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贝妲的婚姻》是一部自传性很强的作品，集中体现了哈代小说中一贯关注的阶级和文化的问题。女主人公贝妲在追求阶层上升的过程中面临着阶层和文化的错位以及物质追求与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本文结合小说的创作背景，分析贝妲的社会进取，阐述哈代本人的隐忧之心及其“文化”观的复杂性。

关键词：哈代；文化；阶级；焦虑；婚姻

在哈代出版的第五本小说《贝妲的婚姻》（The Hand of Ethelberta， 1876）中，出身卑微但聪明好学的女主人公贝妲在隐藏真实出身的情况下，凭借自己的才华和魅力挤进了伦敦上流社会的社交圈。贝妲最初靠讲故事来维持生计，但最后为了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在众多追求者中选择嫁给了一个老贵族。评论界一般认为这部小说是哈代小说中的次要作品，但在哈代的所有小说中，它最为强烈、集中地反映了哈代小说一贯关注的两个重要问题：阶级和文化。出身卑微的年轻女子通过婚姻来实现阶层的上升，这样的故事在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中十分常见，但《贝妲的婚姻》的独特之处在于，贝妲不仅是一个充满社会进取心（social ambition）的冒险者，还是一位孜孜不倦追求文化的艺术家。一方面，贝妲时刻处于一种生存的焦虑之中，不得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存而奋斗；另一方面，在贝妲的社会进取中潜藏着深层次的动机，即对文化的追求。作为艺术家的贝妲，内心深处对这种社会进取有着厌倦和抵触之情。这部小说弥漫着这样一种焦虑：出身下层社会但追求文化和艺术的青年个体如何处理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又如何看待自己的阶级地位？结合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我们可以窥见哈代本人的隐忧之心以及哈代的“文化”观的复杂性。

《贝妲的婚姻》是一部充满焦虑、令人不安的小说。小说的第一章就暗示了贝妲社会身份的矛盾性。贝妲虽然看上去属于“那种只有当他们的珠宝被偷了才知人间烦恼的阶层” ， 但她是“靠头脑（brains）而非血统（blood）来位列于上流阶层”的（Hardy，1975）。事实上，贝妲的父母都是仆人，但她通过努力自学获得了良好的文化修养，得以在匹瑟文爵士家做家庭教师，后嫁给匹瑟文少爷，但不久就成了寡妇。小说中的故事就是从贝妲成为寡妇的三年后说起。此时的贝妲因第一桩婚姻已成功跻身上层社会。小说的第一章还展示了大自然中激烈的生存斗争：一只老鹰在追捕一只大雁，大雁后来潜入湖中，巧妙地躲过了追杀。大自然的这一幕似乎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隐喻，暗示着贝妲矛盾的社会身份中所潜伏的生存危机：出身卑微的贝妲既是上层阶级的猎物，也是男性的猎物，而她也必须像大雁那样通过隐藏自己的真实出身才得以生存。小说扉页所引的《物性论》中的句子——“Vitae post-scenia celant”（意为“人们隐藏生活中私密的一面”），或许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贝妲的这种无奈处境。生存的压力驱使贝妲追求社会进取，而她赢得生存斗争的关键在于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匹瑟文老夫人去世后，失去了经济依靠的贝妲只能自食其力。同时，她也回归到了自己的原生家庭。为了更好地照顾家人，贝妲将他们从乡下接到了伦敦，并计划通过在公共场合讲故事来赚钱谋生。这个计划的成功与否取决于贝妲能否隐藏自己的真实出身，因为卑微的出身为上流社会所不容。贝妲和家人生活在伦敦的一间别墅里，为了掩人耳目，她的兄弟姐妹在名义上都是她的仆人。一开始，贝妲的计划取得了成功，但好景不长，一家人又陷入了财务危机中。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贝妲发出了马尔萨斯式的感叹：“要是在我们都很小的时候，上帝把我们兄弟姐妹中四分之三的人除掉就好了，那样的话一个人就能够照顾到其他人，但是我们这种情况太没希望了。”贝妲无奈之下想到找个有钱男人结婚。在没有暴露真实出身的情况下，年轻貌美、才华出众的贝妲当然不乏追求者。贝妲委婉拒绝了经济状况不佳的恋人克里斯多弗，尽管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此后，贝妲将婚姻视为一场赤裸裸的交易，最后在后续的三位中上阶层的追求者中选择了经济实力最强和社会地位最高的老贵族芒特克雷。

然而，贝妲不同于《名利场》中的贝基·夏泼，她本质上是一个追求“文化”的艺术家。在贝妲的社会进取中，潜藏着她对“文化”孜孜不倦的渴求。小说中提到，贝妲选择继续追求社会进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她想获取足够的资源以便为年幼的弟弟妹妹们提供更好的教育，从而改变他们的命运。贝妲本人就是通过教育来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深知教育对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性，而教育的一个直接作用就是获得文化。在牛津词典里，“文化”（culture）的一个主要含义指“心智、品位和行为的改进，艺术和智识上的发展；因此也指艺术以及人类的总体智力成就的显现”（转引自Rimmer， 2013）。此种意义上的“文化”概念首先产生于19世纪初期。在19世纪60年代，尤其是在马修·阿诺德1867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的宣扬下，这个概念才得到进一步确立（Rimmer，2013）。出身贫寒的贝妲对文化充满了向往，她刻苦自学，获得了很好的文学和艺术修养，成为了“一个很有文化的女人”。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贝妲在上流社会的通行证。但对贝妲来说，文化并非单纯是提升社会阶层的工具，它还有一种阿诺德式的非功利的价值。在阿诺德看来，文化代表着“世界上最优秀的思想和言论”，具备一种超越阶级的普世性和非功利的价值，值得每个人向往和追求。阿諾德式的文化旨在培育人的内在“完美"（perfection）：“人具有思索和感情的天赋，文化认为人的完美就是这些天赋秉性得以更加有效、更加和谐地发展，如此人性才获得特有的尊严、丰富和愉悦”（阿诺德，2012）。尽管贝妲试图通过文化来达到阿诺德式的完善，但是文化给她带来的更多是冲突而非和谐。正如Rimmer（2004）指出哈代与阿诺德在“文化”上的一个关键不同：“阿诺德总是力求稳固文化这个概念，并且朝‘和谐和‘完美的方向努力。相比之下，哈代却倾向于暴露‘文化内在的断裂、冲突与间隙”。文化的这种内在矛盾和冲突在贝妲的社会进取中显露无遗。贝妲的社会进取隐含了一种阶层与文化的错位。贝妲所追求的“文化”有着很强的阶级性，贝妲所追求的文化（文学、艺术）乃是有闲阶层的消费品。贝妲处在一个模糊的阶层状态，她表面上是有闲阶层的太太，但是她出身下层，并且和属于下层阶层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似乎是为了消除这种错位，贝妲试图提升未受过教育的乡下兄弟姐妹们的文化素养，她纠正姐妹们的乡村用词，还带两个做工人的兄弟去看艺术展览来提升他们的文化品位。唯有在贝妲的社会经济地位能使她真正归于有闲阶层时，这种错位才能暂时消失。在婆婆匹瑟文夫人的庇护下，贝妲可以毫无忧虑地写诗；但是在婆婆死后，失去经济来源的贝妲只能通过讲故事来谋生；最后嫁给老贵族芒特克雷后，贝妲又重新回归诗歌创作。

贝妲在婚姻上的抉择也体现出她在社会进取和文化追求之间的某种矛盾。除去物质上的保障外，与芒特克雷的婚姻对贝妲有着强烈的文化上的吸引力。贝妲对老贵族家的图书馆艳羡不已：“多么棒的图书馆啊……从摩西一直到斯各特的文学作品应有尽有，如果有这些书的陪伴，我会感到很快乐，别无他求了。”婚姻所换取的不仅是物质上的保障，还有追求文化、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正如贝妲所想的那样：

“她所想的不是以卑鄙的方式来诱得一个丈夫为她自己和她的家人提供钱财，更是为了找到一个她尊重的男人，这个男人能够使她生活在一种舒适的状态，免除她内心对俗世事物的焦虑，这样她就能继续施展自己的才能，自己赚钱来养活家人。她还有许多可以出售的原创性的才能，但是对生计的忧愁正将它们碾得粉碎。”

可以看到，贝妲的社会进取中潜伏着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以及对自我价值实现的追求。同时，这里也隐约透露出贝妲的一种认识：她的经济状况决定了她在文化和艺术上的发展。这种认识说明了社会进取的必要性。

在世俗进取心方面与贝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恋人克里斯多弗。克里斯多弗出身于中上层阶层家庭，但是后来家道中落，幸好他通晓音乐，以教授音乐和为人演奏为生。克里斯多弗也有着很好的文化修养和艺术才华，但是他缺乏社会进取心，在本该考虑如何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时却陷入了与贝妲的情感纠葛之中。叙述者这样评价他：“尽管朱利安天生是个思考者，但是他目前只是一个凭力气干活的人；高级才能的发挥依赖于低级才能的施展，但他经常在两方面都欠些火候。这是一个让人气恼的关联性，许多天才因为它而湮没无闻。”言下之意就是，克里斯多弗不能改善自己的生计问题，那么他的艺术潜能也难以充分发展，最终会湮没无闻。贝妲在给克里斯多弗的信中肯定了他的艺术才华，但劝他要“在自己的才华中加点社会进取心。”在通宵达旦地为一次舞会演奏音乐后，克里斯多弗和妹妹疲惫不堪，在绚烂的朝阳下感觉自己如同幽灵。原本作为爱好的音乐成为了一种谋生手段，其艺术性在生存的压力下也荡然无存。克里斯多弗感叹道：“我们尝到了一点贫穷的滋味。”一直在为生计奔波的克里斯多弗始终没有像贝妲所预言的那样在艺术上取得大的成就，直到小说的最后，他意外地获得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才迎来了生活的转机。

我们可以看到，贝妲（以及叙述者）都认同这样一种逻辑：没有世俗的成功所带来的物质保障，对文化和艺术的追求难以实现，个人的艺术才能也难以发展。在紧接着《贝妲的婚姻》之后的小说《还乡》中，这种逻辑的表述更为明显。克林·姚伯厌倦了巴黎的工作和生活，选择回到故乡爱敦荒原，计划興办教育传播现代文化，来提升乡民们的精神素质。但是，叙述者毫不含糊地指出了克林的不切实际：“我们很难想象，由农田的恬静生活，不通过世路腾达的目的作为过渡的阶段，一下就能转变到努力学问的目的上去。” “要是有个人，只赞成艺术的努力，而否定世俗的成功，那么他的话大概只有那班在名利场中打过跟斗的人才听得懂”（哈代，2004）。在叙述者（或者就是哈代本人）看来，物质条件乃是精神文化的基础，这里颇有马克思式的物质决定意识的意味。

然而，这种逻辑正暴露了《贝妲的婚姻》中所暗含的物质追求和文化（精神）追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对贝妲而言，社会进取为阶层的提升、文化的获得，以及从事精神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但作为艺术家的贝妲在内心深处像克里斯多弗一样对这种功利的社会进取有着一种本能的厌恶和逃避。社会进取意味着按照功利和理性的方式来生活，与崇尚自由和追求完善的艺术之心必然相矛盾。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文化”这个概念本身就隐含了一种阶级性，贝妲所认同的文化是上流社会的文化，克林所认同是源自巴黎的现代文化。但“文化”同时却也具备其内在的非功利的艺术价值，这种非功利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本身所隐含的阶级性是相互冲突的，对于贝妲和克林这样处于模糊的社会阶层的主人公们来说，这种冲突尤为激烈和明显。贝妲在她的世俗进取中曾一度崩溃，想过放弃一切，去偏远的乡村做一位教师，默默无闻地终了此生：“我厌倦了进取心（ambition）。我唯一的愿望就是逃离社会，躲到世界的某个角落里，只求内心的安宁。”在某种程度上，《还乡》中的克林实现了贝妲内心深处的愿望。在贝妲的绝望和克林改造家乡的愿望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对传统世俗意义上的社会进取的颠覆。

《贝妲的婚姻》集中反映了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但给出了一个十分激进的处理方式。贝妲几乎是以一种自杀的方式克服了这种物质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的矛盾。贝妲放弃了自己的爱情，屈从了男权社会的婚姻逻辑，选择嫁给了老贵族芒特克雷，这段无爱的婚姻为贝妲和她的家人换得了经济和社会保障，使她摆脱了物质生活上的顾虑；同时，她也为自己赢得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从此可以心无旁骛地追求文化和艺术。在小说的最后一章，贝妲隐匿在小说的叙事中，我们只有通过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讲述，才得知贝妲已凭借自己的手段和魄力，成为了老贵族庄园的实际掌权者。深居简出的贝妲在庄园的图书馆读书写作，并开始创作一部史诗。过去的贝妲仿佛已经死去，而新的贝妲获得了艺术上的重生。小说的结尾，克里斯多弗意外地获得了一笔不大不小的遗产，贝妲的妹妹皮卡第也每年能从贝妲那里获得一定的津贴，克里斯多弗向皮卡第求婚成功。哈代为两人的婚姻排除了经济上的障碍，虽然显得十分俗套，但是他们的结局似乎暗示着贝妲的爱情遗憾，也暗示着贝妲命运的另一种可能。

在不少评论者看来，《贝妲的婚姻》这部小说有很强的自传性。例如，罗伯特·吉亭斯指出小说女主人公贝妲与哈代本人在家庭出身、职业角色，以及创作理念等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Gittings，1975）。彼得·威多森则进一步从贝妲与哈代的创作理念的相似性说明了这部小说的自传性（Widdowson， 1989）。我想指出的一点是，贝妲所面临的物质追求和文化艺术追求之间的矛盾恰恰也是哈代本人所面临的一个矛盾，而且这个矛盾也一直闪现在他以后的小说中；同时，哈代对这个问题的处理也反映出他的“阶级”和“文化”观念的复杂性。

哈代在创作《贝妲的婚姻》时面临着与贝妲相似的经济处境。1874年出版的《远离尘嚣》大获成功，已过而立之年的哈代因此下定决心放弃建筑行业而正式踏上职业小说家的道路。正如女主人公贝妲最初是一位诗人，讲故事只是她的谋生手段。哈代也是如此，由于写诗无法给哈代提供物质生活保障，所以他转向了写小说。在哈代眼里，小說是一门次于诗歌的艺术。他在一封写给编辑的信中甚至自称为一个连载小说的写手（Millgate，1984）。因此，正如讲故事之于贝妲，小说创作之于哈代也是谋求社会进取的一种方式。创作这部小说时，哈代与第一任妻子艾玛成婚不久，面临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刚在文坛立足的哈代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交圈，在一定程度上，出身低微的他和小说中的贝妲一样也面临着一种阶级焦虑。此外，以写作为生意味着哈代要考虑自己的作品能否为读者所喜爱。由于《远离尘嚣》的成功，在许多读者心目中哈代成了一位专事乡村题材的后起之秀。但哈代有意打破评论者对他的限定，转而写了《贝妲的婚姻》这样一部以城市为主要背景的小说。因此，《贝妲的婚姻》可以说是哈代在小说创作上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和冒险。在这部小说中，男主人公克里斯多弗提醒贝妲的两个工人兄弟，如果要想在伦敦干出一番名堂，要专门精通一行。但有意思的是，哈代写《贝妲的婚姻》恰恰违背了自己小说主人公的告诫，正如他在自传中说的：“他意识到了‘专业特长的名声所带来的金钱价值，而且正如上述所说，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变得重要起来，但是他丝毫也不想永远写牧羊之类的乡村题材，尽管这正是读者们所期待的，而且他们也因他不这样做而怨恨在心。”虽然哈代违背了“专门精通一行”的规则，但是他内心对物质追求的焦虑和阶级焦虑却通过小说主人公贝妲的生存斗争得到了充分体现。

在踏入职业小说家道路之前，哈代曾在建筑行业和小说写作这两个职业之间犹豫不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经济状况的担忧。哈代当时正在与艾玛交往，不得不为以后的生活考虑。他在自传中说：“他决定压抑自己天生的那种倾向，即将生活视为情感而非科学游戏的倾向，一心扑在父母为他选择的而非自己选择的职业上去。”在小说中，原本是诗人的贝妲为了生存也压抑自己的情感，以一种功利和理性的方式来生活，经历了“从嬉戏的浪漫主义到扭曲的功利主义”的转变，但叙述者发出了这样的疑问：“道德上是向上还是向下呢？”

这何尝不是哈代本人的困惑和焦虑？在《贝妲的婚姻》出版不久后，哈代不无自责地意识到自己重新陷入了此前的困境中，即“他不得不按科学游戏的方式而非情感的方式来生活。他因形势所迫而从事写作并以此为生，和他之前以建筑行业为谋生手段并无多大区别”（Millgate， 1984）。按“科学游戏的方式”生活意味着理性行事以达成现实目标，而“情感的方式”则暗含了一种艺术和精神上的自由。哈代发现自己像贝妲一样，不得不向现实生活的生存法则妥协。这是艺术家哈代的无奈。

在贝妲和克里斯多弗的一次谈话中，贝妲将生活比喻成“象棋游戏”：

“人们说，生活是一场战斗，但其实仅仅是一场类似象棋游戏的战斗，本身毫无严肃性。这场战斗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你只需承认自己败了，满不在乎地哈哈大笑着，把你的棋子扫入盒子里就完事了。在实际生活中，我想要在社会上取得成功，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我不在乎。”

克里斯多弗如此答道：

“我的想法是，把进取心（ambition）作为专职工作，把出世之心（indifference）作为放松休闲，那么你就会失败；但是如果把出世之心作为专职工作，把进取心作为放松休闲，那么你就会成功。天神们的处事方式就是这么顽皮。”

“象棋游戏”就是一种“科学游戏”，意味着要依照理性来进行。生活是一场类似于象棋游戏的战斗，“战斗”关系到生存与否，因而获取成功是必要的；但如果能跳出这场象棋游戏，对世俗追求采取一种旁观者的姿态，那么这场游戏本身就显得毫无意义。然而，问题在于，作为“象棋游戏”的主体，我们的存在恰好依赖于我们对这场游戏的参与，我们无法完全跳出。因此贝妲这番话所展现的视角是一种非常分裂的视角，克里斯多弗给出的解决方法似乎同样分裂。不管怎样，这里至少说明了被生存和社会压力所驱使的世俗进取与人内在的精神和情感追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文化和艺术虽为超越这种庸俗的社会进取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但文化和艺术的追求却恰恰依赖于这种社会进取。

对于出身下层、不得不为生活艰难奋斗的年轻艺术家们（贝妲和哈代）来说，他们面临着世俗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如何对待艺术追求与现实生活的差距成为一大难题。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社会进取的重要性，因为一定的物质基础是实现文化和艺术追求的条件。但是在这种物质追求中，他们的文化和艺术会面临着被世俗生活的漩涡吞没的危险。社会进取暗含的功利和理性违背了文化和艺术的自由。他们所追求的文化本身就隐含了一种阶级性，出身下层的他们经受着阶层与文化的错位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与不安迫使他们试图在一个传统的社会体系中寻找安身之处，但同时又与这个社会体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哈代看来，文化无法摆脱这种阶级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他的小说主人公却又认同文化的普世性和非功利性。贝妲在社会进取中的焦虑很大程度上源于“文化”这种内在的矛盾性。在哈代后来的小说（如《还乡》 《林地居民》）中，自然开始有力地介入到了哈代对这种矛盾的处理之中，而传统的社会体系也在逐步瓦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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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文新，北京大学英语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