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战略透支研究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章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徐进 本文节选自《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2期

在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目标偏移的现象十分常见，关键在于能否在调整阶段及时止损。及时止损意味着决策者在出现战略透支的苗头时能及时调整相关战略，包括降低战略目标（可能是最初的战略大方向目标，也可能是阶段性目标）、节省战略资源投入（包括缩减边缘性战略投入和减少战略资源的外部补给）以及降级战略手段（包括减少使用某些刚性手段和改变手段的使用方式）。为了进一步理解战略透支的形成原因，我们需要分析为什么决策者未能及时止损的问题。同时，我们也需要简要分析目标偏移的形成原因。

总的来说，过度夸大对手威胁和抓住自身机会窗口的考虑会导致决策者在追求战略目标时出现两种情况：一是贪多求全，在短期内追求多个目标，或者开启多条战线；二是追求目前实力尚不可及的超前目标。此外，上述两种决策心理不仅会直接导致目标偏移的出现，而且还会间接制约止损行为的出现，特别是当类似的错误认知已被决策者一以贯之并坚信不疑时。

止损失败包括以下三种心理偏好。

第一，协和谬误，又被称为沉没成本效应、沉没成本谬误。如果对沉没成本过分眷恋，就会继续原来的投入，造成更大的亏损，博弈论专家将这种“赌徒式的心理”称为协和谬误。协和谬误的困境是战略决策时经常会出现的情况，决策者往往无法及时止损，就是因为结束行动意味着决策者在之前投入的所有物资和伤亡的人员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即一旦撤出，丧失所有。而抱着这种赌徒心理的决策者不仅不会及时止损，还会不断增加投入，期望在未来取胜，但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成本和收益的差距越拉越大，从而陷入战略透支的泥沼。几乎在所有与止损失败相关的案例中，都存在协和谬误的困境，其中又以深陷越战泥潭的美国尤为典型。

第二，预期成功，坚持到底。这一心理与上述协和谬误心理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决策者倾向于忽视负面反馈信息，并抱有一种乐观的态度，认为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会迎来胜利。对于军事组织来说，这点尤为明显。

第三，维持威望和信誉，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这点对体系内霸权国尤为明显。吉尔平指出，霸权国极少主动收缩或退让，因为收缩标志着大国的衰落，而为了应付威胁或军事失败而收缩，则意味着声誉的严重损失和外交实力的削弱。腓力二世领导下的西班牙宁可陷入多线作战也不选择主动放弃任何领地，就是因为放弃任何一块领地都意味着承认自己力量和威望的削弱，而放弃的领土可能会被法国或其他敌国占领。此外，国家不仅不会主动收缩，还可能会采取升级行动。因为战略上受挫会使得威望受损，国家可能会投入更大的力量以期继续维持威望，而继续加码所带来的结果通常是更严重的受挫，如此循环下去，便会陷入持久的消耗战。

另一方面是从个体利益出发的。领导人一旦选择撤回，就意味着承认之前的决策和行动是错误的，这无疑是对个体威望和信誉的一种损害。具体来说，这将直接影响领导人的执政威望和民众支持度。而对于以军方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来说，集团的威望不仅关系着自己在高层中的影响力和势力，还可能与每年能够获得的预算数额直接相关。例如，就一战前夕的德国而言，总参谋长毛奇就十分清楚海军扩张和海外的冒险行为将刺激其他国家，遂赞同以协商的方式来防止海军军备竞赛，但是当情况涉及自己的地盘时，他却坚持施里芬计划的主要特点，这一计划最终导致英国参战，德国陷入西线长达四年之久。而无论对于国家还是个人来说，丧失威望和信誉都可能导致两个可怕的后果，一是招致敌人的蔑视和攻击，二是招致追随者的动摇和离弃。而这正是生活在集体社会和国际社会中的个体和国家所极力规避的。

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

南京大学商学院 程海艳、李明辉、王宇 本文节选自《中国经济问题》2020年第2期

党组织参与治理是我国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随着党组织在国有企业中地位的不断增强，其必然会对公司行为（包括会计行为）产生深远影响。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2009—2016年數据，考察了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方式参与治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结果发现，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国有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就应计盈余管理而言，无论是向上应计盈余管理还是向下盈余管理，党组织参与治理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就真实盈余管理而言，虽然党组织参与治理总体上对其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主要体现在过量生产和费用操控两方面，对于销售操控并无显著抑制作用。之所以党组织参与治理对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有一定差异，一方面是由于这两种盈余管理手段的法律与监管风险有着显著差异，应计盈余管理更容易被发现，而真实盈余管理更为隐蔽，难以与正常的经营活动相区分；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与党组织对公司过量销售问题并不敏感有关，因为在实践中，很多时候，采用降价促销等手段过量销售并不会被视为盈余管理，反而被视为一种营销手段。

结果表明，党组织参与国有上市公司的治理，有助于抑制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尤其是应计盈余管理行为）、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量，这对于加强公司治理、保护投资者合法利益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这一现象，不应当简单地照搬西方理论，将党组织参与治理作为政府干预企业的手段。

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商业模式、价值共创与治理风险—基于瑞幸咖啡财务造假的案例分析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 张新民、陈德球 本文节选自《管理世界》2020年第5期

研究发现：瑞幸咖啡在商业模式方面，未能构建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商业模式的核心竞争力，即首先通过免费形式保持用户的黏性，然后利用产品衍生的价值链或增值服务来实现盈利，实现免费到增值服务收费的转变；在产品或服务市场方面，瑞幸咖啡未能利用互联网思维促进资产专用性的提升，即在满足客户共性需求基础上突出个性需求，保持资产专用性，实现用户黏性；在资源配置方面，瑞幸咖啡未能保持资产配置与产品（或服务）市场和盈利模式之间的匹配性，出现“以重卖轻”现象；在价值创造方面，瑞幸咖啡未能开发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价值共生机制，即强调协同创新与价值共创，通过技术研发为产品服务、为实体服务，从而为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在治理风险方面，瑞幸咖啡未构建适应技术与产品和业务模式高度融合的互联网的新型商业生态的治理机制，即在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双轮驱动的条件下，企业要适应产品市场上“用户”和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两个“上帝”的需求。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商业模式创新是一个中性概念，一方面，商业模式创新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增加价值增长点，助力企业实现价值创造、获取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在实际运营层面却给传统经济体系带来种种挑战。产品市场与资本市场如何协同发展、产品市场用户流量如何转化成资本市场公司的市值，这不仅影响企业经营管理，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成败，而且还会影响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因此，理论界与实务界迫切需要洞察移动互联网时代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的内在驱动力、盈利模式以及潜在的财务风险与治理风险，从而更好地推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