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小田

财经专栏作家。历任证券公司、银行等金融机构高管。专注资本市场、投资理财等财经领域写作，为新浪财经、腾讯证券等多家主流财经媒体特约撰稿人。

在电视剧《我是余欢水》中，十年前的余欢水，畅想若干年后的世界，是一个坐在家里面，用手机点一点，就可以将外卖送上门的时代。作为一个有志青年，余欢水虽然后来成了一名电缆销售人员，没有实现他曾经的创业梦想，但这个外卖时代的来临，却真真实实地实现了。

从2010年到2020年这波澜壮阔的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智能手机普及的十年。一方面，中国经济从投资驱动型向内需消费驱动型转变。随着人均GDP提高至1万美元附近，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消费者越来越愿意花钱追求快捷方便的服务。另一方面，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和制造业，开始转向生活服务领域。大量生活服务业劳动力的供應，加快了即时配送新业态的发展，以至于在外卖领域，中国遥遥领先于发达国家。

然而，除了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经济的面貌之外，外卖行业的诞生乃至壮大，更深层次的意义，是对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贡献。在4月23日的一次活动中，外卖行业龙头公司饿了么就宣布，仅在2020年就将联合国家级贫困县的就业和扶贫部门，建设100个“骑手村”，提供2万个骑手新增就业岗位。2万个就业岗位啊，还只是这一年的贡献，这2万个就业岗位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从下面的故事中就可以看见端倪。

临泉县，位于黄淮平原的西南端，安徽省西北部，隶属阜阳市。对于中国大多数地方的人来说，临泉几乎是一个没有听说过的地方。不过，这座寂寂无闻的小城，却拥有230万户籍人口，是安徽省人口最多的县。临泉的经济非常落后，如此众多的人口，却只有200亿元左右的地区生产总值。一直到2019年，临泉才摘掉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对于临泉很多当地人来说，出去打工，是赚钱谋生的唯一出路。

现今36岁的蔡矿华，小时候跟着父亲在淮北的矿上长大，目睹了这一片地区的贫穷。人们出售苦力，在设施简陋的矿厂冒着生命危险劳作。十几岁的时候，蔡矿华的父亲在井下遭遇事故，几根手指被截断，母亲吓得失了魂。看到父母的经历，蔡矿华决心绝不走父亲的老路。

在外打工几年后，蔡矿华2016年回到临泉，当时正好外卖经济兴起，他误打误撞成了一名骑手。如今，蔡矿华跑单在站点内靠前，月入过万，而当地平均薪资基本在4000元左右。蔡矿华家庭的经济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当地政府为了发展经济、解决就业、提高人民收入，在对外招商引资上下了大功夫。像临泉这样的县，没有别的资源禀赋，招来的企业，大多看中的是临泉的农业条件。如今，在临泉，有中药材种植项目，有牛羊肉加工项目，有生猪养殖项目，还有建材汽贸等投资。通过大的投资，引入沿海的产业转移，拉动本地经济，是非常直观可见的一种策略。不过，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悄悄发展起来的外卖行业，竟然成了解决就业的大户，而且外卖员群体的收入，甚至远高于企业工人——这是规划中未曾预料到的。

最新发布的《2020饿了么蓝骑士报告》中提到，饿了么已累计为国家级贫困县提供了近30万个骑手就业岗位。很多人通过从事送外卖这个行业，实现了脱贫，这正是市场经济的力量。根据饿了么这个报告，在实现骑手就业人数最多的县域中，有60%为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县骑手的平均月薪能够达到5819元，比2019年全国城镇平均工资3530元高出65%。骑手成了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行业。在贫困县，这个职业不仅是一个能够让人脱贫的行业，甚至是一个让人能够致富的行业。“一人跑单，全家脱贫”，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触手可及的现实，而且这个门槛很低。

蔡矿华如今育有一子一女，靠着送外卖的收入，他的确存在一种希望，就是在县城买一套大房子，让妻子和子女住进去，让一家人过得更好。一个人的就业，背后是一个家庭的幸福，虽然这种幸福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对于有些人来说，这就是一切。

在政府的规划中，到2020年，中国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10年前，当提出这个脱贫目标时，很多评论认为太过艰难且不现实。彼时，按照标准，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超过1亿人。到2019年年末，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只剩下551万人。这一脱贫成绩令世界瞩目。到2020年，实现全国贫困人口清零不是一个梦想。蔡矿华也许是这个时代脱贫的一例，但是他的背后，是容纳了500万人就业的外卖员群体。只是这一个群体就解决了数百万人口的脱贫。作为一个职业，外卖配送人员对于中国脱贫攻坚的任务来说，显得无比重要。

送外卖这个职业还给落后地区的人们提供了一种出路：他们不再需要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让老人和小孩在农村留守，他们不需要再品尝家庭离散的痛苦。

40岁的郑允，是一个女性骑手，刚刚从事外卖工作两年。过去20年，她在广州打工，在杭州打工，从未在家乡阜南县尝试过找工作。如今，她返乡做骑手，单子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8000元，这在当地是很不错的收入。尤为重要的是，在本地工作，她有了更多的时间，能够陪伴孩子的长大。郑允会利用跑单的间隙，回家给女儿做饭，然后晚上再出来跑一会儿。这种生活状态，她觉得特别踏实幸福。

“社会主义的一个观念就是，要让每一个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英国的一位经济学家如此说道。中国在努力实现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要面临的现实非常严峻：这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虽然它的经济体量很大，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竭尽所能地发展很多的行业，才能实现充分就业。即便是贫困人口清零，中国的低收入群体的规模依然庞大，怎么提高他们的收入呢？

扶贫攻坚不仅是一项政治任务，更是一个现实的课题，它挑战中国所有的有识之士。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考验的是他们的智慧。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之外，在县城，在城市，也有收入略微超出官方贫困线的人群。要持续帮助他们脱贫，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中国政府采取了很多方法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投入了上千亿元的资金，提供了上万亿元的贷款，这些扶贫工作往往围绕农村地区展开。在城市中，改善居民生活水平的工作主要交给了市场经济。日益兴起的互联网经济，通过线下配送这个行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起到了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很多行业被迫停止营业，这些行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人群在外卖配送领域找到了工作。互联网经济的崛起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它不仅解决了疫情中的就业，还实现了自己的商业价值——通过为足不出户的消费者提供服务，满足了社会经济运转的基本需求，还创造了新的商业价值。

这就是我对于中国经济的韧性之强感到有强烈信心的地方。在文中已经提到的饿了么的报告中，还有这样的一组数据：56%的骑手拥有第二职业。拥有第二职业的骑手中，26%为中小创业者，21%为技术工人，4%为自媒体博主，1%为环卫工人。那些创业者、技术工人、自媒体博主，他们在业余时间还送着外卖。你们说，有这样勤劳的人们，我们有什么信心不对中国经济的未来感到乐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