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谢冕 新诗 现代性 个性

如果承认现代性的三大内涵是科学、民主和个性，主张现代汉诗是用现代汉语和现代诗体，记录现代生活，抒发现代情感，倡导现代精神，培养现代意识的语言艺术，那么不难发现谢冕既是一位现代人，也是一位现代学者。谢冕出版了数十部书，发表了上千篇文章，组织、参与过上百次新诗活动，写过近百篇开幕词或闭幕词。“现代”一词是他所有“新诗活动”的关键词，他一生都在探讨“怎样现代，如何新诗”，致力于新诗的现代性建设。通过倡导个性解放、民主意识和科学精神，来培养现代国人，打造现代中国。“现代”在他20世纪80年代问世的五部诗论著作和两篇诗集序言中，“生根发芽”，“根正苗红”地“茁壮成长”，最后成了当代新诗评论界一棵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

重视现代性的个性内涵是谢冕诗论的最大特色。2016年11月9日，谢冕在我主办的“中国现代汉诗研讨会”上的发言是对这一特色的“一脉相承”式总结：“最近在思考现代汉诗，即中国新诗的一些问题……诗歌如何适应时代，向内适应时代，向外走向开放，这才是很大的问题……终究新诗新在什么地方，就是新在創造了一种空前自由的表达情感的方式……从郭沫若到艾青到穆旦，这一系列的诗人，他们的歌唱方式，他们的语言方式和古代诗人有绝对的大不同，那么这个就是由于我们开放的结果，就是因为开放。”a1986 年10 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现代诗人论》。这本书的关键词就是“现代”，书中专章讨论了这段话中提到的郭沫若和艾青，“后记”中提到穆旦，新诗界出现的“穆旦研究热”是多年以后的事情。这三位诗人是谢冕认可的最重要的“中国现代诗人”。

尽管谢冕在这次会议的“致辞”中用的是“新诗”而不是“现代汉诗”，但他仍然强调这种抒情文体的“新”。他说：“我们的会议题目叫作‘现代汉诗，我没有用这个概念，王珂用了，王光明也用了现代汉诗。我用的是‘中国新诗……我们与其来谈论那些悲痛的历史，我们倒不如来谈论文化的传承与建设……诗歌看似无用，其实它是永恒的，它给我们带来希望。我们从事着的事业，我常说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一个做梦的事业，谁都会做梦，也做各种各样的梦，诗歌就是让我们做梦的，让我们幻想的，提醒我们要去想象的。谈论诗歌，就是谈论一种非常高远的事情，谈论一种非常恒久的事情。”

这段由八十四岁老人说出的话既回答了谢冕为何数十载“为诗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如同与他大致同龄的新诗学者吕进、吴思敬、孙绍振、叶橹、刘士杰，当代文学学者张炯、洪子诚，现代文学学者孙玉石，文艺学学者童庆炳等人一样，都有“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都既是“艺术至上者”，又是“爱国主义者”，都想通过“审美现代性建设”来完成“启蒙现代性建设”。与同时代很多学者不同的是，研究新诗让谢冕长寿和快乐。他不是“以苦为乐”，而是“苦中作乐”，更是“乐在其中”，他既感受到新诗研究的“道”和“好”，更享受到其中的“味”和“美”。最大的原因是他比很多学者都推崇“现代”中的“个性”，他的“新”诗中的“新”有更多的“现代”意味。

2005 年谢冕把姚学礼称为“西部现代诗人”，也可以呈现出他的“现代”观念。“因为在我印象中我总认为乡土诗是那种比较直接写乡村生活，表现乡村一种生活场景很具体亦难免琐屑的一类诗。另外一个原因是多半的乡土诗都是很传统，都是五言七言体的歌谣式的东西。所以从心底里有些距离……姚学礼应是充分表现了西部生活的现代诗人。从‘五四运动以来的乡土诗的发展是极其缓慢的，它总是带着牧歌式的浪漫和激情在原地徘徊。乡土诗作为一种取向，应该寻求新的发展，不应只是一条窄小模式和路子，它不能只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应该和所有的新诗一样，要在大众化、民族化和向民歌学习的基础上而勇敢、敏锐和创造性地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新文学传统进行对接，以新的生存状态参与世界新诗……他的诗不仅是乡土的，而且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古典、乡土、现代，这些质素在他的诗中得到自自然然的融合。”c 谢冕对乡土诗及乡土诗人不满的原因是缺乏“现代意识”，那些诗人不配称为“现代诗人”，他理想的乡土诗的三要素是古典、乡土和现代，最重要仍是“现代”。

谢冕最早的五部诗论著作可以呈现出他的“现代”“日渐丰满”的轨迹。

“现代”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出版的诗歌评论集《湖岸诗评》中“初露端倪”，第6 编“诗短论”中的《诗和时代》《诗歌在战斗中前进——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七年诗歌漫笔》强调“与时俱进”。

“现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的诗歌创作论专著《北京书简》中“潜枝暗长”，出现了《诗与人民》《诗与时代》《诗与政治》等文章。

“现代”在春风文艺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的诗歌论文集《共和国的星光》中“图穷匕见”。《论中国新诗传统》的子目录为：一、它写着两个大字：创造;二、多样而丰富的艺术探求;三、始终活跃着战斗的生命。这里的“创造”“探求”“生命”三个词几乎与“传统”无关，而与“现代”有关。《在新的崛起面前》更是强调创新。这是当年轰动诗坛的“三崛起”中的最早“崛起”。王光明1984年9月在为《中国现代诗人论》所作序言的一个小标题是《一个有风格的批评家》，“风格”完全可以用“个性”来替换。如果“个性”是“现代性”的要素之一，谢冕就堪称“现代性批评家”。洛阳纸贵的《在新的崛起面前》是谢冕最有“个性”及“风格”的诗论，这种“个性”更能呈现出丰富的“共性”，让它成为那个时代的“诗歌宣言书”甚至“政治宣言书”，成为一代青年的“行动纲领”，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王光明是谢冕的学生，比谢冕年轻二十多岁，也认为它有点“浮泛”：“《在新的崛起面前》最早发表在一九八0年五月七日的《光明日报》，它所激起的波澜至今还没有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刚提出问题就做出结论，把新老诗人探索内容与形式的突破时写出的一些‘古怪诗篇，归结为‘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方式的结果，确实失之于浮泛。”d 这种“浮泛”正显示出谢冕对“现代”，尤其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推崇”。在1980 年，这种推崇有“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效果，是“智者勇者”的“先知先觉”，要背负“崇洋媚外”的骂名。这组以“探索”为主线的文章更是在系统地鼓吹“现代”：《诗歌，写人民的真情——对于当代诗歌的探索之一》《呼唤多种多样的诗——对于当代诗歌的探索之二》《让“自我”回到诗中来——对于当代诗歌的探索之三》《道路应当越走越宽——对于当代诗歌的探索之四》。 这本诗论著作中还有两篇文章也如出一辙地强调“探索”。《我们需要探索——〈诗探索〉发刊词》和《迎接诗的新时代》（子目录为：一、飞跃的发展，一个勇敢扬弃的过程;二、一代人在觉醒，新的力量的崛起;三、多样的、真正宽广的道路，是中国新诗的希望）。这种探索持续到今天，谢冕当年写发刊词的中国大陆唯一的新诗理论刊物《诗探索》还在办刊，谢冕仍然是主编。

“现代”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诗论集《论诗》直接涉及现代性中的“个性”，强调诗的使命在抒情，代表性文章有《要点是感动，是爱》《激情是诗的薪火》《我宁愿它是苦涩的》，尤其是《个人情趣与时代精神》提出了“个人情趣”。

“现代”在重庆出版社1986年10月出版的诗人论集《中国现代诗人论》中，“匕首变成了投枪”，高扬起“现代”的“个性”大旗。如封面的“内容简介”所说：“本书作者谢冕，是当今著名诗歌评论家。本集所收文字，是作者多年来对于诗歌的微观研究的成果，其特点是史与论的结合、批评与艺术的结合。本书首冠总论二篇，其一综述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历程，其二阐发作者对当代诗歌的思考。正文二十二篇，分别论述中国现当代有影响的诗人及其作品;其中三篇，专论中国现代女性诗、爱情诗及天安门诗歌。”e22篇诗人论“命名”了多位“现代诗人”：《凤凰新生的狂吟——论郭沫若》《死水下面的火山——论闻一多》《云游——论徐志摩》《寻梦者的等待——论戴望舒》《真诚，他素有的芬芳——论何其芳》《他依然年轻——论艾青》《“海的子民”的歌吟——论蔡其矫》《一朵奇异的云——论公刘》《孔雀已经归来——论白桦》《在诗歌的十字架上——论舒婷》《北方的岛和他的岸——论北岛》。以上11位诗人的“现代品质”经得起三十多年的考验，让今天的诗评家不得不佩服当年也是中年甚至青年诗评家谢冕的“慧眼”。

王光明的《谢冕和他的诗歌批评（代序）》说：“在这些诗人论中，谢冕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可以信得过的诗人和风格的肖像。第一，评人和论诗熔为一炉，真正把诗作为诗人‘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马克思语，体现‘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第二，能把思想感情分析和艺术审美分析统一在行文中，没有把内容与表现分开论述的缺点，更没有以思想、道德分析为主，再加一点隔靴搔痒的艺术评语做点缀的弊端。第三，从不把诗人的思想和艺术风格当作静止不变的东西，而是注意其变化和运动，捕捉相对稳定的因素，看它如何在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和摩擦中得到合乎逻辑的发展。”f 这段话中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作家的风格”“内心生活”正是现代性所强调的“个性”，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谢冕诗论的“现代”几乎可以用“个性”来替换。

年輕的北岛和舒婷能够入谢冕的“现代法眼”，与郭沫若、艾青、徐志摩等“相提并论”，正是因为他们有“个性”：北岛创造了一个世界;舒婷提出了一个命题。“中国当代诗歌的规格化倾向在新诗潮兴起之前已趋于极限。北岛的诗歌实践，是对于统一化的艺术模式的冲击。……北岛创造了一个世界。现实世界的遗憾，它的残缺和断裂，它的痛苦期待和心灵的战栗，浓厚的负重感和潜在的执拗的追寻。在这个艺术世界里表现得相当充分。这是北岛的独立的世界。”g“她是动乱结束之后最明确地提出‘人的命题的一位诗人。她的著名诗篇《致橡树》，一九七九年公开在《诗刊》上发表后便传颂一时。她的平等的爱情信念深深地打动人心……在中国，女性争取独立的人格和自由，依然是激动人心的题目。但把《致橡树》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加以思考，它的内涵却非爱情所能概括。舒婷的诗出现在……面对世界现代文明的时代，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人的独立自尊的宣言……所有的人与人都是平等的。

谢冕在“后记”中说：“现在出的这本书，是我多年来对于诗歌的微观研究总的努力的一个部分……入书或未入书的诗人，都不能被认为是一种有意的选择，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入书的，例如胡适的题目我是有兴趣的，但由于没有机会而未写。又如《九叶集》的诗人们，除穆旦我没有机会见到以外，其余各位都是我可亲的师友，我对于他们的创作有自己的评价，但也没有机会发表见解。本书只是我零星工作的积累，它并不体现我的选择原则。

这段话写于1986年元旦。这段话是“话中有话”的“夫子自道”。虽然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年代，但是在1986 年前后，诗歌生态比较“微妙”，政治上相对保守。尽管不能写出来或者发表出来，但是谢冕如钟嵘写《诗品》般巧妙地给新诗史，尤其是当代新诗史上的诗人们“归类”。至少这本书给了读者一个“现代诗人”的“基本概念”，“现代诗人”除了书中论述的诗人，还要加上胡适和九叶派诗人，尤其是穆旦。我读这本书时正在重庆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读研究生，它帮助我厘清了哪些诗人是“现代诗人”，还让我了解了这些现代诗人为何“现代”，因为这些诗人都有现代性推崇的“个性”。

即使当时是专业做新诗研究的研究生，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也没有听说过蔡其矫，觉得他进入此书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蔡其矫、谢冕和王光明都是福建人。但是谢冕评论中的第一句话就让我“恍然大悟”：“在众多歌唱中我们容易辨出他的歌音……是的，他的诗，性格是双重的，刚劲和柔丽、奔放与细腻奇迹般地统一在他那不受拘束的诗行中。”！这篇诗评写于1982年3月，文后注明与王光明合作。谢冕早在1982年就敢承认“诗人的个性”，让人有“石破天惊”之感。因在福建工作，世纪之交我与蔡其矫接触过，感觉到他是一个生命力极其旺盛，有着马斯洛所讲的那种具有强烈的审美需要的“可爱”老人。2003年8月，我与谢冕同机飞北京时，他还向我盛赞蔡其矫的“三美主义”——美文、美食和美人。2007年在北京一次诗会的宴会上，我见到年近九十的蔡其矫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迎上前去与肚皮舞表演者“共舞同乐”。北岛曾这样描述蔡其矫：“1975年冬，我在艾青家认识蔡其矫，那年我26岁，他57岁，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第二天蔡其矫就来我家串门。……他引导话题，从诗到政治到性。……蔡其矫命途多舛，却毫不世故，嬉笑怒骂，如赤子般坦荡。……创作是私下的事，大家凑到一起则变着法儿玩……他的老式莱卡相机，镜头跟主人的眼睛一起永远忠实于她们。大家当面恭敬，一口一个‘蔡老……便携录音机的出现把郊游推向高潮——野外舞会应运而生。……音乐响起，只见蔡其矫独领风骚，他腰板笔直，昂首含颌，带着女孩儿旋转。”！

北岛的回忆让蔡其矫的“个性”跃然纸上。“军人出身”又是“教授”的谢冕生活严谨，“作风正派”，惺惺相惜，却非常欣赏他的福建老乡蔡其矫为人为诗都独具的“个性”。1949年后，高中生谢冕参军当了“文化教员”，2003年我陪他到战斗过的南日岛，他告诉接待我们的海防团团长，当年的“文化教员”相当于“排长”。

把蔡其矫写进此书需要勇气，把穆旦写入“后记”中也需要智慧，在“后记”中有意识地提及就是肯定了他“现代诗人”身份。在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改革开放是时代主潮，但仍有“杂音”。宽松而有节制的上层建筑，是那个时代中国能够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现在已经公认“颓废”是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之一，“颓废”是判定穆旦是“现代诗人”的重要指标。当时新诗研究界不但不敢肯定“颓废”，更不敢承认穆旦诗歌的“现代”。如穆旦的老同学袁可嘉发表于《读书》1980年第7期的《〈九叶集〉序》把穆旦定性为“爱国诗人”“人民诗人”，强调他的诗有现实主义和中国特色：“在四十年代初期，这九个作者大多还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从历史上做出过贡献的新月派、现代派的技巧上受到过一些启发，但他们注意反映广泛的现实生活，不囿于个人小天地，没有颓废倾向……这种悲痛、幸福与自责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心情使穆旦的诗显出深度和厚度。他对祖国的赞歌伴随着深沉的痛苦和严厉的自责，是‘带血的歌。”

在当代诗坛，谢冕是名副其实的“新诗导师”，他带过王光明、张志忠、高秀芹等很多优秀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和访问学者），他还有很多“编外弟子”，鼓励指导过很多青年诗人。在我们青年诗评家群中有一个“谢冕为何成不了富翁”的说法，答案是他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无偿献给青年诗友，接待来访，写序写评，他“总是心太软”来者不拒。徐兆寿是我在西北师范大学任教时当顾问的学生诗社“我们”诗社的社长。1997年春天，时任西北师范大学宣传部干事的他与历史系本科生严文科去北京，谢冕在北大芍园家中接待了他俩，谢冕妻子陈素琰还为他们拍照。

1987年的谢冕比1986年的更富有战斗精神，更成为倡导现代诗及现代意识的“急先锋”和“革命导师”。他为青年诗人写的两篇序言尤其重要，是当代新诗现代性建设历史上的重要诗论。这两篇序言都大力“鼓吹”新诗的先锋性及实验性，实质上是在倡导新诗的现代性。当时青年诗人主要由“校园诗人”和“社会诗人”两方面军组成。一篇为校园诗人的“实验诗”写作指明了方向：“在现代中国，诗有无可胜数的通道，信念不同的诗人都力图说服他人，他的那个通道最佳，但是，倍嘗只有一个通道而不堪拥挤之苦的人们，如今只相信一个秩序，即所有的通道都将引导我们。大学生诗歌为我们提供的，也正是这样的启示。从1977年以来，它向我们展示了繁纷的而不是单一的诗歌实践。”！“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迄于今的十年，中国高等院校的校园诗以先锋性的思想艺术探索，在每一个时期都率先迈出了艺术变革的步子。”！

另一篇为“社会诗人”的“标新立异”提供了“借口”：“在中国当前的文学变革中，诗似是一个不讨人喜欢的顽童。它不合常规地一径向前奔泻而去。习惯于固有秩序的人们为此感到怅惘。而它仍然前进，渐行渐远，以至于难辨其来去的踪迹了。”！把先锋性视为新诗最重要的特征极大地“解放”了诗人，尤其是青年诗人的“创造力”，让“先锋诗”“实验诗”“新潮诗”成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流行语”。《当代诗歌》专门开设了“新潮诗”专栏，发表的诗作及诗观连当时的《星星》诗刊主编叶延滨都觉得不可思议。1987年《当代诗歌》第5期发表了《一只没有壳的气球——读〈当代诗歌〉1987年1月号的“新潮诗”随想，兼议“非非主义”的主张》。《当代诗歌》1988年第3期发表了周伦佑的反驳文章——《语言的奴隶与诗的自觉——谈非非主义的语言意识兼答一位批评者》。“继‘朦胧诗之后，‘第三代诗歌正在成为当代诗坛上引起争议的热点，作为‘第三代诗歌前卫的非非主义，一出现便受到了海内外诗界和理论界的广泛注意，十多家刊物（包括《当代诗歌》）转载和介绍了非非主义的作品。当然也有批评，叶延滨刊登于《当代诗歌》1987年第5期上的文章便是一例。”！借用西方意识流及“自动写作”完成的《观海》是我在公开刊物发表的第一首诗，也发表在《当代诗歌》1988年12期的“新潮诗”专栏。

谢冕的“鼓励”使潞潞在“现代”大道上“一路狂奔”。他1991年出版的第二部诗集完全保留了第一部诗集的“先锋”特色。在封二的《致读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这些诗从多方面展示了诗人丰富而细腻的内心世界……无一不带有极其独特的个人风格。”！1997年出版的《潞潞无题诗》，是当时诗坛少有的独树一帜的“实验诗”。2000年3月8 日韩作荣在潞潞的第四部诗集《一行墨水》的序言《潞潞诗歌的魅力》中赞扬说：“潞潞创作的高峰，是他在九十年代所写的47首无题诗。仅仅578首短章，却写了五年。……读这些无题诗，我也曾感到惊异，那处梦呓般的自言自语，笼罩在一种巨大的忧伤之中……诗人用语言繁殖着语言，又用语言背叛了语言……”

2019年3月17日，我去太原潞潞家中采访，他再三强调他的诗与山西诗人的现实主义诗歌有本质差异，他完全是一位现代主义诗人。2019年4月28日，在太原师范学院主办的“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学术研讨会上，他做“主题发言”，列举了外国诗歌，尤其是现代派诗歌对他的影响，再次宣称自己写的是具有现代精神的现代诗。在会议期间，他给我谈到了二十多年前谢冕给他的“现代诗人定位”的巨大影响，正是谢冕给他指明了“现代”“前进方向”，他才能成为当代新诗史少有的几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现代诗人”，能够超然于所处的过分强调“现实主义”的诗歌生态之外。现实主义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越来越“泛滥”，曾产生了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山药蛋小说”的山西诗坛更是重视现实主义诗歌，产生了董耀章、梁志宏等优秀诗人。但是坚持“现代主义”的潞潞影响了山西诗坛的几代诗人和诗评家，如金汝平、王立世、闰文盛、白杰……让现代主义诗歌成为山西诗坛的一股“清流”，还影响了《名作欣赏》《山西文学》等刊物。《名作欣赏》发表的新诗欣赏文章也偏重向读者推荐现代主义诗歌，2007年还推出了“文学三十年诗歌专题”，我应专栏主持人罗振亚邀请写了昌耀的《内陆高迥》，罗振亚出版过《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

在中国当代诗歌评论界，有很多“伯乐”，如与谢冕同辈的吕进（我的硕士生导师）、吴思敬（我的博士后导师）、蓝棣之、任洪渊、叶橹等，有的偏重当“诗坛引渡者”，如吴思敬，扶持了很多年轻诗人，他创办的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成了堪与《诗刊》社的“青年诗会”媲美的“诗人黄埔军校”。他培养出张大伟、霍俊明、张立群、王士强等诗评家。他很早就写过欧阳江河与舒婷的评论。“《致橡树》是舒婷的名篇，写于1977年3月。1979年4月在《诗刊》发表后，便以其鲜明的女性意识、崇高的人格精神和对爱情的热烈呼唤，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共鸣，被多种诗歌选本选入，并成为朗诵会的保留篇目。”！吕进也是桃李满天下的“诗坛引渡者”，培养了李震、蒋登科、张德明、杨四平等评论家，扶持过傅天琳、梁平等多位诗人。他早在1985年就赞扬过舒婷的《神女峰》：“舒婷的《神女峰》也是‘无理而妙的诗篇。诗人用女性的温柔笔触，写出了对神女峰的反常心态，从而强化了爱情的方题，奏出当代青年心上的乐音。”

诗坛既需要“引渡者”，也需要“指路人”。“引渡者”的特点是“因势利导”，很少会“逆流而上”。“指路人”的特点是“高瞻远瞩”，大多会“高屋建瓴”，因为旗帜太鲜明，会被人认为是“重整朝纲”。两者都是“名师”，但“引渡者”通常是“慈师”，“指路人”通常是“严师”。当代诗坛，像谢冕这样“旗帜鲜明”地当“诗坛的指路人”的诗评家不多，不仅需要真才实学，还需要“堂·吉诃德”斗风车的激情，更需要现代性的“个性”，这种“个性”还要融入现代性的另一大内涵“民主”，诗评家不能一味地“包容”诗人的“个性”，应该让诗人处在宽松又有节制的诗歌生态中。谢冕被诗人喜欢，是因为他的“宽松”，被诗人骂，是因为他的“节制”。所以20世纪90年代后期当他的大学同班同学诗评家孙绍振主张“向诗的败家子开战”时，他却以“喟叹”的方式来“警示”诗坛：“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诗离我们远去”。当年孙绍振对我感叹说：“谢冕总是心太软！”这充分说明谢冕多么尊重“个性”。

我与孙绍振在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共事十七年，听到他对同辈诗评家的很多评价，有很多“金句”。他说：“吴思敬具备了北京人的所有美德。”这个结论说明吴思敬比谢冕“心更软”，更“温柔敦厚”。我曾在一文中称为他“慈师”。所以吴思敬在七十寿庆时被赞誉为“诗坛的引渡者”，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霍俊明主编的《诗坛的引渡者——吴思敬诗学研究论集2012年》。他不像谢冕那样受到一些青年诗人的攻击。

尽管是“诗坛的指路人”，谢冕还是偏爱有个性有气质的诗人。2000年8月23日，谢冕给同辈诗人木斧写信说：“在炎热的夏日里得到你的《书信集》，身边骤然消凉了。你寄友人的诗简中，有许多我熟悉的身影，你的诗句重现了他们的声容笑貌，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气质，如牛汉是一只受伤而又坚强的斑斓的华南虎，而‘虎的性格是永远不会改变的。”谢冕与牛汉私交极好，原因是他喜欢牛汉的“虎的性格”。他在《中国现代诗人论》的《献给他们白色花——论〈白色花〉的二十位诗人》中提到了牛汉。“牛汉则以浩瀚的笔墨写了鄂尔多斯草原上的沉淀着远古的悲哀和囚禁在冰层里的生活。……公正一些说，当一九四二年，自由体诗已处于相当不利的条件下的时候，牛汉能够用他所擅长的自由体的形式写出这么一幅蒙古草原上的史诗般的风俗长卷，的确是一件珍品。他不仅写苦难，而且写苦难中的抗争。在茫茫蓝色上生长着北中国的绿色的生命，在那里沸腾着‘绿色的生活的海，在那里举起了‘绿色的战斗的旗子。”

2020年3月8日，我编完《新诗园丁：谢冕画传》后，尤其是编辑了反映他与长辈及同辈的图片专辑“新诗友情”，呈现他与学生及年轻诗人亲密关系的图片专辑“新诗导师”后，颇有感触，在微信上对《名作欣赏》主编张玲玲感叹说：“好羡慕谢老师，正是他的尊老爱幼，才让他成为‘新诗皇帝，才有‘新诗一生。”张玲玲回答说：“对，去年有幸拜见了一次，谢老师为人就让我由衷感佩了。”在编辑“新诗导师”专辑时，我发现每张照片都有一个他关爱年轻人的动人故事。他2016年4月16日在伊犁给一位年轻诗人赠言：“支禄君，放弃了一个很好的职业，为了诗来到火州之地，我衷心地为他祝福！”2017年7月我去新疆考察，正巧在吐鲁番遇到了支?，知道了他为诗携家带口西出阳关的动人又辛酸的故事。谢冕的“赠言”确实给了他顽强生存下去的“正能量”。所以我用“新诗导师”做这个专辑的名称。

但是谢冕“尊老爱幼”只是他的“为人”，而不是“为诗”，他不强求别人接受他的诗歌观念，却敢于“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诗观，并“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诗观。如谢冕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5月7日的《在新的崛起面前》說：“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有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谢冕发表于《文艺报》1980年第6期的《重获春天的诗歌——评1979年的诗创作》说：“这一年的诗，不仅是在思想内容上大步迈进，也在艺术形式上产生新气象。诗的形式，更为活泼、多样、宽广。艾青带回了诗的散文美。”徐敬亚在那篇著名的“崛起”诗论中也说：“中国的诗人们不仅开始对诗进行政治观念上的思考，也开始对诗的自身规律进行思考。”

科学精神是现代性的三大内涵之一，谢冕一直有这种“科学精神”。真实是诗人唯一的自救之道，谢冕也追求真实与真诚。“畅所欲言”是他挨骂的重要原因。2016年1月，他接受《北京大学教学促进通讯》记者采访时说：“尽管北岛说他现在的诗比过去好，他要否定过去的诗，但我还是认为北岛过去的诗好。他现在的诗我读了一些，我不能受到感动。”这段话会被北岛的“粉丝”骂。2017年6月21日，他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杨鸥采访时说：“我不主张现代人用旧体诗形式写作，虽然有些人写得不错，但大部分写得不好。现代人没有文言写作的习惯，没有古典文学的背景和素养，写成老干体、民歌体。我也不主张新诗建立新体式，创造新格律体，闻一多、何其芳、臧克家倡导新格律体，没成功。做试验不要改变新诗的格局。”这段话不仅会让写老干体的老诗人骂，还会让近年致力于新诗的诗体重建，尤其是醉心于格律体新诗的诗人与诗论家非议。2019年7 月，他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陈海波采访时说：“诗人应站在时代的前面，看到正义与邪恶的搏斗。……为什么诗人们变得这么‘自私？从事诗歌批评的人也有责任。批评家与诗人关系太密切，互相吹捧，没人旗帜鲜明地指出问题。”这些话也容易让一些诗人或诗评家抵触。

我亲历过谢冕的“固执己见”却不强迫别人接受的学术论争风格。他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与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一样，都是尊重“个性”甚至“个体”。2003年8月，我先陪他到1950年挖过战壕的南日岛“故地重游”，后陪他从福州飞回北京。在飞机上，我俩一边品着啤酒，一边聊诗——两代诗评家“空中切磋”。

我在诗界一向以“偏执”著称，在大学时代就狂称“我不狂谁狂”，喜欢“小刀砍名人”。1994年10月19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举办的“世纪之交文学的出路”大会发言中，“全盘否定”前辈理论家。“当代文学研究在八十年代初中期那种敢说真话崇尚艺术的勇气丧失殆尽。更恶劣的是，一些习惯了当教师爷的伪理论家不甘寂寞，在一些非艺术性会议上见风使舵，指手划脚，胡言乱语（这种理论大家甚至一生中从没有写过一篇系统的理论文章）。”

我1990 年从西南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获得中国各体文学专业新诗理论与研究方向硕士学位，因为细读了谢冕的《北京书简》《共和国的星光》《中国现代诗人论》等书，尤其是《中国现代诗人论》，被书中的“现代”二字诱惑。我本科上的是外文系，十分“崇洋媚外”，迷恋现代诗，决定考谢冕的博士，后因个人原因未考。时光真如“杀猪刀”，数年后我与他的诗观有些“南辕北辙”，我越来越“激进”，他越来越“保守”。特别是在1997年7月25日武夷山召开的“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让我难以置信我心目中的中国现代诗的“领袖”居然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哀叹”：“诗离我们远去！”当时坐在台下的臧棣对我说：“王珂你认为诗离我们远去了吗？我认为是他们离诗远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是老人读不懂年轻人的诗了。”参加研讨会的年轻诗评家，尤其是几位正写诗的，如周瓒、臧棣，还有诗人翟永明等人都认为：“不是新诗离我们远去，而是我们离新诗远去。”这里的“我们”指诗评家。当时诗坛流行“诗评家读不懂一首诗”，学界流行“做不了学问就去当诗评家”的说法。洪子诚在后来的大会发言中也说老一代诗评家要反思为何觉得“诗离我们远去”，应该考虑“我们离诗远去”。

虽然此次大会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他的人格崇拜，相反与他的私人关系更亲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却不赞同他当时的诗观——内容上的大我写作，形式上的自由写作，尤其不赞成他对20世纪90年代新诗成绩的否定，他认为是“丰富而贫乏的年代”。因此1998年6月吴思敬约我写为90年代新诗辩护的文章，他来信说“让那些花岗岩脑袋清醒一下”，我便写了一篇“檄文”《并非萧条的九十年代诗歌——为个人化写作一辩》，与吴思敬、孙绍振各自写的评价90年代新诗的文章一起，发表在《东南学术》上，没点名地反驳谢冕等老一辈诗评家。认为他们太强调“集体写作”“宏大写作”“大我写作”“公共写作”，尽管谢冕在那批老一代诗评家中还是属于“极右派”，但是因为他在80年代是“极左派”，所以他稍稍“偏右”，就成了“众矢之的”。一些青年诗人公开宣称：“谢冕过时了！”“谢冕保守了！”“谢冕老了！”一些诗坛外的作家，如韩石山，还写文章说“谢冕无大学问”。我的博士生导师童庆炳还写文章为他的福建老乡“辩护”过。

童庆炳曾表扬我说“王珂做人耿直”。他在2003年11月1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黄药眠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说：“黄先生做人耿直，什么是耿直？就是坚持自己的观念，撞了南墙也不回头。”我当时自认为谢冕也有这样的“耿直”，一定也喜欢王珂的“耿直”，也认为耿直的人常常是有个性的人。加上与谢冕有了近十年的交往，尤其是两个人一起游南日岛共同生活了近十天，在机舱又受到酒精的刺激，便“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地告诉他不仅一些年轻诗人在骂他，一些年轻诗论家，包括我自己也认为他越老越保守，越老越糊涂。谢冕一点不生气，他告诉我说他早知道这些事情，这才是诗坛的正常现象，民主社会需要多元诗观。他反问了我一句：“王珂，为什么只许你们批评我，不许我坚持我的诗观呢？”我也笑着说：“谢老师您是诗坛领袖，如果您的诗学观点有偏颇，会误导新诗的发展方向啊！”他笑而不语。我也沉默了，开始反思少壮派诗评家是否太苛刻元老派诗评家，我们是否比他们更“霸权”，更缺乏现代性中的“个性”“民主”“科学”？

我在2007年3月12日珠海召开的“两岸中生代诗学高层论坛暨简政珍作品研讨会”的大会发言中回忆了这次“王谢交锋”：“因为在此之前我主张诗歌写作的‘个人化和‘平民化……我非常珍惜诗人在九十年代获得的能够‘按自己的内心写作的诗歌生态，认为这是几代诗人奋斗的结晶……早在1997年7月武夷山‘现代汉诗国际研讨会上，我就听到谢冕说九十年代是‘丰富而又贫乏的年代，到2003年，他更认为当时的诗歌题材弱小，意義消解。他为诗人的责任感和道义感的普遍缺失感到‘痛心，更为诗坛上的‘轻化风一边倒，‘轻派诗歌驱逐‘响派诗歌的现状感到忧虑。他告诉我说他对诗的深刻意义及诗人的崇高责任的呼唤，并不意味着想用一元来取代多元，却被人们，特别是青年诗人误解为老人家要来‘重整朝纲。当时很多年轻诗人认为‘谢冕老了，中年诗人也很少有人公开‘声援谢冕。因为中年诗人远远没有前辈诗人那样重视诗的‘启蒙功能，那样重视‘诗与时代的关系。在飞机上，谢冕的感叹让我对他的‘老人诗观多了很多理解，认为他根本不是像有的老人那样是‘老左派，与当时的年轻诗人和诗论家相比，他‘宽容‘多元得多。汪启疆的发言让我感觉到他的诗的功能观与大陆中年诗人的差异，让我更悟出了谢冕近年有些‘不识时务地在各地‘大声疾呼‘诗不要远离现实的意义和苦心，让我不得不反思自己在九十年代‘鼓吹的强调诗的个体性的‘平民化诗观，是否适应新世纪大陆诗歌的特殊生态。”

在会议的间歇时间，我笑着对谢冕说：“谢老师，我向您妥协了，但没有投降啊！”他笑了笑。我知道，他心里想的一定是我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允许各自的存在！尽管他也认为两代诗评家多些和解少些对抗更好。

2009年8月16日，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在武夷山召开。谢冕在闭幕词《这是一方福地》中说：“会议的场次是王珂教授设计的，分老、中、青三类、青年中女性学者又单列专场……是会议策划者的创意所在。而我却从中感到了另一番深意，那就是学术平等和彼此尊重……三代人在一起开会，没有过去常见的那种非此即彼、剑拔弩张的对立情绪，而是消弭了代沟，平等对话……我们期待着从此告别无休止的‘论战和‘批判的思维，用我们的热情的坚持，呼唤新诗回到公众生活，回到诗歌艺术的自身，回到诗性和诗美的建设性的、良性循环的状态。我们想借武夷山会议做出明确的宣告。……现在，作为一个福建人，我要反客为主了。我要以主人的身份欢迎大家从祖国各地，还有岛由子来自友好邻邦——她不仅代表国际，代表日本，也代表北大，是‘三个代表——来到我的家乡。福建是一方福地。它的将近一半的县名都含有祝福的意愿。今天，我要借用几秒钟的时间，向大家介绍这些代表着美好祝愿的地名，它们是——崇安、永安、同安、南安、诏安、福安、惠安、华安、安溪;福州、福清、福鼎;泰宁、周宁、寿宁、建宁、宁德、宁化、德化;永泰、永定;长泰、长乐;南靖，南平;政和、顺昌。福建气候温暖，山川秀丽，民心和顺，它以这种朴素的方式，岁岁年年为国家社稷，为苍生百姓，也为在座的所有朋友祈福。到过福建的人们有福了！”

这个闭幕词谢冕写于2009年8月18日武夷山世纪桃源宾馆。它有两个“亮点”，一是对个体学术的尊重，文中出现了“学术平等和彼此尊重”这样的文字。二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一个月以后，谢冕告诉我他为何要在闭幕词中写上一段与学术会议的学术性不相干的福建带“福”字地名的那段话：“参加会议的沈泽宜先生是癌症晚期，你妻子也是。我这段话是专门为两位祈福的！”

当时听后，我感动万分，特地转告妻子，她也非常感动，向我感叹说：“这是谢老师能够获得整个新诗诗坛敬重的原因，只有‘德高才配‘望重！王珂你要多向谢老师学习啊，学习他的大气。”今天是2020年3月13日，新型冠状病毒还在肆虐，生命被一些人不珍惜。谢冕祈福的两位病人早已离去，一位是我的亲人，一位是我“忘年交”的师长。此时是清晨5 时，黎明前最黑暗的时辰。我一气呵成此文，居然“鬼使神差”地采用这段我每次读到都要“泪奔”的话，来结束这篇“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谢冕研究文章”，真的是“神来之笔”“画龙点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