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1840年鸦片战争使近代中国第一次出现外部环境的巨变，英国人的炮火打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大门，有识人士开始“开眼看世界”。十九世纪五十年，中国相继问世两本“看世界”的奇书：魏源的《海国图志》（1842年成书，五十卷出版，后经多次增补，为百卷）和徐继畲的《瀛寰志略》（1848年出版，全书10卷，近20万字，附地图42幅）。

虽说两者都是“看世界”的产物，都标志着当时国人走出国界、瞭望天下的强烈愿望，但一经比较还是能够显出某些轩轾。

先简略地说一下两书形成的过程。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在广州组织人员，据英国《世界地理大全》编译了《四洲志》;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将《四洲志》译稿与其他有關中外文献资料编写成《海国图志》。而山西五台山出生的徐继畲，仕于福建，先以布政使的职位驻守厦门，后升任巡抚，兼办通商，并两度署理闽浙总督。他与“西土淹博之士”雅裨理（美国传教士）过从甚密，“暇日引与晤谈，四海地形，得其大致”，又“就其图摹取二十余幅”，再“参以陈资斋《海国见闻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谷《海岛逸志》、泰西人《高厚蒙求》诸书”（《瀛寰志略·自序》），用五年之功完成了《瀛寰志略》。

将中国人从“天朝上国”酣梦中最终唤醒的是近代地理知识的传播。就世界地理的阐述而言，《海国图志》明显逊于《瀛寰志略》。前者虽然列数了对地球各洲的名称，但不相信欧、亚、美、非、澳的分布，仍以“东胜神洲，西牛贺洲，南赡部洲，北俱芦洲”的佛教说法为准。而《瀛寰志略》则以“中国之外有九大洲，有大瀛海环之”为立论，比较系统、清晰、准确地介绍了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的位置、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的状况，除了对亚洲、欧洲、北美洲有详尽叙述外，对国人不甚了解的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也有略述，甚至还列数了欧洲各国的面积、人口、兵力和财政收入。无怪乎，当年《纽约时报》刊文称赞徐继畲“对西方地理政治的熟悉程度，简直令人吃惊”;美国公理会刊物《传教先驱》在显著位置刊发《一部新的中文地理书》，并在按语中说“中国一位巡抚，赋有足够的睿智和足够的独立精神”。此书的影响力甚于《海国图志》。康有为说：“始见《瀛寰志略》，知万国之故，地球之理。”梁启超说：“当时中国士大夫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徐继畲是以“夷”处于与华夏同等地位的平视眼光看待世界各国，而在魏源看来，无论是“四洲”还是“海国”，都还没有超越中国传统的“天下”概念，西方诸国被列为“天下”边缘甚或以外的范畴。

客观地说，《海国图志》花了不少篇幅介绍了英、美等国的政治制度，如英国的“巴厘满”（议会）、“五爵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以及美国四年一选的总统制，但魏源更多的还是认为中国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中心，“狄夷”仅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望远镜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有专门介绍，甚至明确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理念。《瀛寰志略》除了盛赞欧美诸国“长于制器，金木之工，精巧不可思议”“铸造之工，施放之敏，殆所独擅”等器物层面的优势，其高明之处在于徐继畲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竭力探讨西方国家兴衰成败的原因，这些论述不止是篇幅远多于《海国图志》，更在于评骘的精辟到位和分析的切中肯綮。如对近代英国强盛的原因分析：“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他还断言英国政治制度已为欧洲许多国家所效仿，“乃天下所趋也”。此堪为中国近代化的启蒙宣言书！

值得一提的是，《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都看到了西方强国的近代化打破了世界各地的隔绝状态，造成世界格局的大变化，前者焦虑于中国的“受辱挨欺”，而后者则是更多意识到其进步性的一面。徐继畲指出：“中国求隔绝而不能，唯有和夷通商，休养生息。”他陈述西方列强在利益驱动下盘剥中国的事实，也指出欧风东渐给中国经济繁荣带来的客观促进作用：“欧罗巴诸国东来，据各岛口岸，建立埔头，流通百货，于是诸岛之物产，充溢中华，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在徐继畲看来，外来者首要诉求并非消灭中国，而是将其纳入新的世界体系，从而获得巨大商业收益。这实际上是彰显出中国走对外开放的近代化道路的必要性。

对西方民主精英人物的介绍，是《海国图志》的一个缺项。《瀛寰志略》不仅对建国不久的美国政治制度高度赞誉，还在中国首次评价和推崇美国开国领袖华盛顿的卓然功绩：“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那块镌刻着徐继畲称颂“华盛顿，异人也”的石碑，经由传教士丁韪良推荐，于1853年作为中国人的礼物远涉重洋，运到美国首都，至今仍镶嵌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

这两本书在中国当年的命运则颇为相似：都被世所不容，保守派、顽固派甚至斥责作者为“卖国贼”，被目为“轻信夷书，动辄铺张扬厉”而禁（《海国图志》在洋务运动开始时才重新“发现”，《瀛寰志略》1866年重新刊行）。攻讦《瀛寰志略》的言辞更烈，或指责“替夷狄张目，自视卑微”，或抨击“张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或贬为“轻重失伦，尤伤国体”，或断定“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连曾国藩也认为徐继畲“颇张大英夷”。作为“开眼看世界”的先驱，徐继畲后被戴上“妥协”“投降”一类帽子而被罢免福建巡抚，留京任太仆寺少卿（类似副弼马温的闲职），适如自云：“在闽藩任内，偶著《瀛寰志略》一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