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执政逻辑

2020-06-01彭组峰王开洁

桂海论丛 2020年1期

彭组峰王开洁

摘要：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包含信仰体系、认知体系、策略体系以及特定承载主体等多个维度。具体到中国语境，主流意识形态特指作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自革命时期发展而来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历史因素、西方文化传播、大众消费社会兴起等多重挑战。为此，其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适应性调适与变革，就其本质而言是通过协调与平衡革命与执政的辩证关系以保持主流意识形态整体架构的相对稳定性，提升边层结构的灵活性、包容性和创新性，从而吸收和排解转型期产生的压力与矛盾，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

关键词：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B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1-089-06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新中国的政治发展从以革命斗争为中心的“前三十年”进入了以改革开放为主旋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由之驱动的社会、文化等领域也开始了持续的转型进程。“转型”本身是居于两种稳态社会结构之间的特定阶段，它意味着旧有的社会结构的松动、解体和重构以及观念的变化与更新，由此带来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也对执政党造成了新压力，提出了新要求。为了提升执政效能、降低政治风险，中国共产党主要采取了改革制度体系、调适主流意识形态的应对手段，而后者作为前者的价值基础和“灵魂”，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中国共产党集革命党与执政党二重身份于一体，不仅是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国家治理的主体，也是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领路人，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更新和调整其意识形态内在机理的同时，仍要维护整体架构的稳定性。这一“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正是理解和把握转型期主流意识形态适应性变革的关键所在，也是本文的基本着眼点。

一、概念界定：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態的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哲学家特拉西在其《意识形态的要素》一书中首先提出，但这一概念的广泛传播和延续则得益于马克思的批判性贡献[1]。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中，作为开创者的马克思本人实际上对意识形态持有明确的否定性态度。他认为，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进行欺骗性宣传的手段，其虚假性和歪曲性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哲学上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将社会意识视为社会存在的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二是在政治上掩盖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据此，马克思不仅对青年黑格尔学派唯心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了哲学理论层面的批判，也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做了制度理论的批判。但是，马克思虽然拒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却没有抛弃这一概念本身而是代之以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首先，他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颠倒过来，重新确立了社会存在相对于意识形态的决定性地位[2]；其次，他明确指出意识形态带有鲜明的阶级属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而每个阶级都有发展出自己特殊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动机和动力；再次，他指出共产主义意识就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体系。换言之，马克思赋予了意识形态以无产阶级的革命属性。在其后的列宁、葛兰西等人那里，意识形态概念逐渐中立化，马克思主义自身就被视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和政治动员中所能依凭的意识形态理论资源[3]。

就意识形态的具体内涵而言，国内外学界众说纷纭。总体而言，围绕这一概念界定而展开的研究进路大致有四种取向，分别是立足和侧重于形式、要素、功能和内在结构。有学者认为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意识形态有三种面相：一是认为它是关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虚假的、歪曲的一套说辞；二是认为它是一种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意识，是人们的现实活动在思想观念中的反映；三是认为它是带有一定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改造方案和理想社会蓝图的政治理论或学说[4]。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定义为包括信仰、价值和目标要素，以及如何对其加以认知和理解的认识要素和如何加以落实的方式方法要素所构成的观念体系[5]。也有学者从意识形态在构建政治合法性方面的功能出发，认为它是对政治权威正当性的规范性论证，是关于政治绩效和公共利益的规范说明，是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动力[6]。还有学者认为，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有三个维度，即对其基本理念进行理论说明的认知—解释层面；对价值观和信仰进行阐发与表达的价值—信仰层面；实现意识形态基本理念的目标、途径和艺术的目标—策略层面，三者彼此配合、相互支撑[7]。

综合学界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既有成果和重叠共识，本文认为所谓意识形态不仅是一般的思想观念体系，而且是在其基础上进一步学理化、系统化而形成的逻辑严密的政治性理论学说①。它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围绕理想社会蓝图而形成的一整套的信仰体系，它通常包括理想形态的政治、社会、价值观等多个层面，同时也具备远大理想和中短期目标两个时间维度。其次，是对信仰体系进行正当性论证的认知体系，它试图综合使用各种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感性的认识论工具为信仰体系构建正当性基础，通常以某种形式的“历史必然性”为依托②。再次，则是策略体系，它提供如何实现理想目标的一系列具体的行动方案、实施手段和行动策略。除此之外，有些意识形态还明确规定了其自身的特定承载主体，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下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语境下的特定“民族”以及犹太教中的“神选”民族等等。相对于社会中多元共生的诸种一般性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被人们称为主流意识形态，它具象化为执政党的指导思想和政治理念[4]。本文所言的主流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体系。

二、社会变迁与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讨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时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8]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主流意识形态本身是由社会结构的现实状况决定的，同样地，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结构也存在着一定的反作用。当作为自变量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相对迟滞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与社会的发展需要产生一定的脱节与冲突，而这种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构成了主流意识形态变革的内在动力。

学界关于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研究主要有“两阶段”和“三阶段”说两类。前者以党的中心任务和政治理念为标准，以1978年为分水岭将主流意识形态划分为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两个阶段，其逻辑依据在于即使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的政治状态依然处于阶级斗争的革命逻辑支配之下，是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继续与发展，而1978年后党的执政理念相较于前一阶段发生显著改变[9]。“三阶段”说则是在“两阶段”说的基础上聚焦于两个时期内部的具体差异，将其进一步细分为两个阶段，这又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以1949年、1978年为节点，将主流意识形态变迁分成“革命”“统治”“执政”三个阶段[9]；二是以1978年和党的十六大為节点，分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社会建设为中心”三个阶段[4]。但是，具体分析可知，以上这几种分类方式基本是从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内在演化逻辑出发而进行阶段划分的，并没有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社会结构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予以细致的考察和分析，换言之，它们虽然指出了主流意识形态变迁的形式，却未解释其机制。

以社会结构变迁驱动主流意识形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直观体验和现实经验，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很显然，是主流意识形态首先进行了自我调整和变革，从而为其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正当性论证，社会结构自身也因此获得了变迁的契机和动力。在进一步放宽历史视野的情况下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间，社会结构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同样存在着复杂的辩证关系。作为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本质要素的生产方式实际上包含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层面[10]。就当时中国的具体实际而言，主流意识形态与生产关系相适应而超前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就决定了在改革开放前，实际上都是唯物史观中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社会结构的反作用原理在主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模式。在1978年后，则进入了社会结构变迁驱动主流意识形态变革的阶段，即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主流意识形态原理重新占据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包括马列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如前所述，它包含四个方面，首先是围绕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而展开的信仰体系，具体表现为一个远期的共产主义社会蓝图；以无产阶级专政为本质，以人民民主为特征，否定官僚制和官僚主义的阶段性政治制度目标；建立在批判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反对剥削、反对私有制，以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以消除贫富分化、彻底实现公有制为目标的理想经济制度；批判个人主义价值观，反对追求个人财富的工作伦理和利润、效率导向的资本主义伦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强调无私奉献、自我牺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德体系。其次，是建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之上的认知体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从而论证共产主义的可欲性和必然性；同时，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社会发展阶段说等进行创造性转化，从而证成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合理性。再次，是关于中国革命斗争策略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具体行动方案。力图通过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和无产阶级思想政治教育等手段实现“革命”“继续革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最后，确认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主体，具体到中国现实则是以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无产阶级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体系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同时，确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通往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上发挥领路人的作用，强调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必要性和正当性[4]。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启动和深化，在革命年代发展起来的并与斗争任务相适应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现实需要之间发生了脱节，甚至对其发展潜力的释放和发展领域的拓展产生了限制和阻碍作用。而主流意识形态与社会经验现实的不匹配所带来的落差又受到了历史遗产与外部压力的双重强化，使得主流意识形态面临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遭遇重大挫折。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主要来自对资本主义诸种弊病的批判和克服，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允诺，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情境下，它还必须以改善积贫积弱的不利处境来动员民众支持。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国家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推行一系列严重偏离国情的政治经济运动，尤其是在政治上夸大了阶级斗争和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并与对最高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激进的教条主义信仰，并进一步演化为文革的灾难；在经济领域则形成了僵化集中的计划体制，在工农业政策方面犯了冒进、脱离现实等错误。现实和理想的严重背离使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大受影响[11]。其次，西方文化的传入和大众消费主义兴起进一步冲击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中西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西方各种政治思潮和意识形态在中国的传播导致了价值观的多元化；大众消费主义同样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共产主义将理想社会置于未来，并倡导节制性的生活理念，而大众消费主义则重视当下的物质生活，将物质和精神享受作为生活的目的和人生的终极意义，对遥远的未来关注不多。一系列的外在挑战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对新形势的适应性调适和选择性变革予以应对。

三、适应性变革：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发展

随着改革开放事业的深入推进，中国共产党所面对的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为了与快速转型的社会结构相适应，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相协调，与全球化时代的对外关系相衔接，我们党在坚持主流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和核心价值的前提下通过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重新诠释，更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以及对主流意识形态所忽视的理论空白、薄弱点予以补充、强调等方式对其进行了重大调整与创新，从而大大强化了主流意识形态在复杂形势下的包容度、兼容性和灵活性。

（一）信仰体系层面的坚持与调适

在信仰体系层面，一方面，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合法性的根本来源，其地位受到坚持与维护。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在市场经济和世俗消费主义时代，理想社会蓝图的感召力受到影响，因此主流意识形态从两个方面引入新的思想资源，以提升信仰体系的号召力和说服力。首先，以中华民族复兴为旗帜，全面规划民族崛起的宏伟前景和路线图。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工人没有祖国”是一种鲜明的世界主义话语[12]，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长期思考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时所面对的特殊历史背景和历史使命则使其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和中华民族的双重认同。这一双重认同所具有的内部张力被中国共产党对二者关系的认知方式所消解：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工具，同时中华民族又是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重要主体和自觉的历史工具[13]。因此，共产主义理想与民族复兴的愿望长期并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脉络之中，在革命时期，共产主义理想的至上性在一定程度上遮蔽和吸纳了民族主义理想的能量。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民族复兴的伟大愿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信仰体系的重要成分的意义得以彰显。其次，制定有明确时间表的阶段性发展目标。例如党的十五大以来，我们党在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表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形成了“两个一百年”目标，即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14]。由此形成远期战略目标与中长期阶段性目标有机结合的社会主义理想体系，通过赋予其可预期性从而增强了其感染力和说服力。

（二）政治制度目标上的调适

在政治制度目标上，一方面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制形式以及有中国特色的逐级选拔制度和基层民主制度，另一方面通过创新民主形式如协商民主、网络参政、政务公开等不断拓展人民群众的参政议政渠道，并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以为人民民主提供支点与保障。在经济制度上，突破了改革开放前对市场经济体制的绝对排斥态度，不断强化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其幅度之大和力度之强使之与之前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教条式理解产生了尖锐冲突，如何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相关结构和内容进行调整以将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其正当性论证框架之内，成为中国共产党面对的重大理论难题。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虽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性进行了猛烈批判，却同时肯定了资本主义在解放生产力方面的重大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5]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承认市场机制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积极意义，这也为中国共产党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力的正当性依据。我们党一方面在理论上澄清了社会制度与市场机制之间的非对应关系，从而赋予市场以工具性功能；另一方面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三个有利于”作为根本的评价标准，以此促进思想解放，证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利用市场机制的合理性。与此同时，则坚持公有制的主体性地位并明确反对贫富分化，换言之，即保持社会主义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核心价值地位不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相适应，主流意识形态在道德层面也进行了相应调整：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私人产权等的正当性，鼓励和赞扬追求效益、勤劳致富的生产、工作伦理，同时，为了因应其弊端也进一步建构了崇尚公平正义、无私奉献等理念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三）认知体系层面也发生了明显的调整与革新

在主流意識形态的认知体系层面，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依然是主流意识形态分析社会发展问题的基本工具，历史发展必然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唯物史观仍然主导着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主流意识形态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存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而不断更新自我证成的思想和价值资源[16]。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本质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一般性”的原理运用于中国“特殊性”的国情之中以指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的过程，而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提供了来自东方的经验素材，另一方面也对强调特殊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使其不得不从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出发以自证其合理性和正当性。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证明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当时所形成的特殊革命经验，如“农村包围城市”、新民主主义阶段等等突破了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革命进程相关论述的教条主义理解，构成了革命时代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思想，它也为改革开放后开辟经济建设事业中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提供了历史典范。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重新诉诸“特殊性”思维和话语，而作为其比较对象的“一般性”已不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是以“普世性”自居的西方意识形态和制度体系。中国在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绩效方面的出色表现有力地强化了作为特殊性的“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对于西方所谓“普世性”意识形态的挑战，“四个自信”正是对中国特殊性本身正当性的确认。

（四）策略体系层面的调适

主流意识形态在策略体系层面全面抛弃了试图通过阶级斗争、群众“大鸣大放”的直接参与式的政治运动实现共产主义的手段和方法，而逐渐根据执政党的角色定位与施政需要对行动策略进行调适，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建设和市场经济发展相契合，制度、法律、政策相结合的治理工具体系，以增强行政行为方式的规则性、程序性和可预期性，以此软化和消除在革命逻辑下行为方式所带有的非常规性、激进性和不稳定性。另外，以阶级划分为手段的政治动员策略也被社会和谐的政治和价值目标以及据此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方案所取代。最后，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依然在法理上被视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承载者和社会主义政体的领导者，但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观也发生了一定变化。一方面，淡化了阶级冲突话语，以“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社会主义劳动者”“爱国者”等角色定位代替传统的阶级分类，扩大人民范畴的吸纳力，以社会性的“阶层”概念置换政治性色彩浓厚的“阶级”概念以避免将社会矛盾转化为政治冲突。另一方面，则赋予中国共产党以全新的身份界定：由纯粹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扩展为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而为执政党吸纳社会精英、拓宽民众基础提供了依据。

四、结语：在“革命思维”与“执政理念”之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围绕特定时期的历史任务先后产生的“革命党”和“执政党”的自我角色定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从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今的历史走向和社会经济发展形态。一方面，革命意味着对旧社会与旧制度的彻底否定以及对美好社会愿景的描绘与规划，这使中国共产党带有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另一方面，执政的职能则要求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与既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限定条件的框架内践行和落实具体的施政方案与政策目标，这决定了执政党必然持有灵活、务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历史进程，但革命性与政务性的内在张力则长期内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思维模式与行动方式之中并以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为呈现形式。在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强调通过继续革命、持续性的破旧立新的革命意识形态脱离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具体实际，从而使得革命逻辑压倒执政逻辑成为支配政治、社会发展的指导理念并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遇挫折。而主流意识形态在随后的相应调整不仅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动力也成为自我进一步变革与调适的关键契机。从本质上说，主流意识形态的变化就是以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结构要素和中国共产党的价值理念与思维模式双向互动的结果。

注释：

①有学者将意识形态划分为“总体”、“群体”和“个体”三个层面，并因之将个体意义上的思维方式和零散的思想观念、价值偏好、道德习惯等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内，本文认为意识形态与个体的思想观念存在强烈的政治性、理论性和集体性等方面的显著区别，适当的概念限定有利于防止“意识形态”概念的泛化使用。参见刘绍杰：《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变迁》，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

②事实上，即使是西方批判历史决定论的诸多学者，也基本都是“自由主义”的拥趸，换言之也是将之视为人类政治价值和政制“必然性”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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