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敏

内容摘要 自“尧让天下于许由”这一故事出现后，古代学者或者以续编故事的方式丰富尧和许由的形象内涵，或者以对这一情节进行注疏的方式来解读它的内涵。文章在此探讨了“尧让天下于许由”的续编和注解例说。

关键词 “尧让天下于许由” 续编 注疏

1 “尧让天下于许由”的续编

《庄子》的内篇、外篇、杂篇中都有与“尧让天下于许由”有关的内容。按照传统观点，内篇是庄子自著，外篇和杂篇乃为庄门后学所作。“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故事在内篇中只于《逍遥游》中出现过一次，因此，文章解读的对象是《逍遥游》中“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内容，外篇和杂篇中与该情节有关的故事都是庄门后学的演绎之笔，都可看作丰富尧和许由这两个形象的成果。这些故事主要有：在外篇《天地》里绘制尧、许由、啮缺、王倪之间完整的师承关系，并安排尧和许由谈论啮缺是否可以配天，这一事件突出了许由的德行和智慧之高，可以看作“尧让天下于许由”的前奏;杂篇《外物》中有“尧与许由天下，许由逃之”之语，可以看作许由怕再次被尧骚扰而逃匿的故事;杂篇《徐无鬼》中言，许由在逃匿的过程中碰见了自己的老师啮缺，并向啮缺表明自己逃尧的原因主要是尧“畜畜然仁，吾恐其为天下笑”;杂篇《让王》中叙述了尧让许由而许由不受后，以及尧让于子州之父而子州之父也不受等故事。

《韩非子·说林下》中有许由逃后“家人藏其皮冠”[1]的故事。

蔡邕在《琴操》中有许由“挂瓢”的故事[2]。该故事可以看作许由道别啮缺以后的续编。告别啮缺之后，许由遁耕于箕山之下，继续过着自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在这段时期，许由的生活资源极其贫乏，他住在巢穴，吃着野果，依河而饮。因为没有盛水的杯器，他只好用双手捧水而饮。有人看见他没有杯器，就送给他一个水瓢。许由用瓢喝完水后，就把瓢挂到了树枝上。然而风吹树动，水瓢也被吹得历历有声，许由很厌烦，就取而损之。许由仍不拥有任何有损自己心性的东西。

魏晋时期创作的“许由洗耳”的故事又可以看作“许由挂瓢”的续编。在“许由洗耳”的故事中，许由认为尧召自己为九州长之语污了自己的耳朵，而巢父则嫌许由洗耳之水污了自己的牛犊之口。此事非常合乎魏晋名士的口味，可能是魏晋隐逸名士创作的。张默生就认为此类故事“乃道家中隐逸之流所伪造”[3]。这也是历史上所创作的，许由怕自己被尧让天下所污的最后一个故事。

当时学者所续编的这些故事丰富了尧和许由这两个形象的内涵，尤其是丰富了许由的内涵，他不是一生就说了“子治天下”那一段话，一生就做了当面辞让天下那一个动作。

2 “尧让天下于许由”的注解例说

自“尧让天下于许由”这一事件出现后，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学者注解它，下面就择部分内容加以述说。

战国中后期，学者对“尧让天下于许由”中的尧是褒贬不一的，但对许由却往往推崇。庄子杂篇《徐无鬼》中介绍，许由之所以逃尧，是因为尧主张的“仁”会导致人与人相食，就是因为尧只知道贤人利天下而不知道贤人贼天下。当然，也有学者对尧的形象加以赞颂。儒墨两家对尧的推崇自不必说，下面重点讲述其他诸子崇尧的例子。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中载潘寿对燕王说尧让天下而许由不受，所以尧有“让”的贤名而实际上又不失天下。庄门后学在外篇和杂篇中把许由塑造为贤人，推崇许由的道德和品行的意味十分明显。其他学者，如《荀子·成相篇》有“许由、善卷，重义轻利行显明”[4]之语，《吕氏春秋·仲春纪·当染》中亦有转述墨子之语，“舜染于许由、伯阳”[5]。虽然当时人们对尧是否禅让于舜的认定不一，但在最高政治权力的传接方面，如若没有办法保证世袭传承，和平过渡总比血腥战争要文明得多，所以，当时的学者普遍推崇“禅让”这种方式。而“不受”这个动作行为，就更加彰显出许由的高洁。有些政治家甚至利用“让”和“不受”分别带给尧和许由的美誉策划禅让事件，如潘寿就根据尧“让天下”不但没有使尧失去君位反而使尧博得了千古美名为例，劝燕王让国于子之。

汉朝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尧让天下于许由”。

魏晋时期的成果主要是郭象的注[6]。当时玄学兴盛，某些学者认为许由就是道家的形象，尧则是儒家的代表人物，正是由于许由不治天下尧才得以治天下。郭象在自己的注中就对这种观点进行了驳斥，说这种解释离庄文原旨差得太远了，认为“能令天下治”的就是“不治天下者”，尧正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像许由一样潜默于山林之中根本不能算无为。治理天下之事本属于尧，尧以无为的方式已经把天下治理得非常好了，天下取于尧即足，许由自然没有代之的必要，所以许由才辞而不受。在郭象的笔下，许由好像是很识相的知趣者。同时，郭象在注中还用了大量的言辞来赞誉尧之无为和圣德，认为“让”是尧这样的“怀豁者”的体现，可见郭象崇尧的味道十足。郭象在注中认为，许由“拱默乎山林”、立于高山之巅之行为不能算是无为，许由“不受”是因为许由只能“守一家之偏尚”，是因为许由只是“俗中之一物”，只是尧的外臣，外臣若代乎内主，即使“有为君之名”也不会有“任君之实”，这说明郭象贬许由的味道亦十分明显。不过，郭象的“尧许之行虽异，其于逍遙一也”之定性结论还是比较客观的。

在唐代，庄学虽比较兴盛，但流传至今的只有初唐西华法师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疏》。成玄英明确说出庄文是“贬尧而推许” 的，自己疏解时亦大量使用贬尧誉许之辞[6]。尧觉得自己不足才将帝位让与贤人，而许由则以高高在上的姿态述尧之所为，辞尧之所请。成玄英虽崇许劣尧，但“放勋大圣，仲武大贤，贤圣二涂，相去远矣”这种定性之论，与郭象认为尧和许由都各任其性、“各得其实”“各静其所遇”的论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故注云帝尧许由各静于所遇也已”这一疏解之语，说明成玄英亦认同郭象对尧和许由的各自定性。

清朝的王夫之在《庄子解》中除了用“无己”二字对尧加以定性外，对许由则没有花费一点笔墨，我们也只能从“悠然忘其有事，小大之辨忘，而皆遂其逍遥”等注解之语中知道他认为尧和许由都是逍遥的。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副教授）

【参考文献】

[1]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2]李昉，李穆，徐铉，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98.

[3]张默生.庄子新释[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

[4]王先谦.荀子集解[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5]吕不韦.吕氏春秋[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

[6]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