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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传统制度观的反向抵押贷款落地问题

2020-06-09陈莉雷鸣

中国房地产业·中旬 2020年12期
关键词:传统文化

陈莉 雷鸣

摘要:反向抵押贷款作为住房价值转换产品,宏观上有减轻社会养老保障压力,调节房产价值循环;微观上有减轻社会成员养老压力,提高老人生活质量的作用。然而反向抵押贷款国内试点效果甚微,其中传统制度观可能产生了比经济效用更为重要的影响,产生了产品与主体对象的制度观念的不匹配的问题,本文旨在从传统制度观层面为反向抵押贷款国内试点情况寻求新解释。

关键词:反向抵押贷款,传统制度,传统文化

1  前言

反向抵押贷款是一种住房价值转换产品,以住房为抵押对象,有住房所有权的老年人在不必搬离住房情况下,通过反向抵押贷款产品将住房资产价值转换成现金,作为养老支出来源。所有借贷将在住房出售、房主永久搬离或借款人死亡时支付。目前学界对反向抵押贷款定义为以持有房产权利的老年群体的房屋作抵押,从金融机构获得款项,主要用于生活或其他费用,客户可以选择在死亡前通过出售房产或其他资金来源返还所借本息,或选择死亡时将房屋的所有权转给金融机构。因为其现金流方向与住房抵押贷款相反,故名反向抵押贷款。

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意义在于,宏观上可以减轻国家社会保障压力;同时可以促进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业务多元化发展;可以促进房屋价值的有效循环入市。微观上具有增加老年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支付能力;为老年人生活提供经济保障;缓解社会家庭养老压力,提高生活品质。反向抵押贷款可视为一项社会养老补充产品,有利于社会经济运行和财产价值循环。

2  反向抵押贷款的国内试点

反向抵押贷款在国内也被称为以房养老计划。中国社会家庭结构特点以及社会保障体系为反向抵押贷款提供了一定的市场空间,一方面现代家庭主力青年面临 “4+2+1”家庭结构的养家重负,另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待完善。然而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国内落地尝试效果甚微,如南京“以租换养”,上海“住房自助养老”,北京“养老房屋银行”,杭州模式以及中信银行“以房养老”倒按揭贷款。在落地实行期间,大多因为缺乏公信力,申请门槛高,条件苛刻等原因遇阻,以南京“以房换养”为例。2005年,南京市留园老年公寓推出“以房换养”,规定年满60岁的老年人可自愿将其房屋抵押给老年公寓,房屋抵押后可免费入住留园老年公寓,生活费用由老年公寓管理方负责,老年人去世后房屋则由老年公寓收回。由于存在经济风险,易引发纠纷,两年后被废除。再如北京模式的 “养老房屋银行”,该产品由养老机构和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公司合作建立,60岁以上的老人将自己的房子交给房屋银行代理,用租金供住养老院。这个产品则存在养老服务质量以及房屋代理租赁的顾虑。从各试点产品特点看,在产品程序设计似乎问题不大,而深层原因更多的是新产品制度与现有制度观念环境的适应性问题。

3  反向抵押贷款与中国传统制度观念

3.1  反向抵押贷款与中国财产价值观

中国的传统理财观具有爱财爱富的财务观念,同时具有强烈的财产保值增值期望。而在现有的反向抵押贷款程序中,房屋贷款价值比一般为40%-60%。而近年来国内房地产价值升值显著,因此参与反向抵押贷款将会房子的增值价值剥离,存在较大的保值增值损失,这是传统财产价值观不能接受的理财计划。另外,传统储蓄观下,居民为发展规划留好储备资金,同时具有投资保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以及注重理财长期规划的显著特点。同时,反向抵押贷款需要抵押房屋产权,触及到了传统财产价值观中最为敏感的部分。因此,在强烈的增值期望以及保守的财务观念主导下,反向抵押贷款国内落地原始环境并不乐观。

3.2  反向抵押贷款与养老观

中国传统养老观指的是“养老指望谁”的问题。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家庭的家庭观极强,以家庭养老为主,形成了“养老是下一代的责任与义务”的基本观念。因此,中国式养老观的基础是“养孩防老”,而非西方国家的“自助养老”。基于此,中国养老观的含义也更丰富,主要有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安慰三个基本方面。同时对子女和父母共同居住提出了基本要求,房屋作为居住场所需要得到基础保障,在反向抵押贷款产品设计下作为抵押品抵押甚至最后不能收回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在这样的养老观下,反向抵押贷款的落地受到了阻力。首先,中国老人的养老观并没有将现有住房的价值作为养老准备的补充。其次,传统养老观中,养老最需要的精神慰藉需求而非经济供养需求,这是反向抵押贷款不能满足的。最后,反向抵押贷款产品大多要求房屋产权抵押以及财产处理属于借贷机构,这与传统养老观中的财产代际传递具有冲突。

3.3  反向抵押贷款与传统孝道

传统养老观主要指的是老人养老准备,而传统孝道则是儿女赡养观念制度基础,儿女作为反向抵押贷款产品里面的非直接主体,他们的观念行为同样重要。在中华民族传统观念中,孝道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成为优良传统。如果老人参与了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确实可能减轻儿女养老负担,但相应地儿女可能会面临传统道德观下的孝道精神压力以及舆论压力。承担赡养责任虽然有经济负担,但是精神上得到的宽慰是更重要的。未完全尽孝一方面可能带来自身道德观层面的自我批判,另一方面还可能有社会舆论的评论甚至批判。因此,作为中国家庭养老主力的儿女雖然不是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参与主体,但可能会成为老年人参与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大阻力。这也就在客观环境下不会给反向抵押贷款留下发展空间。

4  结语

通过对传统制度观念下的财产价值观、养老观、传统孝道与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的落地环境分析发现,反向抵押贷款在国内落地可能不是制度设计和市场成熟度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是传统制度观念下对产品对象行为选择影响的问题。这是可能是不同的文化制度背景和新兴产品程序存在的冲突。所以,这可能并不是制度和环境市场条件的不成熟,而是主体对象的制度观念的不匹配,导致了即使成熟的市场条件,但缺失了行为主体的意愿的主动性。反向抵押贷款老人和贷款机构的契约与博弈,除了经济测算,老人可能要多付出计划外的精神损失。所以反向抵押贷款遇到的问题,可能不在社会经济层面,而是在与传统制度观念的冲突中。此外,而作为社会养老的补充,产品设计关联的养老生活服务与保障,可以作为反向抵押贷款的新补充升级,同时,也还需要更多的匹配产品设计与开发。

参考文献:

[1]蔡琦,申韬.反向抵押贷款的中国化道路:文献综述视角[J].海南金融,2014,08:44-48.

[2]柴效武,胡平.美国反向抵押贷款发展历程及对我国的启迪[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04:55-63.

[3]韩再.住房反向抵押贷款研究综述[J].城市发展研究,2009,08:125-132.

[4]郝前进,周伟林.“以房养老”的双向风险与我国的制度设计[J].上海城市管理,2012,06:3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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