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升 刘珺

摘要：延安整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通过整风运动，广大党员提高了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自觉性，进一步坚定了信仰，肃清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战略决策，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的思想内核相通、原则坚守相同，传承其实践经验，有利于教育广大党员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杜绝腐败分子滋生，实现作风根本转变。

关键词：延安整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内核；原则坚守；实践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494（2020）01-0034-06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管党治党的关键举措，党要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者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正确的思想价值导向为引领，坚持共产党人的原则要求，坚持不断探索为民为国的治国理政实践。全面从严治党不仅需要不断创新，也需要汲取党的传统中闪闪发光的优良经验。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我们党开展了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延安整风。延安整风运动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内核相通、原则坚守相同，大力传承其实践经验，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有益借鉴。

一、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的思想内核相通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不论是延安整风时期的实事求是、抓主要矛盾、一切从实际出发，还是新时代的全面从严治党，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具有相通的思想内核。只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不断创新创造，永葆党的创造力，提升党的战斗力和执政能力，才能发挥好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国梦不懈奋斗。

（一）相通的唯物论思想传承

1916年，岳麓书院办学校长宾步程手书“实事求是”匾额，青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3年，“实事求是”无疑铭刻在青年毛泽东的心中，他坚信“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1]。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1941年5月至1945年4月进行的延安整风，教育广大党员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进一步坚定了理想信念，肃清了党内存在的错误思想，达到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增强了党的凝聚力。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彻底纠正以王明为代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中国应该根据国情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延安整风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思想为指导，是与当时中国的客观政治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这次运动的经验永放光芒。在新时代，延安整风运动散发出新的时代之光。

在政治生态环境发生变化之后，党的组织需要把握变化发展，加强党的建设，保证组织的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巩固执政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地发展着的，党中央各个时期的政策切实把握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实事求是地、有力地保障了党的建设的正确方向。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了新时代，为适应新时代的新需要，既要认清我国由大向强发展关键阶段的时与势，更要建设一支政治坚定、先进纯洁的执政党队伍，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高效益、更可持续的发展。党切实把握了政治生态环境变化，与时俱进地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实事求是，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党建之路。在此过程中，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运动相通的唯物论思想传承。

（二）相通的辩证法思想传承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看，“两点论”和“重点论”是辩证的统一。所谓“两点论”，就是在认识和把握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认识主体要同时看到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认识和分析某个具体矛盾时，要同时看到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所谓“重点论”，就是认识主体在认识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将主要矛盾作为把握的重点；而在认识某个具体矛盾时，要将矛盾的主要方面作为把握的重点。列宁曾说：“世界上只有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政党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2]237延安整风运动注重党员质量，意在提升党员的政治、思想等各项修养，分为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整风。其中，重点是面向党的中高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这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分层对待、区别解决问题，在整党治党过程中紧抓关键少数，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党中央在开展高级干部的整风时，根据毛泽东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精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成立中央研究院这个以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学术机关；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在新时期，特别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党内形成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共识，同样紧紧把握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作为重点，狠抓党内政治生活，重视党的政治建设，拓展了新时期党建理论的内涵。

党在各阶段的治党实践是辩证处理各种关系的深入发展过程，是有机的系统。政党文化作为政党的魂灵，在治党管党方面负责协调和解决政党价值、准则和所坚持的信仰问题；政治社会化，解决的是政党文化如何被党员内化并成为指导其政治行为的政治态度、立场和意识的问题，进而促进党员政治人格的完善；政治制度，解决的是如何从制度层面保障正确行使党员让渡的權力的规范性和持久性问题；政治关系，解决的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来源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正确处理党内关系、党政关系、党与群众和非党组织之间的关系等等，以树立和实践正确的权力观；政治行为，解决的是当党的权力运行中出现腐败现象时，党应当采取何种态度、措施，以及党如何组织党员、群众参与社会监督的问题。由于每一个阶段所经历的动态变化都有一个逐渐显现的过程，相应地每一阶段管党治党的实践在上述各个子系统方面也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两点论、重点论、系统论、过程论都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运动相通的辩证法思想传承。

（三）相通的认识论思想传承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2]800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提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实践论，强调认识问题、解决问题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与时俱进。对延安整风运动的积极作用，就连共产党在当时的对立者蒋介石也曾多次作了客观的评价。其中他在1943年曾说过，共产党的士气大大增强，“其力量是由于他这个整风运动而发生的”[3]。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再次指出：“尤其是民国三十二年他们发起所谓的‘整风运动，逐渐打破其过去空疏迂阔的形式主义，使一般干部养成了注重客观、实事求是的精神。……大家不可不切实注意。”[4]387由此可说，当时延安整风运动确实达到了注重调查研究、反对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注重客观、实事求是，进而统一全党的目的，就连当时的反动派都无法否认这一事实，还提倡学习共产党的经验。

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这是我们的发展过程写实，也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运动的又一相通之处。当认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时，党的建设是向前发展的；当主观脱离客观、认识脱离实践时，党的决策就出现偏差，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遭遇挫折。延安整风将党拽出挫折，让党继续引领时代的发展。政治生态环境的变化性决定了管党治党必须与时俱进，要在正确指导思想下继续立足于变迁了的政治生态环境所呈现的特征，以现代化建设为取向，科学定位党的权力，明确党的宗旨在新时期的内涵，注重推进制度建设，创建反腐新路径，实现党政关系职能分开。由此可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联系新时代呈现的实际情况，树牢“四个意识”，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运动相通的认识论思想传承。

二、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的原则坚守相同

回顾延安整风，再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不难发现二者具有相同的原则坚守。不管是彼时还是此时，制度治党都是必须遵循的原则。管党治党不能只靠思想教育和党员觉悟，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保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应时刻牢记自延安整风起就坚持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真心指出同志的错误，注意工作的方式方法，务必坚持实事求是，注重做好教育引导。同时，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都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坚持人民至上，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一）坚持制度治党原则

延安整风时期，反对宗派主义是党内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需要完善制度建设，制定党内法规。延安整风运动坚持制度治党，首先对如何进行理论学习有着详尽的制度规定和科学的方法要求。一是通过制定严格周密的规章制度促进学习，包括自上而下的组织领导制度、每天两小时的学习制度、分类编组制度、写笔记制度与学习检查、测验制度等；二是不断反省；三是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其次是党为保证制度治党的顺利进行，高度重视党规党法，不断制订完善党内法规法纪。1942年2月23日，陈毅在华中局作军事报告时讲到，原則问题和组织问题“均按照党规党法由同级会议或请示上级解决之”[4]222。同年10月15日，刘伯承在第129师会议上批评张国焘过去破坏党内团结的错误做法，强调“我们有党规党法，赏罚都是建筑在革命利益之上的”[5]。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刘少奇认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6]因为有科学的党内学习制度、严肃的党内法规法纪，延安整风运动开展得比较顺利，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制度治党是党的优良传统，这一原则需要坚守。2013年5月《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的公开发布，使中国共产党有了第一部正式、公开的党内“立法法”和备案程序规定。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党成立9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在决胜全面小康的关键时刻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时期，专题研究了全面从严治党。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使党在党内法规建设和制度化建党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从党的十八大召开至今，中央出台制定的党内法规占现行中央党内法规的三分之一还多。这些党规党法的制订完善，是制度治党的有力保障，有利于全面从严治党顺利进行。同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系列规章，完善党员干部的学习制度，要求党员干部把加强道德修养作为必修课，在党的十九大后更是坚持防患于未然，党纪严于国法，注重纪律规章，突出制度建设和纪律建设，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制度治党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运动共同的原则坚守。

（二）坚持“团结—批评—团结”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7]延安整风时党注重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工作方法，意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胡乔木认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党性呢？这种勇于自我批评，愿意改正错误的精神就是党性纯洁的表现，就是无私无畏的崇高品质表现。”[8]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一要在学习中不断反省，二是批评一定要有公心，三是批评要对症下药。因为批评是手段，团结是目的和结果，重在团结。“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但是揭发错误是为了救人，“而不是把人整死”。[9]这样才能让同志们不会讳疾忌医，犯了错误愿意改正，沐浴在温暖的政治春风之中。“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为正确进行党内斗争开创了优良的传统，坚持这一原则的整风使得是非分清了，团结加强了，犯过错误的同志绝大多数都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并在之后的斗争中继续担任党内职务，为党的事业做出了新的贡献。这一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党内矛盾，之后，党又把这一原则推广到党外，用来指导解决干群关系、军民关系、官兵关系等，有效地处理了人民内部矛盾。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进行党内政治生活。在新时代要全面从严治党，必须时刻牢记“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用好“四种形态”，团结同志，既要真心指出同志的错误，而不是随便说些不痛不痒的不是缺点的缺点；又要注意批评方式方法，不能恶言相向、打击报复。此外，为达到团结的目的，切不可为了批评而批评，在不需要批评的时候务必实事求是，应该以正面宣传、教育、引导为主，促进政治认同。只有既批评又团结，才能让广大党员干部自觉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赞同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认可、内化、践行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在对党形成理性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归属感，成为政治认同共同体。“团结—批评—团结”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运动共同的原则坚守。

（三）坚持为人民服务原则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党中央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紧密相连。其中有名的大生产运动也是为了必须给群众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故而坚持部队自给自足进行生产，不给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增添负担。清廉的政治本色是艰苦奋斗的保证和表征，共产党人犯法从重治罪、坚决以法护廉是当时的吏治风尚。延安时期，肖玉璧战功赫赫、劳苦功高，在他养病时毛泽东曾把自己的牛奶让给他喝，但当他痊愈走上管理岗位后却贪污腐败，侵害人民利益中饱私囊，最后被枪决。《解放日报》社论认为：“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10]同时，群众路线的基本精神载入了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坚持群众路线的思想原则成为党建的恒常性内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坚持为人民服务是治党的重要原则。管党治党需要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坚守心中责任，以人民利益为先，不忘初心，服务人民。

共产党人坚持群众史观，在行动中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为人民服务。习近平说过：“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89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松懈。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1]目前，西方敌对势力不断宣传“普世价值”，宣扬历史虚无主义、享乐主义、自由主义、利己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错信历史虚无主义等，反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视为无法实现的说教，产生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重大问题，着实让人心痛。全面从严治党以人民利益为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真正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定理想信念，端正工作态度，做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带领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既坚持问题导向，走在时代前列，勇于自我革命；又坚持人民至上，获得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执政治国。为人民服务原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工作方法，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与延安整风运动共同的原则坚守。

三、全面从严治党对延安整风的实践经验传承

延安整风的实践探索整顿了党内存在的问题，教育了广大党员同志，团结了多方力量，形成了重要经验。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注重传承延安整风的实践经验，有利于更好更高效更彻底地进行管党治党工作。监督应该是全过程多角度的监督，注重发动党外同志、争取发挥一切力量提升党组织的战斗力是全面从严治党对延安整风的实践经验传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新时代面临很多威胁，应传承历史经验，注重宣传思想教育，树牢“四个意识”。

（一）注重发挥党外监督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学习和时局》的演说，对山头主义作了论述，认为：“产生的各部分同志间互相不了解、不尊重、不团结的现象，看来好似平常，实则严重地妨碍着党的统一和党的战斗力的增强。山头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特别广大和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而党内教育不足是其主观原因。指出这些原因，说服同志们去掉盲目性，增加自觉性，打通同志间的思想，提倡同志间的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以实现全党大团结，是我们当前的重要任务。”[2]939在毛泽东看来，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和教条，只有走理论联系实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实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反对宗派主义主要应整顿党风，同时也反对对党外人士的不尊重等现象。早在1940年《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就规定实行“三三制”政权制度，希望发挥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和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人士的作用。延安整风时期的《五一施政纲领》也对“三三制”的实现做了明确规定。开明绅士李鼎铭高度称赞共产党同党外人士民主合作，认为从共产党宣布的施政纲领和实行的“三三制”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把所有各党各派无党派的都看成一家人，通力合作”[12]。“三三制”的施行提高了党的威信，加强了团结，识别了人才，淘汰了某些渎职和不称职的干部，选举出人民信任的新干部；民主人士进入政权机构，发挥聪明才干，并对党的领导进行了党外监督；一切大事均要通过参议会讨论，充分发挥了人民积极性，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政权。因为这些举措，根据地选出的干部都能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就像林伯渠所说：“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务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13]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14]。随着全面从严治党进程的发展，党内监督进一步加强，但是监督应该是全方位、多领域的监督，不仅要加强党内监督，还应注重发挥党外监督的作用，包括民主党派的监督、无党派人士的监督、人民大众的监督、新闻媒体的监督等等。注重发挥党外监督作用是延安整风的从严管党治党实践经验，应该加以传承。2018年2月6日，习近平与党外人士开展座谈，旨在将多党合作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要求党外人士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尽职尽责参政议政，发挥好党外监督作用，“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15]。更好发挥党外监督，首先，需要统一思想基础，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凝聚多方力量，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其次，要营造健康政治生态，形成良好合作氛围，党外同志敢说，党内同志真听，共同做好中国特色政黨制度建设，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