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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各家注释的差异举例及其分析

2018-08-18王亚玲

文教资料 2018年11期
关键词:注疏举例论语

王亚玲

摘 要: 虽然目前为《论语》作注疏的相关书籍较多,但这些注疏类著作对《论语》的句读释义却存在较多差异。在这种情况下,急需阐述清楚差异产生的不同原因,将《论语》各注疏著作之间存在较大译注差异的部分分成不同的类别,并针对每一类差异进行举例和译注合理性分析,这样做有助于厘清《论语》原意,并对今人译注古代文学作品有所启示。

关键词: 《论语》注疏 差异 举例 合理性分析 启示

一、《论语》各家注疏存在的差异

随着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等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建议,儒家思想便成了官方意识形态,自此在中国古代的思想领域统治了数千年。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后世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其思想观点、人格魅力对中国乃至世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因此,为《论语》作注疏的著作很多,古代以何晏《论语集解》、朱熹《论语集注》等为代表,近现代则以程树德《论语集释》、杨伯峻《论语译注》等为代表。因为每位为《论语》作注的作者的训诂水平、思想倾向等诸方面不尽相同,加之不断有与《论语》有关的出土文献被发现,都会使得《论语》的注疏书籍的句读释义上存在差异。本文针对此情况,对《论语》各注疏本之间存在较大译注差异的部分加以分类和举例,并对这部分差异进行合理性分析,希望对厘清《论语》原意有所裨益。

二、《论语》各家注疏的差异举例及其合理性分析

(一)因忽视词语本义或者选择了不切合原意的引申义进行注疏而误读了原文意思。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此句争议点主要集中在“贤贤易色”的注疏上。朱熹、刘宝楠认为“贤贤易色”中的“色”是指女色,“贤贤易色”指的是改变好色之心来好贤人,或者像刘宝楠说的那样要轻蔑好色,只好贤人。总之,这些注疏是围绕“色”即“女色”进行解释。程颐、南怀瑾认为“色”不是“女色”,而是“神色”、“形色”,“易色”指的是改变形色,见到贤人就流露出愉悦的神色。针对这两种不同的解释,我倾向于“色”是“神色”,“易色”指的是改变形色的说法。《说文解字》说:“色,颜气也。人之忧喜,皆著于颜,故谓色为颜气。”因此“色”字的本义即是指“神色”。并且,作为儒家思孟学派的代表文献,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中就有“独不色贤人,故谓之不明”、“独色然辩于贤人,明也”等内容,指见到贤人时心有所动,则颜色莫不敢有所动,皆强调面对贤人时需要“色然”,即需要有变色之貌,否则便是不明不智的,这和《论语》中“贤贤易色”中尊尚贤人、改易颜色的内涵是一致的①。最后,《礼记》中的“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表明早期儒家认为“性”是人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并不完全排斥与“性”有直接关联的“女色”。朱熹等强行注释“色”为“女色”,强调要改变好色之心来好贤人,其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契合自己“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用儒家经学经典支持自己的学说,并不切合原文的原义。

(二)因忽略古代汉语中省略主语、名词作动词等语法现象而误读了原文意思。

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

郑玄解释此句为“里者,民之所居也。居于仁者之里,是为善也”②,他视“里”为名词,即居住的地方,并认为每个人应该选择那些仁德之人所在之处为居住地,否则就不算好的做法。南怀瑾《论语别裁》认为,“里”可以作动词看,表示“居、住、处”之义,“里仁”即是指要把自己的德行放在仁的境界,“择不处仁,焉得知”即是指如果我们做出的选择没有达到仁的境界,那就不能算是智慧③。我比较倾向于南怀瑾的说法,因为郑玄的解释存在着前提上的漏洞,即人并不能有效地分辨出究竟哪个地方才是仁德之人居住的地方,而哪个地方是不仁德之人居住的地方,因为每一个地方都应该是既有好人又有坏人的,并不能用划分地域的方法辨别仁德之人和不仁德之人。相较之下,我认为南怀瑾将“里”作为动词看,并把“里仁”解释为要把自己的德行放在仁的境界,“择不处仁”解释为“做出的选择没有达到仁的境界”的说法较为切合原文之义,郑玄的解释则显得脱离實际情况。

(三)因今人不了解古代礼制的特有名词而误读了原文意思。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在此句,孔子认为管仲作为政治家,并不具备“俭”的美德。历来注疏的争议之处在于“三归”。何晏曰:“三归,娶三姓女也,妇人谓嫁曰归。”认为“三归”即是指管仲娶了分属三姓的女子。汉刘向《说苑》认为“三归”为筑有三台之义。钱穆先生认为“三归”为“三处府第”之义④。顾颉刚认为“三归”为“三个钱库”⑤,而杨伯峻则认为“三归”为“市租”⑥。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中齐景公所言:“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今夫子亦相寡人,欲为夫子三归,泽及子孙,岂不可哉?”及晏子因坚持不受齐景公赏赐所言:“岂以其不肖父为不肖子厚受赏以伤国民义哉?”可知,齐景公因晏子要辞官退休,便提出赏给晏子“三归”,晏子坚持不接受赏赐。在这部书的其他部分,有晏子坚持不受齐景公所赐而说的“恶有不肖父为不肖子为封邑以败其君之政者乎”之言。这两句话在书中的位置虽不同,但其文意和语气相较之下显得极其类似,因此推理可知,晏子所坚持不受的“三归”就是“封邑”。而且据《礼记·礼运》记载“大夫有采以处子孙”,这里的“采”即是封邑,本句句意是指卿大夫的封邑是可以传给子孙的。中国古代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土地在生产诸要素中占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土地的确能真正地“泽及子孙”。并且,这里的“三”并非确指,“三归”应该是三处或多处封邑。相较之下,视“三归”为封邑的说法更可信,因为这一观点更符合上文所描述的西周至春秋战国以来的采邑制度及相关文献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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