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珈

摘 要：在近代中国人格和国家精神形成史上，梁启超所著的《新民说》一书对于当时风起云涌的政治形势来讲，可谓是闪烁着光明与进步的重要篇章。在我国“道德革命”危机时代，民族存亡与中西文化冲突，面对这样的局面，梁启超由此提出必须以改造国民素质来应对当前之局面。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教父，20世纪初叶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梁启超借助《新民说》来为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摇旗呐喊，试图创新性的开辟出一条由“新民”走向“新国”的救亡强国之路。《新民说》中最重要的两个章节《论公德》《论私德》备受文人学者关注。

关键词：道德;公德;私德;新民

一、引言

历史的发展向来都是洪流涌动，从专制到民主、从旧学到新学、从旧道德向新道德，中国道德时代的演变是半推半迫进行的，作为历史形态中的一环，民族自身的落后与西方文化入侵，使梁启超发现建立民族国家的难处，最紧要的是国民精神的缺乏，因而他提倡“公德”，以培養一种新的国民精神。从文明史发展进程来看，在传统形态的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历史性节点上，梁启超无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民说》是梁启超于1902年至1906年四年间，在其所创办的用以向大众传播西学、宣传变法改良主张的《新民丛报》上公开发表的二十篇新题材的政论文章的合集。1903年10月，访美归来的梁启超思想却发生了转变，他以五倍于《论公德》的篇幅发表了《论私德》一文，以引起人们对私德教化的重要意义的关注。

二、何为公德与私德

“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道德的本身是一人的德性，本质上无所谓公私，但与个人、团体、民族和国家发生联系之后便有了公私之分，便有了公德和私德。可见，公德从本质上讲是指人的一种与私德相对立的德性。另外，“人人独善其身谓之私德;人相善其群谓之公德;二者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与私德的独善其身相反，善群利群才能称之为公德。

（一）虽无私德不能立，但无公德则不能团

其实私德、公德本就不相冲突，人作为社会关系的存在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就在于人拥有道德，无数个体的人共同组成了社会，人们以群而居，分成了群体形成了国家。因此，公民的公德性对于群体、对于社会、对于国家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现代意义上的公德所涉及是主体与公共客体的交往准则、道义，其发生在公共空间内用于维系公共、社会和国家利益，交往客体主要是同处于公共空间中的陌生人群，其交往范围的公共性、交往对象的陌生性和交往时间的短暂性，决定了公德在实践当中必须依赖外在的社会控制和约束机制，强调理性、他律和契约的重要性异于私德的私人性、情感性，以便实现利群善群、培养爱国公民与公共群体正常存在和发展。所以，人除了要独善其身外还要相善其群，公私两德兼而有之人格才得完整。

（二）公德作为道德善恶的评价标准来进行遵循

梁启超提出“公德者，诸德之源也，有益于群者为善，无益于群者为恶”。“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适宜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进其群者为归。”这从公德作用和地位出发，认为公德是国家得以形成的道德根源，是道德善恶判断的评价标准，有益群体的存在便为善否则为恶。尽管公德在发展水平各异的国家和社会中自身具体内容指向不处于损益变化之中，但其本源却不会改变，有益于群体发展的便是善，反之则为恶。国家是民众性命财物的依托，无论一个人的私德如何纯洁，如果推脱善群利群爱国之责任，于群于国便是为蝥贼，公德的根本性地位可见一斑。道德会随着人、物、时间演变进化。“德也者，非一成而不变者也”，道德的“条理”和规则都可能随社发展而有新的增添内容。而当“公德”与爱国主义相行时就必须奉行，违之者便视若害国之蟊贼。他将社会定义为个人在“公德”的推动下所共同组成的集合体，并等同于一个强大国家的基础，因而，社会至于国家的关系、履行公德等于爱国的信条，以检验是否在伦理道德上是为善恶。

三、道德革命的转变

1902年2月，梁启超中断了他的《新民说》的写作，亲身赴他所介绍和宣传的学说与理论的实施地北美大陆做实地访问和考察。1904年初，梁启超发表了《论私德》一文。然而，在这一文中，梁启超却对之前自己所做的《论公德》一文的观点反戈一击，给予了否定的态度，而且还对自己所倡导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做出来根本的调整和整体方向上的改变。

首先，“欲铸国民，必以培养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欲从事与铸国民者，必以自培养其个人之私德为第一义”。先前的《论公德》基于当时的政治背景，被有居心叵测的革命党人所以用，歪曲含义来扭曲道德，故而梁启超作“论私德”来驳回和回应人们对此的指责。有一种“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昨日之我”之意。他在《论功德》篇说道德亘古不变本原是利群，再指明“道德之本体以而已，但其发表余外，则公私之名立焉”。即道德原无畏什么公私之名分，德性之为德行的重要之处在于利群，因私德之于公德对利群的作用要小，所以为得到强调。公德虽能利群，但是如果群中个人的私德缺乏，“则群此百千万亿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制德性。”所以他讲到“公云私云，不过假立之意名词”。

在强调私德之前，梁启超并非不知道私德的重要性，在《论公德》篇中篇首并举私德功德，他认为中国道德来自孔孟，其中“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但是他引导的公德并未产生多大的效果，在公德缺失的情况下，他意识到私德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一些人利用“自由”“平等”“利群”等概念来断章取义试图混淆视听。梁启超分析了中国传统私德之所以堕落的原因：“专制政体之陶铸、近代霸者之摧锄、屡次战败之挫沮、生计憔悴之逼迫、学术匡救之无力。”旅美之行虽是导致梁启超道德观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当时流行的日本的矫正全盘欧化的潮流也直接影响了梁启超的思想。而梁启超深受思想运动的激发，从当初的激进革命重回保守，从公德走向了私德，其德育思想发生了从强调“公德”到倡导“私德”的转向。而这前者可看做是《新民说》“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后者是“淬厉其所固有而新之”。

其次，“淬厉其所固有”与“采补其所本无”之间并无根本的冲突，两者在关系上是统一的，共同形成了梁启超德育思想的思想渊源。学者们认为梁启超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经历了一个从前期“采补其所本无”到后期“淬厉其所本有”演变。在《论公德》一篇中有很明确的指出“吐弃陈腐，尤可言也;若并道德而吐弃，则横流之祸，曷其有极？”可见，梁启超从始至终都没有试图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并一直以儒家文化为思想渊源。《新民说》后期关于私德部分的讨论，更多侧重在“淬厉其所本有”上，就“淬厉其所本有”而言，包含3层含义：一是使一个国家屹立于世界之林，除了独立精神之外，必定还有其完之特质，即文化传统中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部分，这值得珍视和继承;二是继承这一部分民族精神，并非原样照搬，而是使其日日新;三是“淬厉其所本有”并非要与“守旧”做彻底的切割，“吾所患不在守旧，而患无真能守旧者。真能守旧者何？即吾所谓淬厉其所固有而已”？显然，梁启超所谓的真“守旧”并非固步自封，而是保守传统伦理道德中历久弥新的民族精神。

最后，“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无私德则不能立。”梁启超所言的“独善其身”的“独”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单独，为了保全完善自己，不关涉他人和身外之事。这里的“独善其身”是以兼济天下为己任的独善其身。在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的同时，实现世界理想的追求。私德“独善其身”的内涵首先是私人性的，在于完善保存自身，尽管包含着与他人交涉的内容，但根本目的还是指向自身的道德修养。不同于传统儒家伦理中的“修齐治平”的逻辑，梁启超认为传统伦理关系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关系都隶属于旧伦理的范围，都没有摆脱私人与私人交涉的窠臼，在这个意义上，这些伦理关系都是属于私德的范畴。他借用西方伦理对旧伦理进行新归纳分出了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重新将父子、夫妇、兄弟之伦归纳入家族伦理的范畴，朋友之伦在社会伦理的内容的范畴之内，将君臣列入了国家伦理。重新整理后，私德的发生对象的范围得到了扩展，私德是个人立身之基，含义有二：一则是个体独善其身，强调修身养性，注重对自己灵魂和身体的关照，做一个约束言行的谦谦君子，在这里主客体是统一的，其依赖个体的自觉主动性，即自律;二则是私人与他人交往规矩，即个体与其他人的交往准则，交往的客体非是公德所涉及的陌生的交往对象，而是主体的亲人、熟人，其关注重点是亲情、友情和血缘关系以及对宗法等级秩序的维系，主客体之间交往的长期性、重复性决定和要求道德主体不得不进行自我约束修养，否则会造成主客体间的家庭、家族、邻里不和和面临信任危机、形象受损等代价。

四、道德与致良知

“正本”“慎独”“谨小”。“正本”一目，大段引载了王阳明《拔本塞原论》的思想，来抨击时下所盛行的“功利主义”思想学说，呼吁众人从心髓入微处用力，破除“功利之习”“功利之心”和“功利之毒”，望世人能抛弃功利主义的思想。同时，梁启超通过对当下一些政治人行为的分析，指出打着“爱国论者”的言行，并非出于真心，而是出于功利之心，名为爱国，实则是为了“济其私，满其欲”。之所以他们争名逐利，是因为没有下过“刻苦工夫”而所谓的“刻苦工夫”就是修身的功夫。在这一点，梁启超可以视作是近代新儒家批评功利主义的一个代表。“正本”即要端本正源，听从内心最纯真的声音，保持最纯洁的初心，抵抗外界的诱惑与压力，去伪存真，求真务实。

梁启超强调培养私德的本源在于正本清源，而正本清源可以通过辨别心术、立志为圣、本心良知来进行。“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慎独”语出《礼记·大学》在慎独中，梁启超仍旧是以王阳明的《拔本塞原论》为依据，引用王阳明的“慎独即是致良知”来阐明致知良知的关键。这就要求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要保持内心的纯洁与正直、守住内在的良知。“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去除心中的狡诈，每时都要以内在良知作为正其本的内在标，以慎独作为致良知之本。《论语·子张》中有言“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也可;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思是大的道德原则一定要遵守，小的行为细节就无需苛责了。梁启超针对这种小节无害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个人频繁的出现生活小节的问题，必定会积累成更大的祸患，“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室，以突隙之炽焚”语出《韩非子·喻老》。细节往往能决定一件事情的成功或失败，小事背后总会有其本源。如若常常在一些小细节之处失守，究其根源就是自制力低下的表现，亦是长久养成的恶习所致。因而，无论是在修身还是处事上，要重整体顾大局，以小事喻大节。

梁启超的《论公德》一文经发表就引来广泛的关注，而实际上，《论公德》后所写的《论私德》，以及《德育鉴》中对于私德培养路径的探讨，对于其公德思想起到了很大的修正和完善，使得其德育思想体系更为完整，这不止停留于思想上，更直观于生活上。梁启超的私德思想不仅深化了他早期的道德理论，而且客观上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思想上启蒙，同时也确定了近代新儒家的思想立场，为近代知识分子树立了求学问道的方向。

五、公德与私德的关系

公德私德二者既相互统一又相互独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规范关系，其本体作为人之德性，一体两面，本无所谓公德、私德，但由于发生的范围、层次的差异出现了公德私德的区分。梁启超“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无私德则不能立。”的思想根源于（孟子：《尽心上》）孟子的表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梁启超在《新民说》中这样表述：“道德之本体一而己，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所谓的“公德”就是，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一则为公共之德性是立群之本;一则为私人之德性是立身之本，同为人生之要二者不可偏废其一，只有共兼之完全人格乃成。既然公德、私德皆为人之要具，那么二者是否存在冲突呢？“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理论上不存在冲突，但现实中由于理论提倡的人对此践行的时候有失偏颇，这就导致了中国数千年以来重私德轻公德，束身寡过主义成为德育的重点，公德为何物竟无人知晓，遑论行之，以致出现私德发达漠视公德的矛盾境地。

但从整个人类社会进化史的角度来看，初由于个人、家庭观念还未萌发突显而是过着群居生活，所以道德起源并不最先发生在纯粹的个人修为上而是发生在个体与团体交涉的事务上，以固群利群善群为旨归，视公德为诸群列国之源。而公德的功能在于善群利群固群，在于促使国民养成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在于激发国人投入到救亡图存、护国保种的运动中去。而私德在于其为个人立身之基之本，在于提高自我修养，维护固定的熟人关系和生活秩序。因此尽管梁启超在后来《论私德》中指出培养私德成为铸造新国民的第一要义，但当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公德还是要成为当时国人最为急需培养的德性，成为培养新道德新国民的关键，是当时力挽国势的第一要务。可见，二者关系具有同一性，一个是利群之本，一个是立身之本，皆是人之要具，相辅相成，不能偏废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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