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慧

摘要：荆轲是《史记·刺客列传》中表现的中心人物，司马迁在写荆轲时，讲究叙事艺术，渐渐发展、层层烘托、跌宕起伏、余音不绝，呈现出蓄势、起伏、延伸的特征，使得人物更丰富，故事更生动，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本文试从蓄势、起伏、延伸这三个方面来分析作品的叙事艺术。

关键词：《史记·刺客列传》；蓄势；起伏；延伸；叙事艺术

《史记·刺客列传》共写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位刺客，其中，荆轲就用了五分之三的笔墨，故清代郭嵩焘说：“史公之传刺客，为荆卿也。”本文便从《史记·刺客列传》中所记载的荆轲部分着手，来走进司马迁的文学世界。在写荆轲的笔墨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易水送别”，它以凄婉慷慨的音乐和苍凉悲壮的诗歌，来渲染浓烈的气氛，足以使闻者为之唏嘘感慨。然而，笔者在分析文章时，却发现了本篇在叙事上亦有独特之处，包括蓄势、起伏、延伸三个部分。

一、蓄势

蓄势在文学作品中很常见，如在《红楼梦》的“宝玉挨打”章节中，就有这样的例子：先是金钏挨了王夫人的一巴掌，再是宝玉踹了袭人一脚，通过两个人挨打的铺垫，为后文蓄势。这样一路读来，在读者心中，宝玉挨打的形势，已不可阻挡。

同样，荆轲的结局“左右既前杀轲”，但在他刺杀之前，司马迁用了大量的笔墨，做足了铺垫，先是让太子丹问其傅鞠武，再由鞠武引出田光，田光在荆轲面前自刎，荆轲再去找樊於期，樊於期亦自刭。层层蓄势，渐渐逼近，先后出场的几位人物，都烘托起荆轲，把荆轲推向故事的最中心。

（一）田光自刎

先来了解一下田光何许人也，田光是荆轲到达燕国后结交的“贤豪长者”，《史记》中记载：“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其之燕，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田光信任肯定荆轲，在自知无法完成太子“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的请求时，力荐荆轲，“所善荆卿可使也”。田光是品行高洁的义侠，太子曾说“丹所报，先生所言者，国之大事也，愿先生勿泄也”，为了证明自己不会泄露消息，他选择了自刎，太子在听说后，“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悲痛万分。

从某种意义上说，荆轲和田光是同类人，故而他会受知于田光，荆轲是重义的侠士，对于田光的相遇相知，自然是铭记在心。荆轲并不认识太子，但是他对于田光的推荐却一点儿也没有推辞，只说了三个字：“谨奉教”，由此可见荆轲对田光的尊敬。田光自刎这种节侠行为，是对荆轲的一种激励，荆轲和其他的刺客一样，是一个知恩图报、重义重侠的人，宋代梅尧臣的《送正仲都官知睦州》中有“古来易水上，义士有荆轲。捐軀思报恩，饮恨歌奈何”，所以，田光不惜以死相托的大恩大德，荆轲必定会报答。

司马迁在叙事时，不惜笔墨来刻画田光这个人物，叙述他的自刎而死，是为后文荆轲刺秦的惨烈壮举蓄势，让矛盾的爆发更有力度。

（二）樊於期自刭

荆轲言必行，行必果，为了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他做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其中一项便是樊将军的人头，用于取信并接近秦王。于是荆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告知以谋，先是以事实告之，秦国把樊於期的父母宗族或杀或收为奴，并悬赏千斤黄金和万家食邑来征购他的人头，再说以人头和地图来献给秦王，借机完成刺杀，使得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偏袒扼腕”，慷慨自刭。

看到这里，读者心里已形成“山雨欲来”的情势，很期待情节的进一步发展，甚至可以预测到荆轲的惨烈结局，因为已发生的局势是征兆，这也是蓄势带来的判断。其实樊於期的自刭，是荆轲刺秦行动的关键一步，如果说在田光自刎后，荆轲去见太子丹的原因更多的是为完成田光“言光已死，明不言也”的任务，那么此时樊於期的自刭，已是荆轲在实施刺秦王的壮举。由此可见，文学作品中的蓄势可以渲染气氛，促使读者产生期待的急迫心理，大大增强作品的艺术性。此时，愈是把樊将军的语言行为写得壮烈，愈是能让读者在心底为荆轲捏一把汗。

司马迁通过这样的层层蓄势，把荆轲的惨烈壮举抬到了高潮也是水到渠成的部分。

二、起伏

起伏通常会和跌宕连在一起，一波三折，这符合大众的审美，更是行文的必须。毕竟刺秦不是件易事，需要考虑的太多，顺利不符合常理。荆轲并不是那种意气用事的热血青年，他信守诺言，所以在田光自刎之后，他去找了太子，在他与太子的交往到决定刺杀秦王的时间段里，出现了起伏，延宕，体现为文中的两次“久之”。

（一）第一次“久之”

在荆轲第一次去见太子丹时，他只是完成田光的遗命——拜访太子，并告诉太子田光已死，不会泄露秘密。太子“避席顿首”，先是说了国家的形势：秦已虏韩王，又向南攻伐楚，向北迫近赵，赵之后，便是燕。接着再和盘托出自己的计划：“丹之私计，愚以为诚得天下之勇士使于秦，窥以重利；秦王贪，其势必得所愿矣。诚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则不可，因而刺杀之。”并明确表示不知道该托付给谁，希望荆轲能留意。听完太子丹的话，荆轲没有立刻回答，“久之”，才表示不能胜任。太史公写《史记》，往往在细微之处显功夫，虽然只有两个字，但给读者留下的空间却非常丰富。

这里的“久之”是荆轲的考量，也是他处事冷静的表现，他在思考太子为何对他说这一番话，以及这个行动的可行性。其实太子丹是在委婉地委托荆轲去做这件事，所以荆轲回答“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他不是假意推辞，而是考虑到此事成功的可能性极小，毕竟“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是几乎没有生还的可能性的，好读书的荆轲是懂得形势的，刺秦的成败不仅关系到燕国，甚至会关系到其他国家的生死存亡，如此性命攸关又关系重大的使命，自然不可轻易许诺。

叙事至“久之”，出现了起伏，延宕，然而正是有这样的起伏，情节才更合理，荆轲的形象也更丰满。

（二）第二次“久之”

太子一边坚决请求荆轲不要推辞，一边“尊荆卿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燕丹子》中也有记载：“荆轲与太子游东宫池，轲拾瓦投龟，太子捧金丸进之。又共乘千里马，轲曰‘千里马肝美，即杀马进肝。太子与樊将军置酒於华阳台，出美人能鼓琴，轲曰‘好手也，断以玉盘盛之。”

在这样的情形下，仍然是“久之，荆轲未有行意”，让读者又一次感受到叙事的起伏。不是荆轲在接受美意的同时不想付出，而是在等待时机。为什么这么说呢？根据马斯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要分为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荆轲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士，当年曾“以术说卫元君，卫元君不用”，而太子丹与他地位悬殊，却给与他的并不仅仅是物质，更有精神上的尊重，两相比较，可想而知荆轲内心的知遇之感。所以与其说荆轲接受的是物质的美意，不如说他接受的是来自外界的重视，这时他也就已经成了太子的刺客，他一定会践行诺言，完成刺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不是不出发，而是在等待时机出发。后面的“易水送别”也证实了这一点。

荆轲的“久之”，也是司马迁叙事艺术的体现，叙事的张力由此形成，也产生了强烈的美学效果。

三、延伸

如果说“廷刺秦王”是高潮部分，那么，刺杀失败后，荆轲被杀，大军压境，燕王被虏便是尾声，那文章后面为何还要有高渐离击筑扑秦和鲁勾践嗟叹呢？其实并非画蛇添足，于文章而言，是一种延伸。

（一）高渐离刺秦

高渐离是荆轲的挚友，在荆轲到燕国时，便与他交善，“荆轲既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他们都地位不高，都有技艺，也都相互理解，互为知音。特别是在“易水诀别”时，一身白衣白帽的高渐离击着筑，荆轲和着筑声唱着变徵的调子，這是知己间的不舍，还有激励。

当读到“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时，文中浓浓的知己之情，令人感慨万千。高渐离不顾自己的安危，重新取得秦皇帝的信任，为的就是刺杀他，可以说高渐离筑击秦皇帝，是荆轲刺秦活动的延续。文至结尾，再次写到高渐离，是一种首尾呼应，更是一种叙事上的延伸，让读者体会到荆轲刺秦的活动不仅是一个人的行为，也不仅停留在荆轲刺杀失败时。

这种延伸在《战国策》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其后荆轲客高渐离以击筑见秦皇帝，而以筑击秦皇帝，为燕报仇不中而死。”相比较而言，《战国策》寥寥几笔，内容简单，而司马迁却交代的非常清楚，用了一系列的动词：“置”“举”“朴”“不中”“遂诛”等，把高渐离举筑击秦始皇而不中表现得曲折生动，如在眼前，更能体现出司马迁的叙事艺术。

（二）鲁勾践嗟叹

鲁勾践曾与荆轲博，并怒而叱荆轲，荆轲默默地逃走了，至此以后两人也没有再见过面。《史记》记载：“荆轲游于邯郸，鲁勾践与荆轲博，争道，鲁勾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遂不复会。”但是鲁勾践听说了荆轲刺秦王这件事之后，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讲于刺剑之术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为非人也！”这段话包含了两个意思，其一，表达了惋惜之情。其二，表达了愧疚之情。对于荆轲的失手，鲁勾践有对英雄的惋惜，也有对自己当时不了解英雄的愧疚，还有在英雄的形象面前，有自身的渺小之感。让曾经在篇首出现的人物，在篇尾再次出现，是对荆轲的评价，也是荆轲“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的最好注释。

再细想，鲁勾践对荆轲的嗟叹，又何尝不是太史公对荆轲的态度，文章最后有一段“论赞”：“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太史公以隐忍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审美理想。

司马迁在叙述史实时讲究叙事艺术，力求故事完整，形象生动，在荆轲刺秦这样的一个故事里，有田光自刎、樊於期自刭的蓄势，有两次“久之”的起伏，还有高渐离击筑扑秦和鲁勾践嗟叹的延伸，在这样的叙事中，读者也体会到太史公的社会理想，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者，惟太史公能之。”

（作者单位：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中学）

[责编张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