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余生

摘要：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后开展的宣传发动工作，既有理论依据和党的早期实践经验，又有深刻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的有利条件。邓小平等在广西革命斗争实践中，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对红军、民众、少数民族、新桂系上层和敌军等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宣传发动工作模式。思想宣传发动工作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中发挥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重要作用，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宣传发动工作；邓小平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1-0004-07

宣传发动亦即政治动员，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形式，是我们党凝聚力量、团结群众的重要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的传统政治优势和传家宝。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成功发动，离不开中国共产党有效的宣传发动。邓小平等在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期间，依据革命任务，抓住时代契机，采取一系列举措，加强了宣传发动工作，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做好新时代思想宣传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的理论依据与历史背景条件①

邓小平等在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后开展的宣传发动工作，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积累了我们党的早期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抓住了当时深厚的社会基础和时代契机，创造了革命斗争时期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成功范例。

（一）理论依据与党的早期实践经验

第一，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统一战线学说。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尽管没有“宣传发动”一词的表述，但在马克思主义的社會革命理论和策略中却有着深刻的革命动员思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发动教育思想的理论来源。历史地讲，马克思主义革命动员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即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则明确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概念：“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1]恩格斯还在1894年的《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强调：“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2]正是缘于对农民在民主革命中重要地位的深刻认识，我们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深入开展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也逐步到农村，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其宣传发动工作的思想武器就是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二是统一战线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在科学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开创了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思想。其丰富的内容主要包括加强无产阶级自身的团结、巩固和扩大工农联盟以及努力争取更大的联盟三大方面。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学说开展了深入有力的宣传发动工作，建立了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由此可说，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统一战线学说，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动员思想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的理论依据。

第二，我们党的早期宣传教育实践经验。在宣传教育的实践方面，鉴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行中国革命的特殊形势和任务要求，早期党的宣传教育发动工作主要围绕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展开。当时我们党的宣传发动工作的实践经验主要表现在创办报刊、新办学校和农民讲习所以及发挥群众团体组织作用等方面。在国民革命初期，我们党先后创办了《劳动界》《共产党》《中国青年》等报刊，向工农兵群众和青年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同时，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等培养农运骨干。在土地革命初期，我们党在革命根据地开办了夜校、补习学校、识字班等多种教育形式的学校。通过宣传教育和发动，不仅大大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而且还为我们党开展思想教育和宣传发动工作提供了经验借鉴。

（二）深刻的社会政治与经济背景

第一，敌强我弱，开展宣传教育发动工作具有紧迫性。历史地讲，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从唐代到清末曾多次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尤其是为中国近代革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未能使中华民族获得解放。1927年中国大革命胜利成果被反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吞了。1929年9、10月间，俞作柏、李明瑞不顾中共劝阻，仓促发动反蒋军事行动失败，广西革命形势发生突变，邓小平等果断决定把党在广西的革命斗争方向从南宁等中心城市转移到左右江山区去。客观地讲，尽管左右江地区有着革命基础，相对中心城市敌人的力量也比较弱，但敌人的力量仍然比较强大，尤其是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地区的革命力量与敌人的力量差距甚大。因此，做好宣传发动工作是关系广西革命斗争成败的一项紧迫性工作。

第二，民族隔阂，开展宣传教育发动工作具有必要性。左右江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尽管历史不同时期的统治阶级按其自身的力量和统治的需要，曾在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政策和方式。比如，唐宋时期的羁糜制度，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等。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并没有真正平等对待少数民族。其中在土官的统治下，不仅因土司之间的矛盾重重，破坏了民族间的团结；而且土官还对辖下的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严重阻碍了左右江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土归流”以后，不仅土司残余势力依然存在，而且反动政府也强化了对左右江各族人民的残酷统治和压迫，比如推行民族歧视政策，在各民族之间进行挑拨离间，加深各民族之间的隔阂。直到大革命时期，左右江地区的民族隔阂问题还相当突出[3]7。民国初期以来，广西境内军阀混战也给左右江地区民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加上自然灾害、痘疫等侵袭，使左右江地区民众处于穷困療倒的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在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处理好错综复杂的民族问题，是关系革命斗争成败的一项重要工作。

（三）历史与时代的有利条件

第一，左右江各族人民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和传统。在历史上，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抗统治阶级压迫、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早在唐至德二年（757年），在西原州黄峒（今左右江一带）举行了数次民众起义。晚清时期的左右江各族民众，不仅响应和支持了太平天国革命斗争，而且还以不同方式参加了反法斗争。在清末和民国初期，左右江各族群众相继参加了孙中山等领导的反清镇南关起义、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斗争等。1923年，韦拔群“三打东兰”后，左右江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高涨。这种革命斗争精神和传统，为我们党在左右江地区有效开展革命宣传发动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二，俞、李在蒋桂战争中举政广西的良好时机与政治空间。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俞作柏和李明瑞从中得益，主持广西军政大权。但蒋介石在委任俞、李主持广西军政大权的同时，又派其心腹郑介民担任广西省政府委员，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俞、李对此感到十分不满；同时，俞、李主政广西后，局势并不乐观，政权基础薄弱；加之俞、李在国民革命期间，曾经支持工农群众运动，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有联系。因此，面对以上的严峻形势，俞、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尋求同中共的政治合作，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和稳定广西局势。这为我们党在广西开展革命宣传发动工作提供了一个政治空间。

第三，党组织在左右江地区的不断发展壮大及其正确领导。1925年12月广西早期党组织中共梧州地委成立后，为了适应广西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梧州地委先后派出一批党员干部到南宁、桂林、百色、龙州等地开展工农运动和党团组织工作，党在广西的地方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夕，左右江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东兰县支部、中共恩隆支部、中共果德支部、中共东兰县委、中共龙州县委、中共田南临时特委、中共右江工作委员会等。这就使得左右江地区各族人民进行反封建、反军阀和反帝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革命斗争高潮的兴起有着良好的政治基础。

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宣传发动工作的开展与特点②

邓小平等在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期间，高度重视宣传发动工作，并针对各种错综复杂的因素，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举措，对红军、民众、少数民族、新桂系上层和敌军等开展了多层次、全方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富有地方特色的宣传发动工作模式。

（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宣传发动工作的主要内容

邓小平等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后，创造性地开展系列宣传发动工作，其内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俞、李等广西军政要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动员工作。应俞作柏和李明瑞的邀请，1929年6、7月间，中共中央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张云逸、贺昌、陈豪人等40多名军政干部到广西开展革命工作；8月底又派邓斌（邓小平的化名）作为中共代表到广西领导革命的全盘工作[4]。邓小平等到广西后，从广西的政治形势和具体情况出发，正确分析俞、李主政广西前后的政治态度，通过共产党员俞作豫与俞、李的社会关系，采取系列措施对俞、李等广西军政要员进行统战动员工作。比如，通过党内活动，把中共中央派来广西工作的军政干部安排在政府机关和军队部门任职并开展工作；用党的政策去影响和改造俞、李，顺势推动兵运和工农运动工作。

第二，宣传发动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积极投身革命斗争。早在1926年前后，中共梧州地委就先后派出余少杰等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开展党团组织工作和工农运动。1929年夏秋，广西党组织相继派出雷经天等一批党员干部到左右江地区开展工农运动。10月俞、李反蒋失败后，邓小平、张云逸、俞作豫等率领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第五大队分别撤退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右江地区，进一步对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后，红七军颁布的实施政纲，公开提出“推翻军阀国民党政府，建立苏维埃政府”等革命主张；龙州起义后，红八军颁布的实施政纲，提出“用群众革命力量，驱除帝国主义出华”，“工农兵联合起来，以阶级战争消灭国民党混战”等。这些政纲对于动员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各族群众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为了使党的这些政纲迅速被各族群众接受，左右江苏维埃政府（革命委员会）还积极组织宣传队下乡走街串巷进学校，深入基层做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的政治动员工作，讲解工农痛苦的由来、共产党的宗旨、苏维埃政府的主张等革命道理。

第三，开赴湘赣革命根据地的转战动员。为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为贯彻中央北上指示精神以及红七军自身北上战略转移的策略，1930年10、11月间，邓小平等将红军主力集中到河池整训整编、召开前委会和动员大会，进行北上转战动员。11月上旬，红七军先后在河池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决定执行中央北上指示精神、整编大会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并动员部队为会师中央红军而转战。红七军主力在北上途中又相继在广西全州、广东连山、湖南茶陵等地开展一系列宣传发动工作，为确保红七军7月22日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胜利会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针对新桂系开展的“反围剿”斗争动员。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右江根据地的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韦拔群、陈洪涛等在领导右江根据地军民同新桂系军阀展开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的同时，还开展了系列宣传动员工作。其中主要的有四次：第一次是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韦拔群、陈洪涛等在东兰、凤山、凌云、恩隆、奉议等地发动工农群众组建红七军二十一师；第二、三、四次是1931年至1932年为开展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的动员发动工作。在韦拔群、陈洪涛等的率领和动员号召下，右江军民誓死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与敌军进行了英勇激战。

（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宣传发动工作的主要做法与特点

邓小平等在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和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宣传发动工作举措，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富有地方特色的宣传发动工作模式。

第一，深入透彻的思想理论教育。首先，以劝说诱导的形式对俞作柏、李明瑞做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前夕，邓小平等对国民党广西左派俞作柏、李明瑞等进行统战工作，推动广西革命形势向前发展，最终还引导李明瑞走上正确的革命道路。同时，我们党还积极做俞、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其中对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的初级军官和学员，加强开展政治宣传，灌输革命思想，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成为革命的骨干力量。其次，通过革命理论学习提高党政军机关干部的政治觉悟。邓小平和左右江地区党组织特别重视在党政机关干部中进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和宗旨的教育与学习。如在《工农兵识字课本》中讲述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在党员和党政干部学习班中，开设《党员须知》《共产党宣言》《革命常识问答》等课程。在军政学校中开设政治和军事两门课程，其中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有马列主义理论、十月革命等。再次，通过劳动小学和平民夜校等方式开展社会宣传教育。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地区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对根据地平民的社会宣传教育工作。如红七军和红八军在实施政纲中都提出了实行平民教育、发展识字运动的文化教育方针；左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教育政策，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积极组织关于平民教育的政治宣传动员，积极采取开办平民学校、识字班和农民文化夜店等措施，大力兴办平民社会教育。

第二，进行广泛而具体的媒介宣传发动工作。首先，以报刊为平台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工作。1929年8月，广西农民协会创办《广西农民》，向广大民众宣传党的政治思想，为左右江革命的到来做了准备。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后，邓小平等积极创办《右江日报》《工农兵》《红旗报》等报纸来宣传发动革命，为动员广大民众的革命热情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其次，颁布“施政纲领”“布告”“告书”等宣传党的革命政策和主张。其中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发布的“布告”，使广大劳苦群众了解红军和革命，引导他们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左江特委和红八军颁布的反帝斗争告民众书，在反帝运动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再次，用简洁通俗易懂的口号、标语等方式进行宣传发动。邓小平等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中，主要通过群众团体组织用脍炙人口的口号进行政治宣传动员。口号政治宣传动员的内容十分丰富，有宣传革命的，如“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有宣传男女平等的，如“男女平权、妇女参政”；有宣传发展教育的，如“兴办学校，发展教育”等。以上脍炙人口的口号，对动员民众投身革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地区各级党组织、苏维埃政权书写了大量的标语，如“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打倒国民党军阀！”“一切权利归苏维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雇贫农！”等。这些标语宣传了党的革命思想和主张，是教育、引导、团结、鼓舞民众投身革命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罪行的有力武器。

第三，通过灵活多样的革命文艺活动开展政治宣传动员工作。首先用喜闻乐见的山歌来唤醒各族群众的革命意识。早在东兰农民运动期间，韦拔群就非常重视运用红色歌谣宣传革命思想。百色起义后的1929年底，韦拔群组织群众团体歌会，在东兰、凤山、恩隆、奉议等县，进行了一次长途的“歌会”活动，先后有七八万人群众参与歌会。红七军主力北上后，面对新桂系军阀的重兵“围剿”，韦拔群挥笔写下了《革命到底》的革命歌曲，成为鼓动大家克服困难的强大力量。其次，通过戏剧表演宣传革命。早在1927年6月东兰第三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时，韦拔群等就开始排练“白话剧”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革命形势。1929年10月百色各族人民在粤东会馆演出“白话剧”热烈欢迎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革命武装到来。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戏剧工作，如右江苏维埃政府要求县、区、乡苏维埃政府文化委员会要指导白话戏社及一切游艺团体的戏剧编创和演出工作。当时党组织、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对演话剧的重视，为动员军民革命热情起到了很好作用。再次，通过讲故事、写漫画等等方式宣传革命思想。红色歌谣有着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借助优美的旋律和简练的艺术语言，向广大人民群众讲述着革命故事，传播著革命真理。如韦拔群用壮族七字十二句勒脚调写成的《搞起团结事才成》，就是说明“团结就是力量”的道理。

第四，把利益需求同开展政治宣传动员结合起来。首先，帮助俞、李清除内部反动势力以巩固其政权。俞作柏和李明瑞主政广西后，其政权极为不稳固，需要借助中共的力量来巩固政权地位。对此，我们党决定先帮助其巩固政权地位，然后动员和争取俞、李参加革命。如极力解散李、黄、白的国民党广西旧部，对蒋介石派来监视俞李政权的黄埔学生不安排工作全部遣回，为俞、李主政广西政权清除障碍。与此同时，还帮助俞、李推动兵运、工农运动的民主政治改革，既有利于巩固俞、李军政实力，又为我们党领导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准备了革命骨干力量。其次，开展土地革命调动农民革命积极性。右江苏维埃政府从建立起，就开始着手解决根据地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如组建农军保护农民利益，增加工资改良工人待遇，取消苛捐杂税保护商人利益，领导开展土地革命等。一方面开展土地革命的宣传，领导广大农民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左右江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切实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广大劳苦民众。根据地群众得到了土地、生活得到了改善，他们更加拥护党，并积极投身革命。再次，实行“新税制”减轻工农兵商负担。1929年12月《中国红军第七军目前实施政纲》提出，取消一切政府军阀的捐税，实行累进税，并由苏维埃政府制定标准。1930年5月颁布的《土地法暂行条例》提出，实行单纯的农产累进税，苏维埃收得之税项完全作为政费。“新税制”政策的推行，减轻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民众的负担，提高了人民生产的积极性。复次，恢复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左右江苏维埃政府十分重视发展经济，在恢复农业生产方面，《土地法暂行条例》中明确提出，苏维埃政府在土地分配、统一市制和度量衡、防御天灾和改良扩充水利、办理农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等方面，帮助发展农业经济和社会事业；同时，着力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各级苏维埃政府设立经济、财政机构，领导进行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此外，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还注意保护中农和富农利益，为巩固和中农和富农的联盟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的历史作用与启示③

思想宣传发动工作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中发挥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重要作用，是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取得胜利的宝贵经验，对当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仍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的历史作用

在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后，我们党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广大民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发动工作，启蒙了其政治参与意识，激发了其革命热情，壮大了革命力量。

第一，传播革命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为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提供了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广西的广泛传播，为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发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中韦拔群在东兰开展宣传革命理论，发动农民运动；雷天壮在百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高孤雁在龙州县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这些革命思想的宣传，为推动广西人民开展革命斗争做好了思想舆论的准备。在起义前夕，邓小平和左右江党组织向农民、工人、商人以及进步青年师生宣传党的思想和政治主张，争取他们支持起义。在起义后，健全宣传文化组织机构，成立宣传队，配合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动员，使党的政治主张在左右江各族群众中得到顺利贯彻执行。

第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宣传发动工作是联合和团结革命力量的粘合剂。一方面，邓小平等通过对国民党广西当局俞作柏和李明瑞等上层人物进行帮助和教育的统战动员工作，推动兵运、工农运动工作的民主政治改革，在俞、李政权中积极恢复和发展各地党组织，壮大党组织的力量，使得我们党很快打开了广西革命局面。另一方面，通过宣传发动引导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投身革命运动。其中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与宗旨，极大地增强了左右江根据地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投身革命的热情，扩大了革命队伍。据党史资料显示，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初期，我们党拥有20多万革命群众为基础，到1930年夏秋则得到100万工农群众的拥护。

第三，培养了一大批根据地少数民族革命骨干人才。在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开展革命工作，迫切需要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骨干。我们党在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前后，相继培养了韦拔群、陈洪涛、黄治峰等一大批少数民族革命干部。据中共广西地方党组织史资料显示，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和群众团体组织的干部中，仅壮族干部就有108名[3]9。这些少数民族干部不仅在建立和巩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还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据统计，从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走出来的有19名将军，其中14名是壮族[5]。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鞠躬尽痒，死而后已，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四，改善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状况。长期以来，左右江地区处于封建土司制度的统治，民众受尽各种剥削和压迫，生活极端贫困，毫无政治权利可言。加上近代以来的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混战，使得民众更加苦不堪言。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立即宣传动员、组织根据地各族群众开展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极大地改善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社会生活状况。宣传发动土地革命，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不断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促进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发展；大力发展普通教育和平民教育，促进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文化的发展。与此同时，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又极大地促进了各族工农群众更加热爱新生红色政权，更加热爱红军，为保卫和建设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中国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开展宣传发动工作的历史启示

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宣传发动工作，为中国革命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历史启示意义。

第一，必须加强和完善宣传思想工作的主体建设。加强宣传發动主体的全面建设，确保宣传发动主体的政治权威，是我们党开展政治思想宣传发动工作的前提。毛泽东早在革命战争时期就强调指出：“在长期战争和艰难环境中，只有共产党员协同友党友军和人民大众中的一切先进分子，高度地发挥其先锋模范的作用，才能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6]在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前后，邓小平等针对党内的政治理论水平和文化水平比较低等问题，高度重视左右江地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增强了党组织在政治动员过程中发挥统领作用。可以说，重视党组织的自身主体建设，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工作方式。在新时代动员全国14亿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仍需要加强中国共产党政治动员主体地位的建设。

第二，必须以先进的理论掌握群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7]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前后，我们党积极向左右江根据地各阶层人士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革命主张，号召工农兵和青年学生起来抗争，促使一大批进步人士和杰出青年向党组织靠拢，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革命思想基础。历史经验证明，以先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以科学的理论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的重要法宝。在新时代，我们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四个伟大斗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全党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重要的是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来教育和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凝聚正能量。

第三，创新方式方法是有效开展政治宣传发动工作的保证。在左右江革命斗争实践中，我们党巧妙地运用灵活多样的革命文艺活动、广泛而具体的媒介宣传和直接而有效的利益激励等方式方法，进行深入而透彻的政治思想教育，把党的方针政策传达给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广大民众，引导他们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凝聚了丰富的社会资源。这一经验启示我们，创新是保持政治思想动员的生命力，只有创新政治思想动员工作方式方法，才能使政治思想动员适应时代的发展，发挥其时代效果。在新时代，我们党要有效地开展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就需要不断创新和丰富宣传思想工作的方式方法，使政治思想动员方式更加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四，新时代有效开展思想动员工作必须做到两个“贴近”。一方面，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探寻贴近群众生活的、群众喜爱的宣传形式，是取得宣传发动工作实效的重要途径。在新形势下，我们党的宣傳发动工作必须坚持与时俱进，积极探索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宣传发动方式，重要的是通过报刊、电视、互联网大数据以及群众文化活动等灵活有效的宣传活动形式，增强新时代宣传发动工作的生动性和感染力。另一方面，红七军前委配合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任务，重视对广大群众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对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建设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时期，宣传教育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保驾护航和号召动员群众，重要的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重要部署和工作任务，教育争取群众，认真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新时代夺取“四个伟大斗争”胜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汇聚磅礴力量。

注释：

①在这一部分写作中，综合参考了以下三篇文章资料：杨正军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政治动员研究》一文第14-28页（《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6-06-01）；何成学、文红艳的《论邓小平领导百色起义的求实开拓创新精神》一文第80-81页（载于《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何成学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一文第7-8页（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

②在这一部分写作中，主要综合参考了以下论著资料：杨正军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中共政治动员研究》一文第38-41页（《广西大学硕士论文》2016-06-01）；胡耀南、刘繁荣的《略论百色起义期问教育宣传工作的新举措》一文第11-15页（载于《井冈山党校学报》2016年第4期）；梁玉珍、陈文静的《浅谈百色起义中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一文第45-47页（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党史办公室编《百色起义史稿》一书中第213-22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③在这一部分写作中，综合参考了以下四篇文章资料：骆昭平的《百色起义前后党的宣传文化工作及历史启示》一文第7-9页（载于《传承》2010年第1期）；何成学的《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民族工作》一文第9-11页（载于《广西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杨正军、丁晓强的《百色起义前后邓小平领导政治宣传工作评析及启示》一文第55-59页（载于《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4期）；张建春的《百色起义时期党的宣传思想工作经验及其当代价值——百色起义精神及其当代价值研究之三》一文第129-132页（载于《百色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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