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启迪

摘 要：“老漂族”在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中的身份认同，既可以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也可以提升自尊及形成积极的自我概念。据此，以城市或农村户籍的客观身份以及市民或农民的自我定义为维度构建出“老漂族”的身份认同模型：原城市户籍-现城市市民、原城市户籍-原城市市民、农村户籍-现城市市民、农村户籍-农民四种身份认同表现，对应原城市户籍“准城市人”“原城市人”、农村户籍“准城市人”和“农村人”四大群体类别。依据模型中四类群体在资源获取、情感态度、生活质量、行动取向等方面的差异化特征，文章认为，应提高“老漂族”社会融入政策的精准性：制订因类施策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实施分类差异的心理疏导措施，构建精准滴灌的福利制度，并创新角色衔接的动态调适机制。

关键词： 老漂族;身份认同;社会融入;精准治理

一、引言

“老漂族”特指因养老、务工、照顾子孙辈等需求离开户籍所在地的老年流动群体，是“中国快速社会变迁过程中形成的一个中国式家庭生命周期历程中的特殊群体”[1]。随着该群体日具规模化，其社会融入问题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普遍认为，“老漂族”既有生活境遇与流入地环境的不协调，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农村户籍群体社会保障待遇低、流动家庭赡养老人的经济负担大等[2]。“他乡”遭遇的困境使“老漂族”对流入地的归属感差[3]，在城市的生活环境中又使其自我市民认知匮乏，[4]并对社区产生隔离感以及对流入地产生消极评价。[5]可以说，“老漂族”的“他乡”生活面临着在经济适应、文化适应、心理适应等方面的挑战，成为该群体提升生活境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学界研究多把“老漂族”視作需要赋权的群体，“认为他们因户籍受限，难享受社会福利，从而与新环境的融合度较低”[6]，主张通过加强外部服务供给提升他们的生活境遇，“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提高公共设施优待福利水平来促进‘老漂族的社会融入”[7][8]。毋庸置疑，制度供给是影响“老漂族”社会融入的重要外生变量，但是，该群体的社会融入不仅仅在于获得同等待遇或是社会身份，同时还在于其身份的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认同是个体行动的指南，也是社会运行的基础。这一概念涉及的是个体与集体、个人与社会这两个常被认为是冲突对立的关系：对于我群一致性的认知以及对他群差异性的认知。正如埃里克森所言，人格发展的每个阶段是由认同危机来定义的，一个稳定的自我认同源自对于这些认同危机的解决。[9]在变迁的生活和社会空间中，“老漂族”无法在新的社会文化秩序中确定个体角色，也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认知与自我定义，更无法提升自尊及积极的自我概念。

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是社会融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通过社会身份的认同和建构，人们不仅可以提高自尊，还可以减低无常感或提高认知安全感，满足归属感与人性的需要，消除对死亡的恐惧，找到存在的意义。”[10]西方社会移民研究发现，在跨国或者跨民族的第一代移民中，放弃对原先国籍和民族的身份认同转而认同自己为新国家或者新民族的一员是非常困难的。[11]同样，我国的“老漂族”正处在跨区域流动的初始阶段，他们很难轻易放弃对原有户籍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此为构成其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深层次障碍。当前，研究已经把身份认同作为测量社会整合的一个重要维度，认为“流动人口是否认同所在城市的‘本地人身份，成为衡量其融合的标志，也是融合的高级阶段，只有对流入地产生认同感和归属感时，流动者才真正地实现社会融入”[12]。基于此，研究者构建了一套基于心理距离测量和自我身份标定的流动人口身份认同指标体系，以此测定流动人口对于自我是城里人、农村人和农民工等身份的界定，[13]将基于身份认同的“老漂族”社会融入问题带入了实证层面。

以此为基础，本研究进一步关注“老漂族”的客观身份及其差异性，以及由此对该群体身份认同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在当前户籍制度设计框架下，户籍身份一方面关涉“老漂族”关于养老金、医疗报销等社会保障资源获取，影响该群体在城市中自我身份的定位;另一方面，“城市”与“农村”的户籍身份带有不一样的社会文化心理，这种社会文化氛围以及相关者的内在精神满足与自我主观身份概念紧密相关。基于此，本文以户籍身份的类别化分析为路径、利用社会身份认同理论构建“老漂族”的身份认同模型，有针对性地提出促进其身份认同的相关建议，使该群体对城市产生归属感、认同感与责任感，进而能够更积极、健康地享受老年生活。

二、基于主客观身份的“老漂族”认同差异模型

身份认同是有关自我的产物，它既包括对自我角色一致性的认知，也包括对我群一致性和他群差异性的认知。因此，“身份认同”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身份”，泛指出身背景及社会地位，是对“我是谁”的认知，是权利、义务以及可以获得的资源的重要载体;二是“认同”，泛指个体认识到他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同时也认识到作为群体成员带给他的情感和价值意义，[14]是对“我和谁一样”的自我认知，[15]是情感表达的载体。就中国的现实语境而言，“身份”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客观身份，即户籍身份认定——农村户籍、城市户籍;其二是主观身份，即自我身份认定——农民、市民。相对而言，常住居民的户籍身份与自我概念具有较高一致性，而跨区域流动的“老漂族”的户籍身份和自我概念身份明显存在偏离。本文即从户籍身份和自我概念身份结合的视角，探讨“老漂族”的群体内部差异性及其身份认同的特征。

“老漂族”的流动包括城市之间的流动和从乡入城的流动，因此，“老漂族”中既有城市户籍的老人、又有农村户籍的老人。为与流入地城市户籍相区别，本研究将城市户籍界定为原城市户籍和现城市户籍，前者指在流出地原来具有的城市户籍，后者指流入地的城市户籍，“老漂族”是将拥有流入地户籍的老人排除在外的，所以本文研究所说的“老漂族”的城市户籍仅包括前者;除此之外是流入城市后仍保持不变的农村户籍。与户籍身份相对应，“老漂族”的自我概念身份被划分为原城市市民、现城市市民和农民三种类型。因此，根据“老漂族”的客观户籍身份和主观自我身份两个维度，可以将“老漂族”的身份认同表现及分类概况归纳为图1所示。

3.积极融入城市的农村户籍“准城市人”。农村户籍“准城市人”是指由户籍所在农村流入城市并将自己视作流入地市民的“老漂族”群体。因为属于农村户籍身份，他们仅仅享有低水平的服务供给，并且经济能力也普遍低于城市老人。虽然在情感认同上他们与原城市户籍“准城市人”相似，向流入地市民的自我概念靠拢;但是，因为城乡生活环境和方式的不同，原城市户籍“准城市人”的秩序意识和行为规范要普遍强于农村户籍的老人，因此，并不能因为农村户籍“准城市人”对自我概念的积极认定，而忽视他们城市生活规范意识上存在的问题，如交通秩序规范意识、公共卫生意识等的相对匮乏。

4.与城市生活不完全适应的“农村人”。“农村人”是指由户籍所在农村流入城市，仍保留着农民自我身份认知的“老漂族”群体。他们流入城市主要是为了缓解子辈因照护孙辈产生的经济和照护压力，从较广阔的农村活动空间转移到一个个空间狭小的城市家庭单元。该群体将照顾子孙辈的生活当作一种有待完成的任务，对完成任务抱有预期，并始终对流入地报以短期借住的心理设想。“农村人”更像是生活在城市中的隐形人，他们一般生活在以家庭为核心的狭小空间中，而生活空间的局限又会限制其享用城市公共产品和服务。“农村人”对自我概念身份的认定使得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的生活环境，且始终会将自己当作外来人，与当地市民产生心理上的隔离，他们往往还保留农村人的思维方式，产生自我贬低臆想。

四、基于“老漂族”身份认同类型的社会融入政策精准化

依据“老漂族”的客观户籍身份和主观自我认同，该群体可以被划分为四种典型亚类型，即城市户籍“准城市人”“原城市人”和农村户籍“准城市人”“农村人”。此四种亚类型在资源获取、情感满足、养老状况、行动取向等方面有着明显差异。基于此，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老漂族”身份认同的特点，提高社会融入政策的精准性，如制订因类施策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实施分类差异的心理疏导措施、构建精准滴灌的福利制度，并创新角色衔接的动态调适机制。

（一）制订因类施策的精细化管理方案

不能把“老漂族”视作无差别的群体，要根据群体内的认同差异，制定相应的社会融入政策。首先，对“老漂族”进行类型界定，由所在社区的居委会摸底。其次，针对“准城市人”侧重资源的供给，针对“原城市人”和“农村人”侧重态度的指引。由表3可知，原城市户籍“准城市人”的服务资源相对短缺，如生活照料、护理、医疗报销等，需制定相应的政策并引导需求主体能够切实享受这些服务;农村户籍“准城市人”在服务资源相对短缺的同时，经济资源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服务与经济的双重受限，需制定相应的政策保证其基本生活需要的资源获取;“原城市人”和“农村人”最大的问题在于内心对流入地市民身份的隔离或排斥，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生活指引和活动参与等方式来减少与流入地市民间的异质性，减少他们身份认同的紊乱感，增强其内心稳定性，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概念，有效改善他们对所属社会（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二）实施分类差异的心理疏导措施

“老漂族”因流动目的的不同主要活动场域也有所不同，对不同活动场域中难以市民自我概念认同的“老漂族”群体进行心理疏导，主要包括“原城市人”和“农村人”两类群体。社区作为以照顾孙辈为目的的“老漂族”群体的主要活动场域，研究发现，“老漂族”非常容易产生社区隔离和自我隔离，容易在精神上出现孤独、排斥、焦虑和无助等消极情绪。提高社区对他们的包容度，将“老漂族”纳入他们日常活动的成员之中，培养他们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对流入地文化生活的了解。工作场域是以工作为目的的流动的“老漂族”主要活动场域，他们常常因语言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与流入地市民之间产生明显的隔离，因此，流入地常用语的熟识和生活规范的学习可以适当减缓“老漂族”同流入地市民间的疏离感，增强其沟通和表达的机会。通过外部环境包容与内在心理适应，共同促进“老漂族”流入地市民身份认同的形成。

（三）构建“精准滴灌”的福利制度

针对不同群体的特征，一方面要实现统一公平的福利供给制度，另一方面要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通过各自获得感提高身份认同。与市民生活待遇的差距是“老漂族”对流入地缺乏归属感的主要因素，如老年人对医疗卫生保障的需求、养老服务的需求等，在生活待遇没有得到保障的前提下，“老漂族”努力保持和提升他们的自尊及积极的自我概念的可能性就会降低，还可能滋生部分“老漂族”对城市生活的不满，降低家庭的幸福指数。减轻流动人口的子女照护和养老压力是应时之需。“老漂族”中的一部分老人是為缓解子女的孙辈照护和经济压力才无奈地选择异地流动，政府可以通过公共托育等政策的全覆盖减轻青年流动群体和老年流动群体的婴幼儿照护压力，通过对青年流动人口进行子女照护和赡养老人的减税等政策减轻他们的经济压力等，给“老漂族”群体提供了一个更轻松的养老环境。

（四）创新角色衔接的动态调适机制

“老漂族”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认同特征，需要对其进行动态身份认同识别，构建阶段认同衔接机制。流入地市民身份是“老漂族”最理想的身份认同追求，“准城市人”向流入地市民身份认同的过渡体现在资源差异上，因类施策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可以降低“老漂族”与流入地市民间的资源差异。“原城市人”和“农村人”向流入地市民身份认同过渡中除资源获取水平低的问题外，自我认知的隔离感是该群体面临的另一问题，分类差异的心理疏导措施与因类施策的资源供给方案相互促进，再伴以“精准滴灌”的福利，形成“农村人”→农村户籍“准城市人”→流入地市民、“原城市人”→原城市户籍“准城市人”→流入地市民的角色衔接动态调适机制，以逐步达到流入地市民的资源获取水平和自我概念认同，使“老漂族”群体能够在异地安享晚年，成为积极老龄化的一部分。

五、结语

认同是个体行动的指南，也是社会运行的基础。“老漂族”涵盖了社会身份各不相同的若干群体，不同群体的户籍身份和自我定义，极大地限定了其社会及自我身份认同，从而呈现明显类型化特征与差异化色彩。本文从客观户籍身份和主观自我身份认定两个维度，构建“老漂族”身份认同模型，并结合各类“老漂族”的资源获取和情感态度来探讨他们的行动取向，进而提出精细管理、分类疏导、福利滴灌、角色衔接等政策建议，希望对“老漂族”的进一步研究带来参考。

參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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