和非歧视性标准。《实施动植物卫生检疫措施的协定》进一步提出了预防措施科学合理性的要求。只要实施该措施的国家能够证明它正在收集关于潜在风险的新的科学证据，预防措施就不被视为贸易壁垒。《生物多样性公约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13第1条规定，“根据《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宣言》原则15所载的预防办法，本议定书的目标是促进确保在安全领域得到充分的保护转让、处理和使用现代生物技术产生的改性活生物体，可能对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考虑到对人类健康的风险，并特别侧重于越境转移。” 不确定性概念对预防原则问题至关重要。不确定风险是指活动和危险之间的因果关系未知的风险。某些风险是建立因果关系的风险。一般认为，预防原则允许对不确定风险进行监管。2当评估是否对公众健康构成威胁时而在未来的环境中，预防性原则要求决策者考虑“科学不确定性”的问题。3预防和预防之间最重要的区别是，预防是指预防相对确定的风险，预防是指预防相对不确定的风险。重要的变化政策和决策中遵循的预防性概念是，它们不应建立在假定的环境知识确定性的基础上，而应建立在环境知识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换言之，监管应在更大程度上以不确定性管理为基础，风险评估应明确提出和讨论相关的不确定性。4

不确定性风险和确定性风险的划分似乎并不实际，因为风险是不确定的，采取预防措施的目的是防止损害的发生，无论是否有足够的科学证据证明未来会发生损害。对尚未发生的损害采取预防措施，未发生的损害意味着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预防原则适用于不同领域，用于控制和管理可能影响健康和环境、食品安全和其他领域的风险。由于各个领域对预防措施的科学合理性有不同的要求，采取预防措施的前提条件也不同。阈值是应用预防原则的一个临界值。其作用主要是解决适用基础问题，同时也防止预防原则的滥用。在1°C至2°C的额外升温下，全球总体影响的风险是适度的，反映了对地球生物多样性和全球经济的影响。生物多样性的广泛丧失，以及与之相关的生态系统产品和服务的丧失，导致3℃左右的高风险额外升温。总的经济损失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但对于3℃以上的额外升温却很少有定量的估计。总的经济损失有所增加，但对于3℃以上的升温仍没有定量的预测。全球升温必须控制在2℃以下，以减少全球风险。

参考文献

[1]  Von Seht，Hauke & Ott，Hermann E，“EU Environmental Principles：Implementation in Germany”（2011）NO. 105 Wupp Pap，online：https：//nbn-resolving.org/urn：nbn：de：bsz：wup4-opus-10776.

[2]  Joakim Zander，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Practice：Comparative Dimensions（Leide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3]  Jacqueline Peel，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practice：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and scientific uncertainty，Australian legal monographs（Annandale，N.S.W.：Federation Press，2005）.

[4]  Hans Sanderson & Soren Petersen，“Power analysis as a reflexive scientific tool for interpre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in the European Union”（2002）9：4 Environ Sci Pollut Res 221 at 224，online：.

作者簡介：张晨阳，1989年7月29日生，女，河北唐山人，博士研究生学历，毕业于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专业为国际法，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国际环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