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华

气候变化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气候变化主导文明兴衰，两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衰落正是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突变的结果；气候变化改变历史的进程，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社会的冲突正是气候变迁、食物短缺引发民族迁徙的结果；气候变化影响社会的治乱，气候温和往往天下大治，气候寒冷常常天下大乱。反映晋东南自然灾害和物候异常等生态环境数据虽然不足以支持建立客观科学的气候变化指标，但这些数据显示，晋东南生态环境和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

气候包括气温和干湿状况两大基本要素，因此，研究历史气候必须从这两方面着手。竺可桢根据历史和考古发掘材料，对中国历史气候史进行了初步研究，系统地总结了中国气候变迁的基本规律，他认为：“在近五千年的最初二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左右，一月温度大约比现在高3—5℃，期间上下波动。”明显地呈现出四个冷暖期，其中寒冷期的最低温度在前1000年、400年、1200年和1700年。

表1 竺可桢五千年中国历史气候变迁表

竺可桢的研究成果揭开了中国历史上气候变化的神秘面纱，并引起学者对气候变化的极大关注，研究者虽然对今后的气候发展趋势有不同见解，但对竺可桢的研究结论基本上持肯定态度。任振球根据竺可桢研究结论认为，从公元1000年到20世纪中期，“中国共出现过五个低温期：十二世纪上半叶，十四世纪初，十五世纪末，十七世纪和十九世纪中期。”在这一个时期内，“各种气候灾害具有群发性的特点，而且往往发生百年一遇的严冬、大旱、大涝等严重灾害。”①任振球：《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的异常期及其天文成因》，《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298页。对竺可桢提出的17世纪寒冷期进行深度研究后认为，17世纪是近3000年来中国和北半球气候最为恶劣的时期。数据表明，有记载以来最频繁而严重的严冬，罕见特大干旱（1637—1641年），黄河流域的最大洪水、决溢（1662年），以及最为严重的地震（1654、1668、1679、1695年四次8级大地震）都发生在这一时段。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布雷特·辛斯基在对中国历史时候的气候进行研究后认为，大体上中国历史时期的气候可分为4个冷暖期：第一个冷暖期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到商代结束，冷暖的分界约在前1500年，并且在前1000年左右达到一次极冷；第二个冷暖期从西周开始到南北朝结束，期间的寒冷期始于3世纪的东汉后期，并持续到南北朝时期；第三个冷暖期从7世纪开始到18世纪早期结束，期间11世纪相对寒冷，12世纪和13世纪早期有一短暂的转暖；第四个冷暖期从18世纪开始后一直持续到今天，期间19世纪中期出现过一次寒冷期。②布雷特·辛斯基著，蓝勇、刘建、钟春来、严奇岩译：《气候变迁和中国历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6期，第64页。

历史文献显示，16、17世纪各种自然灾害呈现比较高的峰值，中国地震工作者将这一特别的时期称之为“地震第三活动期”，气象工作者则称之为“小冰河期”。有的学者对集中发生于16、17世纪各种自然灾异全面采样分析，发现仅从地球与太阳的关系来进行解释是不够的，天文应当是自然灾异的背景，命名其为“明清宇宙期”（1500—1700年）。他们认为，宇宙线是造成16、17世纪峰值的较可能的因素。所谓的宇宙线是指宇宙空间某些星体发射出来的各种高能粒子流，宇宙线的成因主要是与超新星的爆发有关，超新星爆发时若正好靠近太阳系，太阳系内的星体均会受到扰动。银河系中的超新星每60—70年爆发一次，而且离太阳系较近的超新星爆发则更少。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明清宇宙期，出现过三颗超新星爆发：1572年仙后座超新星、1604蛇夫座超新星和1680年仙后座超新星，其中1572年这次爆发距太阳系较近。所以，16、17世纪各种天象、地象、气象所发生的剧烈变化，很可能与主要来自太阳系外宇宙空间的变化有关，而且各种因素指向了1572年仙后座超新星。由于超新星的爆发，使宇宙射线明显增强而抑制了太阳的活动，从而引发气象和地象的剧烈变化。③徐道一，李树菁，高建国：《明清宇宙期》，《大自然探索》1984年第4期，第155页。

二、“祥瑞、灾异”与物候异常

“物候”一词，竺可桢先生曾给出过解释，“在温度表（发明于1593年）和气压表（发明于1643年）发明以前，人们不知道如何测量气温和气压。在那以前，人们要知道一年中寒来暑往，就要人目来看降霜下雪、河开河冻，树木抽芽发叶、开花结果，候鸟春来秋往，等等，这就叫物候。”④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18页。物候异常在中国古代文献中通常会以“祥瑞”“灾异”形式加以表述，并视之为自然灾害。祥瑞灾异观念是中国古代的重要思想，是天人感应的组成部分。古代史官记录天文、物候乃至草木虫鱼等自然界反常现象，作为王朝兴衰、人事休咎之征验，称为祥瑞或灾异。通常，这些记载在正史中分门别类列入天文、五行、符瑞各志。“祥瑞”和“灾异”常常被合并在一起用以表述自然灾害。

祥瑞即吉祥符瑞，亦称之为“符瑞”“瑞应”“祯祥”“嘉瑞”“福应”等，是国祚兴盛，天下太平的征验与吉兆，如《白虎通义·封禅篇》就认为：“王者承天统理，调和阴阳，阴阳和，万物序，休气充塞，故符瑞并臻，皆应德而至。”严格来讲，祥瑞不在自然灾害的范围之内，它为映衬灾异而写入史籍。由于所谓的天出彩云、禾生双穗同时反映的自然界物象的变化，物候变化能直接反应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可以作为一个较好的气候变化代用指标。灾异通常指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古人对自然界既知之甚少，对自然灾害和异常更无法作出合理解释，遂将一切的变故归之于天，他们先是以为有鬼神亡灵作怪和阴阳失调可致灾异，后来又赋予其超自然的神秘意义，认为灾异是人君失德、国家失政的预兆或征验。

灾异言败之征，祥瑞述兴之符。方志以灾害书写为己任之一，这是其他史书无法比拟的。与其他史籍不同，几乎所有的志书以灾害为必书内容，而且这些内容丰富多彩。以《潞安府志》为例，水旱蝗震之外，其他诸如“异常”“祥瑞”等种类的多姿多彩的内容不下7种200条，这些资料在其他史籍中是无法获得的或者是其它史籍所不屑记录的。尤其是在宋代之后，除《清史稿》外，正史的例目又更回《五行志》，灾害的书写基本上剔除了“事应”的内容，而方志则不然。如《潞安府志》，不仅“灾祥”共书，且“休咎”并举。应当说，在“事应”书写实践中，在正史中找寻重要政治事端以迁就“灾祥”是比较容易的，但在方志中找寻则不易，潞安府所在的晋东南并非权力中心，找寻重要政治事端以迁就“灾祥”尤当不易。值得庆幸的是潞安府在历史上出过重要政治人物，“事应”的发生自然在情理之中。李隆基曾兼潞州别驾，故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这些“符瑞”见于《潞州志》，见于万历、顺治、乾隆版的《潞安府志》，也见于《旧唐书》。从理论上讲，由于地缘的因素，历史上的晋东南再找寻与李隆基有着同样影响的政治人物很难。虽然如此，晋东南地方志中仍然存在大量的“祥瑞”和“事应”的记述。

时间 地点 灾祥与事应 资料来源唐景龙二年（708年） 潞州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帝驰鞭逐鹿潞河获之。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厅事据案假寐，白鹤观道士见赤龙在案。二年八月二十五日，长子县嘉禾合穗。（以在十九瑞数，故录。）二年九月五日，黄龙见州城东。又童谣曰：“羊头山北作朝堂。”襄垣北有仙洞，忽开十数里。魏望气者言上党山有天子气，故太武垒石三封以压之。孝文见此山有伏龙，遂断山东麓以压之，因名疑山。（羊头山在长子，仙洞在襄垣。以在十九瑞之数，故录。）景龙二年八月，嘉禾合穗。有李木连理，在延唐寺内。九月九日，驾宴壶口山，遥见邑东南有紫云光彩夺日，因名山曰紫云。《潞州志》卷第三《灾祥志》唐景龙三年（709年）潞州潞城长子襄垣长治三年三月，元宗至于襄垣，漳水上有赤鲤腾跃，圣皇之瑞也。（赤鲤跃于襄垣漳水。以在十九瑞之数，故录。）三年六月十五日，黄龙再见于伏牛山。（伏牛山在潞城。以在十九瑞之数，故录。）三年九月九日，壶口山东北有紫云，光彩耀目。延寿寺有李木连理。三年九月十五日，将朝京师，使术士韩拟礼筮之。筮未成，一蓍翘立。拟礼曰：“此天人之瑞。”金桥在潞南二里，有童谣云：“圣人执节度金桥。”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此桥朝京师。还师后，州内所居寝堂有紫气，七日不散；宅内及州街有大人迹，长二尺五寸。《潞州志》卷第三《灾祥志》唐景龙四年（710年） 潞州四年，王将朝京师，夜，术士韩礼筮之，蓍一茎，孑然独立，礼惊曰：“蓍立，奇瑞非常也。”帝昔居是邦也，紫云在天，神光烛室，白鹿来扰，黄龙上升，陇出仙洞而神鱼跃山，开禅穴而灵钟韵，谣言合谶，巨迹引途，嘉李旁连，神蓍自立。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祥异一》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泽州潞州后周太祖广顺二年三月，潞州鹊巢平地。是年，河南北旬日无鸟，皆聚泽潞山中，压折树枝，人疾疫，死者甚众。《古今图书集成》第O八九册《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三百三十六卷《潞安府部·潞安府部纪事》金皇统三年（1143年） 高平 皇统三年春三月戊子，五龙复见于丹水。（岁丰稔如祥符。）顺治《高平县志》卷九《丛谭志·祥异》明嘉靖十二年（1533年） 潞安 十二年（癸巳）冬十月十七日夜，星陨如雨，天色遂赤。是岁云中有变。万历《潞安府志》卷十五《纪事三·祥异》明崇祯四年（1631年） 沁州崇祯四年正月，武乡日赤如血（二十七日）；三月州及武乡雨土石（初四日晚，天忽暗，雨土泥石）；五月州雨雹（大如鹅卵，南北各二十里、东西各十里树木摧折，禾稼尽伤，击死牛羊无数）。沁源木冰（十九日，雨，寒甚，树木凝冰成刀枪形）。乾隆《沁州志》卷九《灾异》明崇祯六年（1633年） 高平 冬十一月，高平鵽鸠至，体似雌雉，鼠足，无后趾、岐尾，不能树栖，性敦急，群飞，集若猬毛。（高平志）雍正《泽州府志》卷之五十《祥异》明崇祯九年（1636年） 襄垣 襄垣、长治桃李秋华。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三《祥异二》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 阳城 三月，阳城天赤，日月无光。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祥异二》

时间 地点 灾祥与事应 资料来源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 襄垣 十四年二月己酉，襄垣日光如血照耀，皆赤。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祥异二》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黎城长治十六年（癸未），八月十四日夜，黎城县星月皎洁，绝无云雷，一龙蜿蜒上升，金光闪烁，户牗皆黄。冬，鬼哭。（郡城东南隅为闲田旷野，素称阒寂，至是毎入夜辄闻鬼哭声，其声甚哀，千百为群，嚎啕断续，渐远渐微，阴晦尤甚。如是三月。越明年，闯贼渡河，郡城不守。）顺治《潞安府志》卷十五《纪事三·灾祥》乾隆《潞安府志》卷十一《纪事》

地方志中涉及“祥异”的内容，体现了明代以降地方社会中士人在地方社会中观念的变化。首先，地方志的撰修者主要由士人完成。这些拥有功名身份但无官职的士子既是进行地方治理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是民间力量的中坚，在官民体系中扮演着中介角色。所以，他们在对问题的审视上有着与官、与民不同的立场。其次，他们的职责与国之大儒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主要是“济国家法令之所不及”，更在意地方民情，同时，他们也担承“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的职责，有为民立言、立功的情怀，但“端在司牧”，解决必须通过官方途经。其三，方志中的祥异观，也是地方士子审视历史后所形成的理性认知，由于政府提供给士子参与管理的机制不甚健全，祥异观便演化成为地方意志的微弱呼号。

三、自然灾害和物候异常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对于“冷暖期”和“宇宙期”，学界基本上是认同的，但在一些具体细节上，学者观点各有不同。在竺可桢研究的基础上，有的学者进行了深化研究，张丕远等通过对二千年来中国旱涝史料的研究，认为，11世纪以前中国历史自然灾害处于低发时期，11—12世纪，灾害迅速增加，到14世纪迅速增多，在19世纪进入灾害群发时期，期间，中国气候变化在三个时间节点上经历了三次突变①张丕远，王铮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辑）》1994年第9期，第998—1008页。：一是280s’，此前气候温暖，灾害较少，此后进入南北朝最寒冷期，其中380s’—540s’气候波动、干旱严重；二是880s’，880s’前，气候处于小温暖期，880s’气候突变，一直到10世纪出现一个小的寒冷期，此后，气候逐渐变暖，南方洪涝增多；三是1230s’，气候再次突变，致1230s’—1260s’出现一个小冰期，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前期进入小冰期盛期；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和16世纪末17世纪初出现峰值，14世纪及其前和18世纪及其前出现谷值，进入到19世纪群发期。

图1 晋东南自然灾害与物候异常折线图（（1401—1900）

整体来看，晋东南自然灾害与物候异常的长时段的波动曲线是趋于一致的，而这个曲线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历史气候的变迁。细节上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灾异”和“祥瑞”对气候变化反应的不同。在气候的寒冷期，“灾异”与自然灾害更加趋同，而在气候的温暖期，“祥瑞”的增加则使物候异常游离于自然灾害的折线。

首先，晋东南自然灾害明显呈现两个阶段、三个异常期和两个峰值。14世纪及其以前，晋东南自然灾害历史记录的数量很少，而15世纪以降则呈现突然爆发的趋势；其间，3世纪、10世纪、12世纪出现异常期；15世纪以后，自然灾害在高位振荡，17世纪和19世纪出现峰值。而物候异常的变迁路线与自然灾害的发展进程有类似的地方，以14世纪为界限，前期平缓发展，而后期在高位振荡，与自然灾害的振荡时间和幅度基本类同。

其次，晋东南物候异常在5世纪和8世纪有一个向上波幅，是当时气候变化的表征。5世纪的波动与中国自然灾害其中380s’—540s’气候波动期存在较大时段的吻合，这个时段既有“勒生时赤光满室，白气自天属于中庭，见者咸异之。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曰：‘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长而壮健有胆力，雄武好骑射。曷朱性凶粗，不为群胡所附，每使勒代己督摄，部胡爱信之。所居武乡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铁骑之象，家园中生人参，花叶甚茂，悉成人状。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①（唐）房玄龄：《晋书》卷一百四《载记第四·石勒上》《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7页的异象出现，也有“上党郡献白雉”②（清）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祥异一》，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的吉祥呈现。8世纪的物象异常的增多主要是瑞异的增多，这反映了当时气候变暖的情况。晋东南方志文献中记录了当时再现的一系列瑞象，使这一时期的祥瑞数达到了一个峰值，从600到900年的这个时段成为晋东南方志文献记录相关内容最集中的时段。以动物瑞异的记录为例，有天象表庆者：“元宗兼潞州别驾时，境内有黄龙升天，尝出畋，有紫云在其上，后从者望而得之。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有河边迎祥者：唐景龙二年（708年）“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帝（李隆基）驰鞭逐鹿潞河获之。”有水中呈祥者：唐景龙“三年三月，元宗至于襄垣，漳水上有赤鲤腾跃，圣皇之瑞也……”③（明）马暾纂辑，长治市旧志整理委员会整理：《潞州志》，中华书局1995年，第111页。亦有地上显异者：“景龙三年六月，黄龙见伏牛山。”④（清）张士浩修，申伯纂，《潞城县志》卷之八《杂纪志·灾祥》，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刻本。

第三，历史气候温暖期，晋东南方志有“年”和珍稀动物的记录频现。在两汉温暖期内，晋东南地方志记载的丰年增多，“汉五凤中，岁数丰，黎潞谷大熟，至石壹钱，农人少利。大司农耿寿昌上言籴上党郡县谷增其值，民称便。”⑤（清）程大夏修，李御、李吉纂：《黎城县志》卷之二《纪事》，清康熙廿一年（1682年）刻本。汉书也载：“至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宣帝即位，用吏多选贤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谷至石五钱，农人少利。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以善为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五凤中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从其计。”⑥（汉）班固：《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第四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1141页。至280s’气候突变前的西晋“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凤凰见上党高都，白龙见太原郡”。⑦（清）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祥异一》，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进入7世纪至10世纪的温暖期，方志中连续出现了丰稔和珍稀动植物的记录，是历史上晋东南同类记录最为频繁的一个时期，且记录的时间提前到6世纪初，北魏“熙平元年（516年）二月，赤乌见。”⑧（清）叶士宽修、吴正纂，姚学瑛续修、姚学甲续纂：《沁州志》卷九《灾异》，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增刻本。，《魏书·灵征志》载，是年是月赤乌见肆州秀容。稍晚，东魏元象元年（537年）“上党郡上言木连理。”进入7世纪后，物候异常中的瑞异记录频次开始增多，从贞观元年（627年）“潞州献嘉禾”①（清）觉罗石麟修，储大文纂：《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二《祥异一》，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刻本。始，至北宋淳化三年（992年）：“潞州上嘉禾，异垅合穗，有图诏示群臣。”②（明）周一梧等纂修：《潞安府志》卷十五《纪事三·祥异》，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据东京图书馆藏万历四十年刻本点校，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2006年，第385页。瑞异的记录连篇累牍。景龙元年（708年）四月，当时22岁李隆基以临淄王的封爵和卫尉少卿的四品官职，任潞州别驾三年间，“前后符瑞凡一十九事”是晋东南历史上瑞异频度最密、数量最多的时期。尤其重要的是，方志中多次出现白鹤和白鹿的记录，鹤的记录，在晋东南的方志中仅见于唐代。这些动物一般栖息于开阔平原的沼泽草地、苔原沼泽、湖泊岸边等暖湿的环境中，可见当时的气候环境十分温暖湿润。

气候变化对于自然灾害及物候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反过来，也可以通过研究自然灾害与物候异常来了解历史气候的变化。但是，利用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及物候变化的关联性去确定气候变化对自然灾害及物候变化的强度及频率的影响还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同样，也无法利用自然灾害及物候变化的强度及频率去确定气候变化的尺度。而且除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及物候变化具有关联外，自然灾害与物候异常间也具有关联性。民间所谓“大灾之后有大疫”就是对这一现象的概括。历史文献所记述的物候异常中，有些能够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而有些则因其语焉不详仍难以进行深度解析。对这种现象古史中存在着迷信解释，故长期以来为史界所不屑。本文关注这些现象是希望更多的研究者投入精力对其进行研究，以期尽早解开这些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