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启元

马相伯（1840—1939年）一生跌宕起落，遍涉教坛政界，晚年看淡风云，享年整一百岁，是中国当代最著名的高寿名人之一。

马相伯像（1840—1939年）

马相伯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最重要的教育家。蔡元培、于右任、邵力子、胡敦复等多位民国时期的教育名家，皆出自他的门下。他一手创办了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并亲自或参与筹办了震旦学院（后改为大学）与辅仁大学等近代知名高等学府。①马相伯研究，之前学界有复旦大学已故杰出教授朱维铮编著《马相伯传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及李天纲《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马相伯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等。相比较于以肃穆庄重形象出现的民国教育家，马相伯似乎并不愿以沉郁的老夫子形象示人，甚至时而会用幽默轻松的段子，展示他不凡的阅历与人格魅力。或许正是因为这样，进入二十世纪后，马相伯多以社会活动家形象活跃在公众视野，也因此激发了他性格中轻松睿智的光芒。

但同时，马相伯的晚年却极尽慷慨悲壮，颠沛流离，最终逝世于国难深重之时。那以后，他生前曾有过轻松的形象，不可避免地被冲淡到无影无迹。在看惯那位于抗战之时奔走呼喊“还我河山”的马相伯后，回头再看那位和蔼可亲、时不时讲个段子的睿智老头，才能更全面地体会一个人真实的心路历程，相信相伯老本意，也更愿意通过讲台或者话筒，静静地做一位旁观者、教书人，而并非所谓的时代英雄。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秋，年过九六的马相伯，于上海劳神父路震旦大学旁的家中，接受王瑞霖的采访，时间长达三个多月。

系列采访稿后于天津的《益世报》上逐日连载，又被某天主教杂志转载。次年的1936年初，全稿整理汇成一册《一日一谈》，由上海租界内的“复兴书局”公开出版。

复兴书局版《一日一谈》书影

这本小书面世后，迅速在全国的读者中产生了不小的震动。①马相伯著《一日一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书前有朱维铮所撰长篇导读《近代中国的历史见证：百岁政治家马相伯》。下引皆从此版本。在访谈中，马相伯侃侃而谈，旁及近代政治、文化、人物等多方面，其中不乏精妙有趣的段子，展示了马相伯敏锐的思维与过人的记忆力，着实为访谈增色不少。

马相伯的回忆按时间段主要分为三部分。最早为鸦片战争前后的国事人物，为其本人不曾经历、而于圈内所闻者。第二种，为太平天国至洋务运动间时事。马相伯早年脱离教会后，于彼时亲自参与或就近所闻之事。第三种则于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时期，为马相伯晚年七十岁以后亲历的近事。鉴于《一日一谈》出版于国民政府时期，书中几乎无涉当时人事；《上下相蒙》中曾载，采访者问当时的国民政府中是否有“上下相蒙”之事，比起前清朝如何，马相伯曾作苦笑状。据此可以看出，整段访谈中未必没有调侃过时政，而整理者最后发表出版时或有所删减而已。不过就书中所涉“段子”内容，已经颇为精彩引人入胜，足见马相伯涉猎、阅历之丰富。

1.所闻事。

《一日一谈》第五篇《上下相蒙》，聊的是中国历史上因“上下相蒙”而导致国家灭亡的案例。②见《一日一谈》第10—12页。马相伯说，晚清以来每次外交上割地赔款，其实未必是战败的结果，有些是守土官吏战守两端，都捏造事实欺蒙政府所致，那些人才不管国家屈辱窘迫，只要自己能逃得干净，日后还有机会升官发财。因曾参与过晚清内外事务，马相伯早年就听闻并经历了相似的人和事。他记的第一事：第一次鸦片战争的1840年，英军于7月攻占浙江定海（今属舟山），当地守将不战而逃之后，在奏章中自我辩解，我方防御其实炮台坚固，戒备森严，将士亦忠勇奋发，但英夷狡猾无比，趁着本地土人迎神赛会，扮成乡民进香模样混进定海卫所，虽经殊死搏斗，无奈已入门户，不得不退守云云。然而，中外人士长相可谓天差地别，外人还要熟知国人迎神赛会之俗更是天方夜谭，稍有常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胡扯，当时政府竟被其瞒过。

舟山被占领后，驻守上海的一位“镇台”，在给上司“制台”的一份公文里竟然夸耀：卑职对于放手上海事宜已有十分把握，我已经把手里的士兵从上海一直驻扎到了舟山，层层布防，步步为营，无惧夷人来攻。马相伯说这“镇台”手里最多一千多兵，哪里能够管上海到舟山的兵防，一听也是胡扯。镇台本是总兵官的代称，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大军区的军长；而制台则是总督，总管当时上海一带沿海的两江总督。马相伯所说这位只有一千个兵的“镇台”，似乎应该只是上海地方的右营游击将军或是参将级别。①《上海府县旧志丛书·上海县卷·同治上海县志》，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620页。而这位被蒙骗的“制台”应该就是时任两江总督、后来兵败殉国的裕谦（1793—1841年）。

另一则所闻之事发生在马相伯家乡镇江府。镇江城楼上原先安置了几尊自制火炮，当英国人的船停泊镇江江面的时候，城楼上的守兵早已逃走。有个“剃头司务”下午干完活儿上城楼闲逛，看到铁炮并不知道里面装满了火药，只是用旱烟管敲了两下后膛，竟引着了火绳，于是就轰的一声，正中英国军舰，竟然把英国人吓得暂时撤退。镇江守将听说英国人走了，竟然也堂而皇之上了报捷的公事，铺叙自己怎么对英军作战，怎么开炮打得英国人闻风丧胆，“丑表功”文章说得天花乱坠，最后竟然还得了奖赏。马相伯直叹简直岂有此理。历史上道光二十二年那次镇江守城战相当惨烈，颇有拉锯，马相伯所说此一英军后撤插曲当有所据。

《一日一谈》第三十五篇《经学与“月亮”》里调侃国人中经学的毒，有两个大毛病，一个是“冬烘头脑”，一个是“欺饰心理”，便举了个皇帝的例子。清宣宗道光皇帝为人简朴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他的套裤面前正当膝盖的地方破了，他不愿做新裤子，便把两支破套裤送给内务府制造局，叫他们把破的地方织补一下。织造们当然小心谨慎地把两处破的地方，仔仔细细地补了两个团儿，因形似月亮故以“补月亮”名之，事后奏报了一笔库平银五十两的报销。道光皇帝虽然勤俭，但毕竟生长深宫，对花钱的确没什么概念。有趣的事儿发生了，据马相伯记载：道光皇帝有一天与苏州人潘中堂说话，不知怎么的发现中堂的裤腿上也打了两个月亮，忍不住问，老潘你打这两个月亮花了多少钱。潘中堂被皇帝这么一问有点准备不足，因为这其中关系不小，说大了怕露了破绽，说少了则令内务府人难堪。最后他鼓足勇气答道，臣这两个月亮，足足费了二十两银子。皇帝听了颇为惊讶，说道为什么这么便宜，我这两个要了我五十两！②《一日一谈》第74—75页。这位冬烘中堂，应该就是晚清学者大臣潘祖荫的爷爷潘世恩（1769—1854年，字槐堂，江苏吴县人）。

《一日一谈》第四十一篇《说谎》中，马相伯感叹：晚清以来，僵化的理学与“说谎”的本能，已成为士大夫的共识，这种情况下是不会出现近代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的。他由此回忆自己在私塾读书时，常常会对前清的皇帝们的能力发出疑问，因此也老是遭到先生的责骂。有一次江苏省内府县考童生试时，一位童生做了一篇清丽的八股文，据说受到嘉庆皇帝亲自嘉奖，遂传旨各省学校作为范文全国发布。马相伯听说后觉得很好奇，问先生皇帝竟然也懂怎么做八股文，先生大怒道：“胡说！皇帝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何况八股文？”

2.早年所历。

第二种段子则是他早年亲身经历的。书中第十篇《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以后》载：马相伯于徐家汇神学院毕业后，与耶稣会的矛盾不可调和，一个人擅自从南京回到上海，脱离教会。由长兄马建勋在淮军中的老友推荐，去山东做事。①《一日一谈》第22—23页。那以后他见到了李鸿章，并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说他学问人品俱佳，讲西洋学问，一听就能豁然贯通。有一次李中堂问淮军旧僚，什么是“抛物线”，那位老兄脱口而出，撒尿就是抛物线，李鸿章不禁哑然失笑。马相伯说李文忠之问固可钦佩，这位下属善于譬喻更是妙不可言。

前引过《说谎》里还有一段，马相伯抨击僵化的理学让中国人中毒太深，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随时要去说谎。在朝廷则欺君罔上，对下则要欺罔小民，不仅在外，在家里也是不说谎不能过日子。②《一日一谈》第85—87页。结果马相伯讲了个湘军将领的段子。曾国藩在江西内湖练的水师跟太平天国打了一场胜仗，据他说是水师统领彭玉麟的功劳，遂专折奏保。那篇奏章里写道，彭将军在两军决战正酣的时候，手持大刀，奋身跳上贼船，人挡杀人佛挡杀佛，大意如此。马相伯觉得实在莫名其妙，因为彭玉麟原来只是个穷秀才出身，没听说有什么武功力气，也不见得识得水性，怎么能够在这么危难的情况下跳上敌船如入无人之境？后来他问了淮军的退伍军人，才知道双方交战的状况。当时两军相接相距三里地时候开始互相对骂，走近了之后，若有胆怯的后退，那敌方便会趁机追过来杀掉几个落伍的逃兵，这样，便可以算“大获全胜”，然后交给幕府里的师爷铺叙战功。之所以一定要说彭玉麟身先士卒、斩将搴旗，是因为前清保奏军功的惯例，不斩获对方首领不能得褒奖，曾国藩当然是此间高手，做戏知道要做全套，才能天衣无缝。不过那在马相伯看来，也就是个说谎的高手。

清廷内外不识国际情势，致使外事混乱不堪，大则应对无方动辄得咎，小则洋相迭出，贻笑外邦。马相伯在第四十八篇《清季外交界的趣闻》中，记载了几则清廷外交官吏的囧事。③《一日一谈》第99—101页。第一则“薛福成的马桶”。这位薛大人无疑是晚清钦差大臣中非常开通的一位了，但他有些地方依然顽固得让人发笑。他出洋时候的行李单上，有件特别醒目的物品，是他的“金漆马桶”。有人告诉他国外车船寓栈都有抽水马桶非常方便还卫生，但他不以为然，认为国产马桶何等讲究，自己已经用惯，怎么可以改外国货。于是那只马桶被搬上了轮船，置于钦差大人房内，每每中外乘客经过都不得不掩鼻亟趋。据说薛大人不仅宝贝他的金马桶，而且他的痰是不舍得吐出来的，哪怕到了喉咙也要咽下去。那倒不是他担心影响别人卫生，而是大人不肯损失自己的“原气”而已。

还有一则关于中国出使钦差大臣公馆的“白旗”的段子更可笑。大约是马相伯出使美国筹办借款的时候，在美国的“大都市”（大概率是纽约）听到一则哄传的笑话，不过他听起来颇有些难堪。那时美国人总是看到中国出使美国的钦差大臣的公馆的房檐下，时常摇曳着许多白布长条，大家都觉得奇怪，以为是钦差们挂着什么旗帜，后来才知道那是大人的太太小姐们的“裹脚布”。

马相伯那代早期接触西洋的士人对西方科技文化诸方面，多是持学习接纳态度的，唯有一点，却让他们深恶痛绝，那就是西方的“性观念”。马相伯在第七篇《关于本届全国运动会》中谈到“性”的问题时，似乎也没忍住多说了几句。④《一日一谈》第15—16页。其中这里的“本届全国运动会”应该就是1935年10月10日至20日于上海市立体育场（今江湾体育场）举办的“中华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马相伯接受采访的时间在10月14日，运动会尚在进行之中。那届运动会不仅在中国体育史上堪称空前，且参赛的东北三省选手在开幕式上身着黑色孝服，并举象征白山黑水的黑白旗入场，以提醒国人不要忘记被日本占领的东北三省。马相伯说这届运动会办得很好，证明给外国人看，他们所能的我们也一样都能。尤其我们平时最惹西洋人看不起的中国女子裹小脚且纤弱不堪，如果运动会上的中国女青年同样是好身手，那就给国人争了面子。话锋一转，访谈的话题变成了中西女子的品格与区别，马相伯突然开启了“吐槽”模式：女性的品格，当然是我们中国女子为最好；西洋女子（尤其列了德法为例）百人而九十九都淫乱不堪，无所谓“贞操”。之后马相伯列举了多例如政府大员公开宣淫，让他觉得可笑的还有法国公开举办过“评箫”。而东洋竟也与西洋相似，法国驻日使馆的参赞就曾告诉他，彼间女子最好纳交。马相伯对其所持的否定态度，在当时知识精英中是颇为一致的，稍晚辈的留洋学子吴宓、陈寅恪等也留下过相似的记载。《吴宓日记》记载1919年他于哈佛校园初识陈寅恪时，二人多次就西洋性观念等相关话题深度交流过意见。在其日记中不仅留下多处关于西洋人感情、风俗及其“sexology”的片段，还有一节夜游的记闻，三月二十七日载：“是夕见衣肆玻璃橱上裸体美人之招牌（小字：此等广告及招牌，遍地皆是），因共论西洋风俗之坏”（醒目号为日记原有）。然后记录陈寅恪曾在欧洲见过更多“骇人”的景象，其中有如巴黎“裸体美人戏园”，陈先生谓“如身在地狱、魔鬼呈型”。欧洲风俗之恶以法国意大利为甚云云。①《吴宓日记》第二册第25页，三联书店1998年。并可参拙作《等是阎浮梦里身：吴宓在1919》，收入《文汇学人》2019-12-13。这其中固然有曾睹其丑之实，恐怕也有当日国人对西洋开放的程度完全无法适应的因素。

3.晚年所历

第十五篇《和百十来个鸡毛帚周旋》记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里，一群刚荣升革命党人和新军的下级将领出现在江苏都督府（今总统府）叫骂吵闹，互相在争功，甚至要老拳相加。②《一日一谈》第31—32页。一个说，张勋是我赶走的；一个说紫金山的天宝城是我打下来的；另一个又说，不是我从孝陵街冲过来接应革命军，如何使张勋闻风丧胆，弃城而逃？当时的江苏都督程德全（1860—1930年，字纯如，号雪楼，四川云阳人）本是从清朝脱壳的官，对这些革命军先矮了一截，更兼本是好好先生一个，偏偏这些人个个志骄意满，不放他走，偏要程拿主意，把程吓得不行，请来了马相伯救火。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年过七十的马相伯人，担任过南京府尹与代理江苏都督。彼时马相伯被程德全缠得不行，便出来冒险调停。这些军官都身穿礼服、头戴礼帽，帽子上都插着一个白鸡毛帚儿，马相伯在回忆里戏称他们“百十来个鸡毛帚儿”，对他们开门见山说，诸位都是革命党人，都是为革命志愿牺牲的。一个老妈子看护小主人辛苦，所以要报酬，但皇太后皇后们抚养皇上太子，功劳比老妈子大多了，但她们就不曾要报酬。诸位都是民国的皇太后皇后，不是民国雇来的老妈子，所以功劳虽大，却理所应当。一席话，把“鸡毛帚儿”们说的又快活又难过，之前的气焰也都浇灭了。马相伯也为自己唱得这出空城计感到得意。

第五十四篇《谈屑》里面有一则“大局”也是则让人喷饭的段子。马相伯说自己一直听说我国历来的政府当局每每以“大局”与“顾全大局”昭告于人，听上去号召者心胸个个是公忠体国、民胞物与，一查实则与其所言大相径庭。③《一日一谈》第110页。窃国大盗袁世凯便是这样一位常常对人说“大局”的人。马相伯记：有一个人故作不知地问袁，“大橘”究竟有多大？袁世凯瞠目结舌不能作对，那位先生徐徐地用双手合拢作一碗口大小，自问自答道：大橘大约有这么大！袁氏很诧异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些只顾大局的人眼里只有金钱，胸中只有饭碗，所以我觉得一般人之所谓“大局”，其范围决不能超过饭碗大小！袁世凯听了无可奈何。

结语：段子与“先生之风”

自从宋代大文豪范仲淹为严子陵所作《严先生祠堂记》后，其中那句“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成为了赞美教育家与优秀教师时重要的修饰语。“山高水长”的含义从字面的山水意境中，逐渐抽象出崇高、伟大、清简等意义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严肃、庄重、不苟言笑的衍生意。这句古话与附加的意义一起，把中国传统对教育家的溢美之词，逐渐匡正到一个相对整齐划一的规制，凡是名师名家多是应该慈眉善目、庄严持重，一股正义凌然不可侵犯的气质。由此不论古代还是近代教育家，于当今大约多被塑造成类似的形象。相比而言，教育家的幽默气质，很大程度上被不同程度地牺牲了；孔夫子虽然拿严肃的“德”开涮了一把，说过“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的话，但传世的孔子先师的形象中，是绝不会添上这么轻松一笔的。实际上，“先生之风”所蕴含的内容与维度无疑是多元的，相对传世文献单薄的古代教育名家形象，近代诸名家无论存世的记载还是评价，都要丰富许多，想要重新认识更多地依然取决于角度。

我国文人好于笔记小说中诙谐行文、臧否人物，甚至挖掘流言八卦，晚清民国以来尤甚。从马相伯晚年的访谈中读到的段子与幽默感，不仅是这种臧否传统的延续，亦能感受得到马相伯身上散发出独特的魅力，更有其针砭时事时表现出的正直与勇气。同时也正是这些气质共同铸就那位自“二十四门徒”开始，创办出两所现代高等学堂的、值得后人铭记的知名教育家与政治家马相伯独特的“先生之风”。

更正声明

因工作失误，2020年第一期刊发李君娜所著《从〈黄炎培日记〉看黄炎培与杜月笙以鸿英教育基金为媒介的交往》一文（第47—52页），作者简介标注“博士研究生”有误，应为＂硕士研究生＂。特此更正。

《上海地方志》编辑部

202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