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传统私塾中的师德文化与当代师德建设

2020-06-07路泰

文教资料 2020年36期

路泰

摘要：明清徽州塾学教育兴盛，塾师队伍庞大。良好的社会风气、宗族的严格要求、徽人的尊师传统及塾师队伍的自我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徽州传统社会中师德文化的形成。这些优秀的师德文化在徽州文献典籍中得以保存，并对徽州塾师队伍起到积极的教化作用。深入研究徽州传统私塾中师德文化的内涵及成因，对于当代师德建设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徽州私塾塾师师德文化师德建设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然而在现实教育实践中，教师师德失范现象层出不穷。师德问题迅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进行师德建设同样是社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众多场合曾多次表达对师德师风的重视。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需要指出的是，“崇文尚礼”的徽州社会宗族对于塾师的严格要求堪称典型。徽人将塾师的品行风范纳入塾师管理的全过程。除此之外，徽州塾师的自我规范同样保障着师德长期处于较高的水平。本文从传统文化的视角，深入分析徽州传统私塾教育中师德文化的主要内涵及成因，探讨徽州私塾中师德文化与当代师德建设结合的路径，希望为当代师德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徽州传统私塾中师德文化的主要内容

明清徽州地区，蒙学教育兴盛，各宗族为保证社会地位，纷纷挑选塾师以培养族中子弟就儒业。巨大的社会需求推动着徽州塾师队伍不断扩大。作为在儒家文化影响下的读书人，徽州塾师凭借渊博的知识教书育人，又以身作则将儒家主流文化在徽州乡闾中传播。这些优秀的师德事迹在徽州的文献典籍中得以保存，并对徽州塾师队伍起到积极的教化作用。由此逐渐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师德文化并不断传承和发展。

1.安贫若素，教书育人。

徽州塾师大多是家境贫寒的读书人，通过教书的方式养家糊口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境况。在儒家“安贫乐道”思想的耳濡目染下，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清贫的生活，并将教书育人作为发挥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例如徽州蕉源人吴云归隐山林，依靠“躬耕樵采”以自给。生活上虽然清贫困顿，但他依然能坚持“隐居教授”[1]卷29人物志·隐逸。又如徽州歙县岩寺人王泰徵考中了崇祯丁丑年的进士。正当他准备赴职时却面临朝代的更换，于是决心“归隐檀山，杜门教授”[2]卷13人物志·风节传。又如绩溪人洪载考取了康熙年间的镶蓝旗教习，因父亲去世回乡奔丧，之后决定放弃复职。他在歙县吴太史翼堂家教书，所教的三个学生綅诏、恩诏、覃诏全都考上进士[3]卷11人物志·文苑。再如婺源的游远芳“通五经”却坚持“隐居教授”，培养的弟子中不乏“有诗名者”[1]卷29人物志·隐逸。徽州塾师大多是为了谋生的乡野读书人，虽然生活上时运不济，但在教学中依然能够保持读书人追求“圣贤之道”的态度，为当地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2.品谊端严，严谨治学。

古徽州的塾师们往往被赋予“发明义理，指引途辙”[4]（48）的重要使命。在徽州地区“崇儒尚文”氛围的影响下，对“师道”的追求成为众多塾师的终极关怀。他们往往严谨治生，对待所教学生严格要求。如休宁培郭人吴龙锡“品谊端严”，在教学方面“为文原本，经书问难”，因此吸引来的“执贽者”[3]卷11人物志·文苑众多。再如休宁县人吴尔宽，字仲容，是万安镇当地有名的塾师。徽州乡贤陶行知七岁时拜在吴尔宽门下读书。吴尔宽虽为秀才出身，但学识渊博，治学十分严谨。在吴尔宽的严格要求下，陶行知读完了“四书”“五经”，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5]（149）。事实上，在长期教学实践中塾师们早已意识到职业素养的重要作用，徽州休宁人施璜曾牵头发起以塾师为主的集会形式，主要通过塾讲的方式相互交流学习。他还制定了《塾讲规约》和《塾讲事宜》，规约的主要内容分为九个方面：一曰尚道德;二曰定宗派;三曰持敬;四曰译注;五曰力行;六曰习六艺;七曰育英才;八曰务谦虚;九曰防间断[6]甲集卷7。除了在教学方面采取严谨的态度外，在日常生活中也严于律己。例如婺源王励“赋资清醇，学遂讲贯”，因而许多人拜他为师。他在写文章时反复斟酌字句，所作文词“一字不苟”[1]卷29人物志·隐逸。又如休宁霞阜塾师程杞“好古力学，至老犹笃，难匆遽，书必端楷”[3]卷11人物志·文苑。塾师们凭借严谨的治学态度赢得了乡闾的良好口碑，同时以身作则对所教弟子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3.学识渊博，潜心研究。

徽州的塾师们在日常教书之余依旧能够潜心读书、笔耕不辍，他们当中不乏许多擅于钻研学术的塾师。如汪克宽在讲学之余完成了大量著作，有《春秋经传附录纂疏》《左传分纪》《春秋诸传提要》《礼经补逸》等，丰富了新安理学的思想内容。程敏政曾评价他：“六经皆有说，而春秋独盛;平生皆可师，而出处尤正。其道足以觉人，其功足以卫圣。”[7]卷14又如《复初集·星源游侍郎公传》中的游震得“公独崛起，攻经术，为族倡治经，为诸生篙矢，凡左右邻乡习经术诸生皆从公游讲业”[8]卷31星源游侍郎公传。再如婺源塾师俞彦诚“博通经史，尤精春秋，教授乡里”[1]卷29人物志·隐逸。由此可见专攻学术的塾师并不在少数。此外，在日常训蒙实践中众多塾师对教材教法进行过大量有益的探索。徽州的塾师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三、百、千”这样的经典蒙养教材，在长期实践中，通过总结实际教学经验创造了丰富多样的蒙养教材。如徽州休宁人陈栎结合自身训蒙实践编写了《论语训蒙曰义》《中庸口义》《性理字义》等蒙学教材;朱升编定了《小四书》，同时提出了以《名物蒙求》为先，其次是《性理字训》，再次是《历代蒙求》，最后是《史学提要》的学习顺序[9]（25）。总的来说，徽州塾师们凭借丰富的训蒙经验在教材方面大胆创新，极大丰富了训蒙教育内容。

4.品行端正，教化鄉闾。

塾师们凭借丰富的文化知识在以宗族为纽带的徽州乡土社会发挥独特的作用。作为深受儒学文化影响的读书人，他们是推动徽州社会教化的重要力量。徽州塾师并不是独立的个体，在日常教学活动中需要与当地宗族打交道，凭借着自身高洁的品格和渊博的知识在无形中将儒家的主流文化带到乡族闾里。其中有“资脩脯以养母”[10]卷3人物志·文苑的李流芳，又有“效朴崇素，不敢略华其服”[11]卷32.星源游茂才传的游茂才，还有“立师道以淑乡人”[1]卷29人物志·隐逸的汪生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包括前文提到的“一字不苟”的王励，“好古力学，至老犹笃”的程杞等。塾师仅仅是他们的职业，在社会生活中总能以自己的德行对乡人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除此之外，塾师对于弟子的培养实际上拓宽了乡闾德化的范围。学者王祖耀在《社会变迁中的元代徽州社会教化研究》中曾对徽州塾师群体的师承关系进行过梳理，结果发现通过师承关系产生的教化规模极其庞大[12]。正是由于这样一张由师承关系组成的教化网络推动着“雅”文化遍布乡闾巷里。徽州的塾师们正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和渊博的知识将儒家的伦理准则传播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

二、徽州传统私塾中师德文化的形成原因

徽州塾师队伍中形成的良好师德风气与所处的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首先，徽州社会的理学基调对于塾师群体的品行风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次，徽州“重文崇礼”的社会风尚使得宗族在慎择塾师的同时，又懂得礼遇塾师的重要。众多宗族要求族人对待塾师时务必做到“情文备至”，以达到“积诚以感之”的目的，使塾师“必思所以酬东家，则覃心训诲，而大有造于我子弟矣”[4]（110）。除此之外，通过教书以养家糊口是塾师们的现实需求，在徽州社会对于“师道”的严格要求下，塾师队伍的职业化成为必然趋势。总之，在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最终形成具有徽州传统社会特色的师德师风体系及师德文化。

1.徽州社会的理学因素。

宋代之后，新安理学对徽州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茗州吴氏家典》曾载：“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易读朱子之书，取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待，而邹鲁之风传之子若孙也。”[13]卷1在新安理学中尚无对“师德”的直接提法，理学家们主要提倡将“师”与“道”联系起来考察。朱熹在《四书章句序》中提出：“自是以来，圣圣相成：若成汤、文、武帝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则虽不得其位，而所以继往圣、开来学，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14]中庸章句序由此可见，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已经意识到道统与君统相分离的问题，因此逐渐形成了儒师圣贤传道观。朱子在作《伊洛渊源录》《中庸章句序》等书的过程中逐步构筑起以儒家道统思想为要素的师道系统[15]（87-94）。而作为“程朱阙里”的徽州地区则深受朱子理学的师道观影响，众多家族还将这种观念载入祖训，以教化子孙。如《古歙义成朱氏宗谱》中提出：“师之道，虽天子无北面。所以天作之君，尤复作之师。当天子临雏，太傅在前，少傅在后，而其执酱而馈、执爵而胤者，礼何如之？汉魏言经师非难，人师为难。人师者，为能表率乎人也。”[4]（83-84）作为乡野读书人的徽州塾师，在此熏陶之下更是将“师道”当作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众多塾师通过学校、书院、讲会等形式弘扬师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在徽州地区得以广泛传播和实践。

2.徽州人的尊师传统。

对于塾师的尊重是徽州社会重视教育的必然结果。在众多徽州祖训家规中均有关于宗族尊师传统的记载。例如民国《曹氏宗谱》就强调“善养子者，必厚其阿保;善教子者，必重其师傅”[4]（10-11）。有的宗族还要求入塾必须行拜师礼节以表达对塾师的尊重。据《茗洲吴氏家典》载：“先圣释菜礼，除族讲外，凡童子入塾首春，塾师开馆及仕进，皆行之，不得怠忽。”[4]（143）在与宗族相处中，塾师与雇主之间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张室龙在《明清徽州的塾师》中指出“徽州塾师与雇主之间往往形成亦师亦友亦雇佣的复合关系。塾师以尽职尽责赢得主家的善待和尊重;主家以尊师重教获取塾师们的尽心回报。主、雇间的互动，无疑嘉惠了徽州子弟的教育”[16]（32）。需要指出的是，徽州塾师大多是养家糊口的“穷苦书生”，在宗族中参与教学工作为其提供了日常的生活来源。宗族对他们这一群体的尊重更是让塾师们获得了很强的归属感，实际上大大激发了他们投身教育教学的热情。

3.徽州宗族的严格要求。

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徽州宗族早已认识到蒙养教育对于个人成材及家族兴旺的重要作用，“豫蒙养以兴家”[4]（128）的教育理念得到了徽州人的普遍认可，塾学是开展蒙学教育的重要形式，因此谨慎选择塾师就显得格外重要。正所谓“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徽州宗族普遍认识到塾师的品行风范在教育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大多将“才德兼备”作为挑选塾师的重要标准。如《涧洲徐氏宗谱》卷一《涧洲许氏训》指出：“凡请先生，第一要有品行老成之人，而待先生之礼貌尤需周到。”[4]（77-78）又如同治《华阳舒氏统宗谱》卷一《家范十条》指出：“家学之师，必择严毅方正者为师法。苟非其人，则童蒙何以养正哉？”[4]（527）再如《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卷二指出：“师傅必品学兼优公认充当。”[4]（272）虽然不同宗族挑选塾师的标准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大体上兼顾了塾师的品行和学识。徽州宗族对塾师的严格要求还体现在对日常训蒙教育有着具体的要求。有的规定了日常学习的教材及教学内容，如民国《曹氏宗谱》卷一《家训》写道：“子生五岁，便当令入乡塾，穿深衣，作长揖，坐立进退，教以儒者风度。凡《孝经》《小学》诸书，先令其熟读，日讲古人故事，以端其志趣。”[4]（110）有的对塾师的教学方法提出要求，例如宣统《韩楚二溪汪氏家乘》强调“功课必积分升降，程度必宽简而恒阅，六日一休息”[4]（272）。

总之，徽州人除了在挑选塾师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在具体教育教学方面也制定了更详尽的规定。这就要求塾师既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教学水平，又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如此才能“语于圣功之正矣”[4]（110）。如果说家族是社会竞争的重要工具的话，那么教育就是社会竞争力的保障。因此，徽州宗族对于塾师如此严格要求就不足为奇了。徽人将严格的要求贯穿塾师管理的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对徽州塾师队伍的师德师风起到了监督和制约作用。

4.塾师职业的现实所需。

对于蒙养的重视使得徽州地区对塾师行业的需求量加大，客观上促进了塾师队伍的壮大。有的宗族还积极鼓励族中子弟“教授乡里、陶冶蒙童，以筆代耕为食”[4]（41）。《复初集·项处士传》中写道：“公族多千余人，世受童子业。凡句读师，其多莫公族。”[11]卷29项处士传仅仅项氏家族就涌现过如此多的塾师，足以反映出徽州塾师队伍规模的庞大。然而塾师队伍的不断扩大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行业的竞争力度。如前文所述，徽州的宗族在择师问题上采取极其谨慎的态度，让塾师们倍感压力。正是这样的现实境况极大地推动了塾师队伍的不断优化。面对塾师行业不断扩大但塾师水平良莠不齐的局面，不乏儒学大家对塾师的职业道德提出要求。陈栎在提携年轻塾师时在塾师的职业道德、教学要求及教学方法等方面阐明了观点。其在《与子勋》中明确提出，塾师坐馆时应当“早起晏眠”“莫妄出”;与人交往时应当慎言慎行，“不可与人闲说一句招惹是非”;对待学生应该“正色端庄”;在教学方面应当“各人具一日程，而日日谨守之”[17]卷10与子勋书。又如前文提到的由施璜牵头组织的以塾师为主体的组织及制定的《塾讲规约》，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古徽州的塾师队伍向着职业化方向发展，极大地保障了传统师德在正确的轨道上发展。

三、徽州传统私塾教育中的师德文化对当代师德建设的启示

古徽州的塾师们凭借自身高尚的品德践行儒家的伦理准则，或品谊端严，或严谨治学，或教化乡里，逐渐在所处的乡土社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事实上，良好的社会风气，宗族的严格要求及塾师队伍的自我规范在一定程度上构建起了徽州传统社会的师德体系。尽管当前的师德建设面临着与古徽州不同的社会环境，但我们依然能从中汲取经验，为当代师德建设提供源头和动力。

1.批判继承徽州传统私塾中优秀的师德文化，丰富当代师德文化内涵。

当前师德建设大多偏向制度建设，缺少文化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充分发挥优秀师德文化在当代师德建设中的作用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方法。如前文所述，徽州地区拥有丰富的师德文化资源，徽州众多文献所载的塾师形象构成了内涵丰富的师德文化。这些文化资源对于当代师德建设来说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但也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应是一种创造性转化。习近平同志曾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要努力从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形成和积累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延续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展现精神魅力。”徽州传统私塾中的师德文化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之中，在徽州乡土社会的背景下不断发展。只有以现代化的视角对徽州传统私塾中的师德文化加以诠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才能为当代师德建设提供新的思路、新的方法。徽州地区众多族谱、方志、文集所载的塾师形象为当代师德教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教育素材。通过挖掘徽州传统私塾中的师德故事，用现代的方式讲好师德故事，可以充分发挥师德文化对于教师价值观的引导作用，让教师于文化氛围之中受到熏陶，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共鸣。

2.健全师德师风监督机制，扎紧师德建设的制度篱笆。

当前社会面临需求多样化、思想多元化的情况，教师队伍面临的情况同样比以往要复杂得多。师德建设面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复杂的情况。习近平同志曾强调，评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应该是师德师风。教师作为学生的引路人，教师的道德规范关乎学生的成长，单纯依靠教师自律似乎已经不再适合当前局面，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教师的“自律”在师德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事实上，古徽州的塾师队伍的自我规范与宗族的严格要求相互配合，构筑起了师德保障的闭环系统，极大保障了塾师队伍的职业道德水平处于较高的位置。因此，对于当代师德建设来说，健全师德师风监督的长效机制，筑牢师德制约的制度藩篱，实现自律与他律的有机结合至关重要。需要指出的是，2018年教育部出台《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明确教师行为“十不准”，又配套出台《高校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的指导意见》，对师德建设的主体责任、“师德一票否决权”、职责权限等问题进行了规范。要扎紧师德建设的“制度篱笆”，首先要根据现有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实施方案。其次要注重教师的主体地位。师德建设的主要参与者是教师，要充分调动教师参与师德建设的积极性，将师德监管纳入教师管理全过程。最后要创新师德教育形式，依托新媒体加大对优秀师德典型的宣传力度，让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师德师风的重要性。

3.营造尊师重教的社会风气，不断增强教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由于师德观念历史沿革的原因，当代社会对于教师普遍要求过高，对于师德的理解局限于“高尚师德”。这让当代教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重视高尚师德对于当代师德师风建设的重要作用。需要指出的是，古徽州的师道观念确实对于塾师的道德品行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无论是古代塾师还是当代教师，他们只是普通人，仅仅通过教书育人的方式获取经济收入。面对全社会高标准、严要求的压力，当代教师难免产生现实的困惑。我们还应当关注到，尽管徽州宗族对于塾师的要求是严格的，但是他们在严格之余又十分重视礼遇塾师。正是徽人对塾师群体的尊重和关怀，极大调动了塾师参与教学工作的热情。不断增强当代教师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应该作为当代师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首先，当前社会对师德的理解仅仅停留在高尚师德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事实上，学术界对于师德的探讨从未停止，大体围绕师德究竟是底线师德还是高尚師德展开。对于当代师德建设而言，这二者并不矛盾。我们在关注高尚师德的同时要兼顾底线师德，即注重底线师德与高尚师德统一。其次，应注重保障教师的个人权益，关注教师的实际情况。在当前教师所处现实环境的基础上解决教师的现实困惑，真正实现“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婺源县志[M].民国十四年刻本.

[2]徽州府志[M].康熙三十八年万青阁藏版.

[3]徽州府志[M].道光七年刊本.

[4]卞利.明清徽州族规家法选编[M].合肥：黄山书社，2014.

[5]冯剑辉.崇商尊文两相济：万安[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

[6]张潮辑.昭代丛书[Z].道光十三年刻本.

[7]程瞳.新安学系录[M].合肥：黄山书社，2006.

[8]方承训.复初集[M].星源游侍郎公传.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刻本.

[9]鲍骏.徽州蒙学初探[D].扬州：扬州大学，2016.

[10]丰南志[M].安徽省图书馆抄写本.

[11]方承训.复初集[M].北京图书馆藏.万历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