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祥 赵婧

隋朝和陈朝之间的关系是治隋史者近年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论者多集中于探析隋朝能够统一南北的诸多原因和武力平陈的过程，而对于隋陈之间的聘使往来，却几乎没有专论涉及。事实上，隋陈之间频繁的聘使往来是双方在南北并立期间的一种对话和协调机制，它对于双方关系的发展以及隋朝最后重新统一南北都有重要影响。

一

聘，在古代是一个外交用词，《说文解字》注为“聘，访也”，指的是古代诸侯之间的通问修好，或者国与国之间的谴使互访。通过聘使往来活动，古代诸侯或者国家往往能够协调双边或多边的分歧，修好关系，从而实现各自预设的政治目标。

从开皇元年（581）二月杨坚建立隋朝，到开皇九年（589）一月隋朝以武力迅速平陈，历时9年，隋朝和陈朝承继南北朝以来的分裂局面，一北一南并立着。它们之间除了军事上的对峙之外，还维持着频繁的政治对话，在这9年时间里，双方共有18次的聘使往来记录。从《隋书》卷一、二《高祖纪》和《北史》卷十一《隋本纪上·高祖文帝》的记载来看，隋陈之间这18次聘使往来活动具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从开皇三年（583）开始，双方互派的聘使，每次都有两员大使，其官职无外乎“散骑常侍”、“兼散骑常侍”、“通直散骑常侍”、“兼通直散骑常侍”四种，而且一般是以“散骑常侍”或“兼散骑常侍”为正使，以“通直散骑常侍”或“兼通直散骑常侍”为副使。查之《隋书·百官志》：散骑常侍和通直散骑常侍都是皇帝身邊掌“部从朝直”“献纳得失”的文职官员，陈朝继承南朝的官制，以散骑常侍为三品，以通直散骑常侍为四品;隋朝则以散骑常侍为从三品，以通直散骑常侍为正四品。而“兼”作为一个官制术语，在南北朝时常指临时委派官员在本职之外代任某职。由此可见，在隋陈之间频繁往来的聘使，虽然多数是兼任之职，具有临时性，但就其职位而言，都是皇帝身边的侍从要职，品级较高，其出使不仅代表着己方政权，而且直接体现了皇帝本人的关切。

二，在选择聘使人选方面，隋陈双方都比较重视，一般是挑选己方的博学善辩之士，这样一来可以在双方面晤时维护己方利益，二来还可以借机夸示己方的文化积淀。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关注了“南北通好以使命为重”的问题，他从南北朝的聘使往来中得出结论：“南北通好，尝藉使命增国之光，必妙选行人，择其容止可观，文学优赡者，以充聘使……其邻国之接待聘使，亦必选有才行者充之。”就现有史料而言，隋陈之间互派的聘使是不是“容止可观”，尚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即他们都是当时的“文学优赡者”。兹举几例：陈朝至德元年（583）派出的贺徹和至德三年（585）派出的阮卓在陈朝太建初就是当时“由一时之士”组成的文会之友;而隋朝开皇五年（585）派出的李若、开皇七年（587）派出的崔儦在隋朝也是“俱见称重”，当时人曾编了个顺口溜——“京师灼灼，崔儦、李若”——来描述他们的才华。

在接待对方使节时，隋陈双方也同样重视人选问题。例如隋朝经常派“博学有口辩”的陆爽、“有雅望，善谈謔，又饮酒至石不乱”的柳謇之等负责接待南方的来使;而陈朝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至德元年（583）隋朝通直散骑常侍魏澹来聘时，陈后主让“善属文，能持论”的潘徽“接对之”，结果收效甚好。

二

综观隋陈并立的9年，从聘使往来的角度讲，它们之间的关系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隋朝建立到开皇二年（582）六月，是隋陈双方由纷争到和好、由猜忌到互信的过渡期;第二阶段从开皇二年七月到隋朝发动武力平陈前夕，这阶段隋陈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聘使往来机制，双方和睦共处，虽偶有擦枪走火事件，但基本上相安无事。

在隋朝建立前后，杨坚对陈朝是有看法的。首先，北周大象二年（580），举兵反对杨坚掌权的北周重臣尉迟迥在六月“遣子质于陈，以求援”，陈朝方面积极呼应，很快派出陈纪、萧摩诃等进攻北周的广陵;同年八月，同样举兵反对杨坚的司马消难兵败逃奔陈朝时，陈宣帝又热情地接纳并重用了他，这些举措表明陈朝并不支持杨坚。其次，开皇元年（581）四月，陈朝 “聘于周”的使者散骑常侍韦鼎、兼通直散骑常侍王瑳不合时宜地出现在新立的隋朝面前，杨坚虽以高姿态“致之介国（杨坚夺周祚后，以周帝为介国公）”，但对陈朝已经心存芥蒂了。

不过，隋陈之间虽有上述积怨，杨坚却不能在立国之初就对陈朝全面发动军事攻势，因为隋初有更严峻的问题需要杨坚去处理：内政方面，在平定尉迟迥、王谦、司马消难等北周旧臣的叛乱和剪除北周宗室五王之后，百废待兴，采取有效措施抚慰民心、稳定政局尤为紧迫;周边环境方面，强大的突厥政权在隋朝的北边、西北边虎视眈眈，极力想整军南下为北周复仇，而盘踞青海的吐谷浑也觊觎着中原的富庶，屡有侵掠行为。

权衡轻重缓急之后，杨坚决定先集中精力解决突厥等问题，对陈朝则采取“朕且含养，置之度外”的克制策略，先与陈朝“往来修睦”，一方面为处理前述急迫问题营造相对宽松的南边环境，另方面可深入探察陈朝国情，再等待时机，完成统一南北的夙愿。

因此，开皇元年（581），即位才一个月，杨坚就任命贺若弼为吴州总管，出镇广陵，韩擒虎为庐州总管，出镇庐江，主要目的是依靠这两员著名军事将领来阻止陈朝的军事骚扰，同时“委以平陈之任”，作为日后平陈的前哨。但是，这一年九月，“陈将周罗睺攻陷胡墅，萧摩诃寇江北”事件的发生，使杨坚觉得必须在军事上对陈朝有所作为，方能巩固隋陈边境的暂时安宁。于是，他派出以长孙览、元景山为行军元帅，以高颎节度诸军的伐陈之师，作为对陈宣帝自北周大象二年（580）以来“厚纳叛亡，侵犯城戍”的当头棒喝。十一月，他又派兼散骑侍郎郑撝出使陈朝，力求外交、军事相结合，实现与陈息争，达到有效喝阻的目的。适逢陈宣帝病逝，开皇二年（582）正月，新君刚立的陈朝便主动“遣使请和”，并归还胡墅。杨坚乐得顺水推舟，以“礼不伐丧”的名义下诏班师，并在六月派出使节到陈朝去吊慰，这既巩固了隋陈的和好关系，也完成了双方关系由争到和的过渡。

在接下来的开皇三年（583），隋朝和陈朝分别向对方派出两次使节以增进了解，表达信任，由此也开启了隋陈之间聘使往来的和平之门，此后，双方关系进入第二阶段，每年至少有一次聘使互访活动。

从隋朝的角度讲，第二阶段还可以细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开皇二年（582）七月到开皇五年（585）八月，隋文帝杨坚充分利用了隋陈双方基于聘使往来建立的和好关系，集中精力着手处理内政外交的紧急问题。在内政方面，一系列安定民心、巩固统治的措施相继出台并得到很好贯彻。例如，迅速营造新都并顺利迁入新都，为政治的清明奠定了基础;革新行政区划，“罢天下诸郡”，提高行政系统的效能;从渭水开凿渠道通于黄河，解决首都的漕运问题;“遣十使巡省天下”，有效了解民情，稳定统治秩序，等等。在外交方面，经历了开皇二年（582）十月“皇太子勇屯兵咸阳以备胡”和十二月“遣沁源公虞庆则屯弘化备胡”的危险期后，第二年就与突厥、吐谷浑进行了几次大决战，并取得全面胜利，吐谷浑被击溃，突厥内讧不已，纷纷投降，开皇四年（584）九月，突厥沙钵略可汗致书请和，并于次年七月 “上表称臣”，八月“遣子来朝”，正式归顺了隋朝。在这期间，杨坚除了热情接待陈朝来使和积极派遣使节访陈之外，还在开皇三年（583）和开皇四年（584）两次以隋陈和好为由拒绝了陈朝将领的请降，有效地回应了双方的通使关系，巩固了双边关系的稳定。

相反，在这一时期，陈后主却在内政和外交各方面都无所建树。在至德元年（583）十一月密令袁彦在聘隋时“图隋文帝状以归”，证实杨坚确如传闻那样“状貌异人”之后，他便满足于偏安江南一隅，无心北向，把与隋朝的聘使往来关系看作是稳固的安全寄托，而整天沉溺于酒色，并重用善于“候人主颜色”的孔范、施文庆、司马申等谗佞之辈，疏远毛喜等正直之士，陈朝政风为之一变。

从开皇五年（585）九月开始，隋陈关系进入第二阶段的后期。由于在前期已基本解除了突厥和吐谷浑的威胁，内政方面也完成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因此，这一时期隋朝把注意力转移到解决平陈统一问题上。有鉴于魏晋南北朝以来南北方各朝在统一南北方面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隋文帝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做着两方面的努力。

一方面是继续维持隋陈之间的聘使往来关系。尽管开皇五年（585）九月发生了“陈将湛文彻寇和州”的擦枪走火事件，但是这一时期隋陈之间仍然是每年保持着一次不定期的聘使往来。这对隋而言，有利于其进一步侦察陈朝国情，执行疲陈策略，并积极准备武力平陈;对陈而言，则加速了其腐化程度，陈后主从中误解为隋朝无心南向，于是纵情声色，醉心于后庭宴游，至德三年（585）年底，把上书直言陈朝政情“神怒民怨，众叛亲离”的傅縡赐死狱中，祯明元年（587）又把上书痛陈“陛下如不改弦易张，臣见麋鹿复游于姑苏矣”的章华当场斩首，祯明二年（588）六月甚至听信谗佞，无故废立太子。

另方面，杨坚则在缜密地做着武力平陈的准备工作。首先是逐步打通西线平陈路线：開皇五年（585）十月，任命上柱国杨素为信州总管，驻扎在永安制造各种用于平陈战役的战船;为利于杨素顺长江而下攻陈，开皇七年（587）九月又下诏废了平陈必经之地的梁国。其次为解除平陈的后顾之忧，在隋朝的北边修筑长城，以防突厥乘其不备：开皇五年（585）年底，派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绵历七百里，以遏胡寇”，在接下来的两年又连续两度大规模征发丁男去修筑和加固长城。最后是疏通东线平陈路线：开皇七年（587）四月，杨坚下令在扬州开山阳渎以通运，胡三省曾深刻地指出这实际上是对原有的山阳渎进行疏通和加深加广，以便平陈的军事运输。

在这一时期，两件事情的发生激化了隋陈矛盾。一是开皇七年（587）九月梁朝安平王萧岩在大肆掠夺其国之后投奔陈朝，陈后主不但没有把他遣送给隋朝，还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封他为“平东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东扬州刺史”，这种迎降纳叛的做法在杨坚看来无疑是与隋陈之间的和好关系相违背的，因此，在后来的平陈诏书中他特意表达了对此事的强烈不满。二是开皇八年（588）二月，出现了“陈人寇硖州”的战事，杨坚感到陈后主毫无和好的诚意，于是，在这年三月派程尚贤和韦恽出使陈朝，向陈朝百姓示以至诚之后，他立即下诏书历数陈后主之过，并号召隋朝军队水陆并进，“永清吴越”，接着“又送玺书暴帝二十恶;仍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意在瓦解陈朝的民心。

面对战争一触即发的隋陈关系，陈后主也加紧派出聘使访隋，以缓和矛盾并探听隋朝的虚实。从祯明元年（587）开始陈朝派出聘使的时间不断提前，在祯明二年（588）则增加到两次，这与上述隋陈形势发生的变动是直接相关的。但是陈后主显然更相信宠臣孔范、沈客卿、施文庆等从各自既得利益出发所作的掩盖军情的虚假汇报，并坚持认为“王气在此，齐兵三来，周师再来，无不摧败。彼何为者邪”。因此，在隋朝大兵压境的情形下，陈后主却依然“奏伎、纵酒、赋诗不辍”，疏于防备。最后，当开皇八年（588）十月杨坚一声令下，隋军“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向陈朝覆盖过来时，陈朝显得不堪一击，迅速走向灭亡。

三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政治性的外交手段，隋陈之间存在的18次聘使往来，实际上是南北双方在军事对峙的形势下设置的一种对话和协调机制，其作用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首先，它有效地配合并推进了隋朝统一国家的进程。在隋陈关系的第一阶段，由战到和的顺利过渡，缓和了隋朝南面的压力，使其能够腾出手来因应内外困境;在第二阶段的前期，在频繁的聘使往来的作用下，隋陈双方和睦共处，对于隋朝很快重建安定的国内环境和解除突厥的军事威胁起到重要的战略保障作用，使其无南顾之忧;在第二阶段的后期，照旧一年一度的聘使往来，既为隋朝武力平陈提供了备战时间，也加剧了陈朝的腐化。最后隋朝把原有军事部署连成一线，在政治和外交攻势的配合下很快终结了陈朝的政治存在。

其次，它也有效地增进了南北方之间的文化了解和交流，584年隋朝兼散骑常侍薛道衡出使陈朝时，“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双方的聘使往来还为隋陈两个并立政权内部人民生活的安定、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民族融合的深入提供了足足8年多的和平期，居功甚伟。

那么，作为促使国家从分裂重新走向统一的有效的对话机制，隋陈之间的聘使往来关系对于后世有何借鉴意义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1）在分裂时期建立政治性的对话机制是推进国家重新走向统一的有效途径。隋陈双方对聘使人选和官职方面的高要求，对每年具体派出使节时间的灵活掌握，使得它们之间的聘使往来在9年时间里收到很好的效果，以最小的代价推进了国家统一大业的有效完成。

（2）和平统一是民心所向，众望所归，但是在进行和平努力的同时，要充分做好武力统一的准备，以便和平无望的时候能够迅速平定分裂势力。杨坚在解决完突厥和吐谷浑问题并基本稳定政局后，总结历史上统一南北的经验教训，最大希望恐怕是陈朝能够顺应统一大势和平归顺隋朝，所以在平陈诏书中才有“每见珪璪入朝，輶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喻，戒以惟新”的回忆。但是他仍然积极准备武力平陈，最后水到渠成，轻而易举地拿下陈朝。

（作者单位：1重庆八中2重庆南开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