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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不同时期三农战略理论与现实依据及其战略内涵探讨

2020-07-09阎鹏宇

粮食科技与经济 2020年1期
关键词:城乡关系农村发展乡村振兴

阎鹏宇

[摘要]新中国成立以来,三农问题一直是国家持续关注的重点问题。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国内外的经济社会等条件不同,导致我国在三农领域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战略政策,本文选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及乡村振兴战略三种不同时期较为典型的农业战略,论述了其现实依据及战略内涵,以期为我国农业战略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三农战略;农村发展;城乡关系;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65/j.gste.cn431252ts.202001

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了“乡村振兴”,并将其定为决胜全面小康社会所必须坚决执行的七大战略之一,可见党对三农工作的重视程度。纵观历史,虽然三农政策几经调整,但是其在中国诸多问题中的中心地位却几乎从未改变,始终是党和政府密切关注、急于解决的问题。当然不同的政策也有不同的缺点与弊端,并会带来一些问题,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启航之际,有必要对我国的三农政策做一个简要的梳理,回顾它们的历史功绩及弊端,这有利于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对明确今后三农问题的政策导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对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2004年开始的“城乡统筹战略”和2017年开始的“乡村振兴战略”三者逐一分析阐述,分别分析它们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与战略内涵。

1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虽然尝试过建立一些现代化的工厂,比如江南制造总局、大生纱厂等,但其设备几乎全部来自外国,中国根本没有形成工业体系,加上从1931年开始陆续发生战争,原本少之又少的工厂几乎全被毁坏,故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几乎没有任何工业的、完完全全的农业国家。经过2年的恢复,建立了极为基础的工业,农、轻、重的比重从1949年的70∶22.1∶7.9转变为1952年的56.9∶27.8∶15.3,但是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如工业发展水平低、城市工业结构畸形、区域城市工业布局极不平衡等[1]。1949年,中国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0%,其中重工业只占7.9%,所以集中精力发展工业自然成为当务之急。在综合考量各方因素的情况下,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决策,以农养工,全速推进工业化。

1.1 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依据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古代有“重农抑商”的传统,革命时期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可见历代统治者都对农民非常重视,可是为什么新中国发展初期竟要靠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呢?其背后有一系列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1.1.1 理论依据

从历史发展的国际眼光来看,与中国情况较为类似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其发展初期即采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牺牲农业来快速发展工业。通过实行计划经济,对内实行高积累、高投入,以保证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中国由于当时积贫积弱,一穷二白,且没有也不可能通过殖民掠夺来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自然采用了苏联的道路,也就是通过国内的积累来完成工业化,对内实行高积累政策,据统计1957—1960年,中国的积累平均达到了35%。加上当时中国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在工业化上自然也仿照苏联模式,通过农业来哺育工业。

1.1.2 现实依据

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主要是出于战略目的,从战略高度考虑。其一,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世界呈两极对立的冷战格局,社会主义的中国必然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封锁,所以抓紧一切精力建设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成为当务之急,所以当时大搞三线建设,发展国防保卫国家免受侵略。其二,中共八大明确指出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所以面对这样的具体国情,必须进行工业建设以发展生产。而当时国内农业生产相对于极其落后的工业来说较为发达,基本能满足国内需要,因此从现实考虑,农业的地位暂时性地受到了相对忽视。

1.2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问题

为了依靠农业的高积累来反哺工业,在农村大搞合作化运动和统购统销等政策,自然是让农民“勒紧了裤腰带”来建设社会主义。根据“剪刀差”理论,农村的集体化实际是为城市工业化提供市场,用高价的工业产品换取低价的农业产品这一“剪刀差”向城市工业化输送资本,据严瑞珍等[2]的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年来,通过剪刀差农村向城市输送了7 000亿元左右的积累。这样的高积累政策在为城市带来大量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以城乡二元化为代表的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也直接导致中国三农政策的转轨。

2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

城乡统筹就是改变过去城乡分治的做法,通过一系列制度和政策改革,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反哺作用,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基于一系列的理论与现实依据,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中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思想,之后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思想,并将其摆在“五个统筹”的首要位置。

2.1 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依据

城乡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不同组成部分,为求得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强大,必然根据自身需要,努力寻找各自需要的对象,进行生产、交换、流通等方面的协作。胡锦涛曾指出:城市带乡村是世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共同规律。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第二、三产业,大量农村居民變成城市居民,城乡发展差距变小的发展阶段。城乡由对立走向统筹与协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正是基于上述的一系列理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战略。

2.2 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依据

城乡统筹发展的现实依据主要基于两个维度提出:其一,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给三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主要靠农村的高积累“剪刀差”来发展工业。陈斌开等[3]指出,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资本密集型产业吸纳的就业就会减少,穷人的劳动收入随之降低,导致收入分配恶化。范冲[4]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带来了所谓的“新的农民问题”,比如大量的机械卖到农村并没有促进农村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还会延缓农村过剩人口的转移,影响农业规模经营等。由上可知在21世纪初期,城乡之间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过分悬殊,如2001年,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9∶1,加上城市居民有完善的补贴保险等,实际收入差距可能达到4∶1,差距十分巨大,收入上的差距也带来了一系列文化社会上的问题。总之,基于重工业战略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对这一战略进行调整。

其二,1980年十一屆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改革开放使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城市化进程推进迅速。2003年,我国GDP超过1 000亿美元,城镇化水平达到40.5%,相比1989年,GDP增长了2倍,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由25%下降到15.2%,居住在农村的人口比重也由73.79%降到58.24%[5]。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我国有了用城市工业来反哺农业的基础。从国际背景来看,2001年我国加入WTO,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为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综上所述,正是基于前一政策带来的弊端(必要性)和我国的经济形势(可能性)这两大现实,我国做出了城乡统筹发展的决定。

2.3 城乡统筹的战略内涵

陈诗波等[6]认为统筹是一种政府行为,统筹的主体是各级政府,统筹的对象是城乡关系和各种资源。所谓城乡统筹就是政府在管理规划的过程中,打破过去城乡分治的思路与方法,实行城乡一体规划管理,资源通盘考虑统一调配使用,这是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重要尝试,是实现城乡机会平等、消除制度歧视成本、增加农民收益的重要手段。从战略意义上来说,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更加平等发展,减小不稳定因素,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更高质量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3 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里提出的概念。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乡村振兴的“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到2050年,将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三农工作者必须研究和执行的重要战略。

3.1 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十九大报告里指出,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体现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已经有较大的提高,现在主要解决的问题不是总量不足,而是发展不平衡。这一不平衡的突出表现就是城乡发展差距大。马克思哲学原理指出:矛盾是对立统一的,解决问题要抓住主要矛盾,在城乡发展不平衡这对矛盾中,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乡村相对落后,所以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将原来的“统筹城乡发展”改换为“城乡融合”。其内涵有着显著的不同。颜华等[7]指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经过乡村孕育城市、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市辐射乡村、城市反哺乡村五个阶段后,最终会达到城乡互助共融的阶段。这些理论都体现出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为了适应社会基本矛盾转化和农村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三农战略理论领域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大胆尝试。

3.2 乡村振兴的现实依据

首先,从必要性方面来看,其一,经过十几年的城乡统筹发展,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由于统筹发展遵循“城市辐射农村”的思路,将城市置于优先地位,城乡之间有明显的主次关系,导致农村大量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流进城市,这体现为农民工群体的迅速扩张,2016年农民工总量2.82亿人,且每年仍在以2%的速度增长。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给城市带来了如人口、环境、治安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乡村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入城市,空心化问题严重。据住建部《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1978—2012年,中国行政村总数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自然村总数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2年的267个,年均减少5.5万个。大量的空巢村、留守村导致农村土地撂荒严重,大量资源被浪费,因此很有必要对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做出适时的调整。其二,当今世界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在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加剧,逆全球化声浪渐起的背景下,粮食安全问题显得日益重要。通过乡村振兴战略,藏粮于技,藏粮于地,对维护我国粮食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从可能性上来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指出:5年来,粮食生产能力跨上新台阶,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迈出新步伐,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农村民生全面改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显著加强,农民获得感显著提升,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农业农村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三农”工作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这都体现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足够的可能性。

3.3 乡村振兴的战略内涵

相比之前的“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更多的是战略内涵上的不同,其中乡村振兴中提出的“城乡融合”这一新概念尤为值得关注。郭晓鸣[8]指出,与“城乡统筹”相比,“城乡融合”更加强调我国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进程中城乡发展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促进,更加强调把乡村的发展与城镇的发展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看待。罗必良[9]也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本着协调的原则,城乡进一步完善分工,同时加快工业反哺农业,力求破解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由此可见,与城乡统筹发展相比,城乡融合是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后,党和国家顺应时势提出的战略,强调将城乡置于平等的地位,各取所长,优势互补。由于乡村振兴目前提出时间较近,因此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有待时日。总之,乡村振兴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不断提高村民在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和受益面,彻底解决农村产业和农民就业问题,确保当地群众长期稳定增收、安居乐业。这也是所有三农政策的最终归宿。

参考文献

[1] 周明长.新中国建立初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与工业城市发展研究(1949-1957)[D].成都:四川大学,2005.

[2] 严瑞珍,龚道广,周志祥,等.中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对策[J].经济研究,1990(2):64-70.

[3] 陈斌开,林毅夫.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化和城乡工资差距[J].南开经济研究,2010(1):3-18.

[4] 范冲.浅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对我国农民问题形成的历史影响[J].热带农业科学,2009,29(7):57-61.

[5] 郭建军.我国城乡统筹发展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J].经济研究参考,2007(1):24-44.

[6] 陈诗波.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践探索[J].经济研究导刊,2010(28):144-146.

[7] 颜华,郭翔宇.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的分析与评价[J].林业经济问题,2007(5):398-402.

[8] 郭晓鸣.乡村振兴战略的若干维度观察[J].改革,2018(3):54-61.

[9] 罗必良.明确发展思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J].南方经济,2017 (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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