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韵昕

摘 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的杜十娘是中国文学作品中的一个经典女性形象，尽管出身青楼，却仍旧对爱情有着美好的向往，为了爱情与老鸨斗智斗勇，为了爱情委曲求全，然而她对爱情的执着、忠烈却最终葬送在自己的爱人手中，这样的结局令人悲愤不已，导致她悲惨命运的是万恶的封建礼教、是李甲的背信弃义、是孙富的阴险狡诈。然而随着近代女性主义的崛起，这样为情生为爱死的女性形象不免与现代女性产生脱节，波伏娃在其著作《第二性》中对独立女性进行了充分阐释，既是对以往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的颠覆，也是对现代女性形象的重构。

关键词：“他者”主义;第二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

一、引言

中国明代作家冯梦龙笔下的杜十娘是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闪耀着光芒的女性，她是一位色艺俱佳的风尘女子，更是一位敢于追求爱情的从良女子。在与书生李甲恋爱后，杜十娘与贪婪的老鸨展开了种种斗争;担心李甲父母不肯接受自己是个风尘女子，杜十娘体贴地为李甲想好完全之路;然而尽管这样一位充满智慧的女子在遭遇背叛、爱情破碎之时，她也只能以怒沉百宝箱、投江自尽的方式来“惩治”负心汉李甲的背信弃义，这样的结局不禁令人唏嘘。

二、文学作品中女性爱情形象的渊源

尽管杜十娘只是作者笔下的一个虚拟人物，却也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礼教下女性的社会地位和爱情观。杜十娘的结局无疑是女性在封建社会下悲惨人生的一个缩影，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使得女性缺少独立的自我意识，过度依附于男性，视爱情为一切，当惨遭背弃之时，也只能以结束自己的生命来报复负心汉，“为情生，为爱死”的红颜薄命结局似乎才应该是女性最好的归宿，只有一死才能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和不屈，杜十娘“千古女侠”的美誉更是表现出世人对于为爱奉献的女性形象的钟爱。

纵观中外文学史上，像杜十娘这种为情生为爱死的女性角色并不在少数，《牡丹亭》中先为爱伤情而死，后又为爱起死回生的杜丽娘;《茶花女》中为了爱人的前途和名声独自离开而又饱受痛苦与折磨的玛格丽特;《包法利夫人》中追逐爱情却惨遭戏弄最后吞砒霜自尽的艾玛……无论是冯梦龙笔下渴望爱情的杜十娘，还是小仲马塑造的为爱默默饱受折磨的茶花女形象，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流露出男权社会中男性的凝视和偏见，正如有学者指出：“中外古今，尽管历史条件、民族特点不同，男作家的想象却有惊人的相似”这种相似表现为男性作家在塑造女性角色中总带着潜在的男权意识，女性在爱情中理应无私奉献，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只有如此，才能被后人所敬仰和缅怀[1-2]。

这些作品无一不把女性在爱情中的地位角色弱化，凸显女性在爱情中的“弱”，只能依附男性，为爱无私奉献，男性的生活中有事业、有前途、有理想抱负，爱情只是其生活的一部分，而女性的生活似乎只有爱情，沦为男性的附属品、爱情的附属品，这是对女性的独立形象的曲解和丑化。

三、波伏娃的“他者”主义

西方最负盛名的女性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有一句名言：“女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波伏娃认为，男性想要成为主人，就把原本和自己处于平等地位的女性置于奴隶地位，从而通过各种外在条件造就了女性成为“他者”的环境。现实生活中女性受“他者”思想的影响，把男性作为主体，否认自我，使得女性一直无法获得自由。无论是身为女儿、妻子还是母亲，女性在她一生的成长中总是伴随着各种角色的切换，做女儿时被要求乖巧懂事，做妻子被要求贤良淑德，做母亲要无私奉献。尤其在爱情中，女性更是被要求善解人意、宽容大度、忠诚坚贞，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文学作品中，大多数女性在爱情中总是置于被动的处境，为爱牺牲似乎是女性理所应当承担的角色，以女子在爱情中的至死不渝和坚贞专一，来固化女性在爱情中依附男性的形象，由此不断强化着社会对女性爱情观以及女性对自我认知的刻板印象，而女性也在这种“他者”环境中不断说服自己。

然而随着近代以来女权主义思潮的兴起，女性要求独立和解放的呼声愈来愈高涨，与此同时女性的经济地位所带来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使得女性在爱情中的角色地位有所改变。波伏娃在其被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圣经”的理论著作《第二性》中提及：女性获得经济独立至关重要，强调了只有女性经济地位变化才能带来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等突破，只有当女性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根本的改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然而拥有百宝箱的十娘也未能逃脱沦为爱情牺牲品的命运，阔绰的财富并未赋予她独立的精神，并未让十娘对自身的意识发生改变，她仍被禁锢在“他者”思想中。波伏娃认为，女性的解放，就是摆脱他者的生存状态，走出女人的内在性，然而在封建社会中，杜十娘即使身价连城，她也无法摆脱被别人决定命运的宿命，在青楼想要从良时，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寻求一个好男人为她赎身，最后得知自己被卖给孙富时，杜十娘让孙富先把银两放到李甲船上，在确定了李甲是可以拿到钱后，才怒沉百宝箱并投江自尽，即使李甲背信弃义辜负了杜十娘，她仍然在为李甲做打算。巴尔扎克曾说过：“从高层次来说，男人的生活是名誉，女人的生活是爱情。女人只有把她的生活变成持续的奉献，才与男人平等，如同男人的生活是持续的行动那样。”这也注定了杜十娘即使为爱所伤，最后也要为爱奉献的结局，或许也正是这样的“忠烈”才使得杜十娘的女性形象在文坛上熠熠生辉。

四、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的反思

近代以来，随着国内女性经济能力的独立，女性地位已经得到了显著提高，对于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等议题的探讨研究也逐渐被提上日程，得到大众的广泛关注，然而与此同时社会上对女性主义的解读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偏差，不少研究将女权主义与男性对立，认为女权主义的进步应该伴随着对男性地位的打压，甚至大肆宣扬女权主义就是女性应该利用自己性别优势获得社会优待，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背道而驰，由此看来，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仍任重而道远。

（一）经济独立与精神独立的脱节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着重强调经济独立对于女性实现平权的重要性，她认为经济上的独立和自由是女性实现解放的先决条件，女性解放首先要完成女人经济地位的演变，如果没有实现经济自由，那么女性获得的不过是抽象、空洞的自由。随着女性职业化的普及，大多数女性都可以拥有维持自己生存的技能和收入，这似乎已经符合了波伏娃口中摆脱他者的生存状态，走向解放和獨立，然而现实生活中，经济独立的加持并未给女性带来精神意识上的独立，或者说经济能力的加持为女性带来的只是虚假的独立意识，而并非是对自我意识的突破。

生活中尽管大多数女性认为自己在对待性别平等方面有着进步的思想，在言语中会透漏出自己对于男女平等的认可和支持，比如人们经常听到女性的一些话语“我化好看的妆，穿漂亮的衣服是为了我自己，可不是为了取悦男人什么的”“丈夫的钱你要舍得花，不然就会有别人替你花”以彰显自己作为女性在男性面前不卑不亢的的独立人格，并非为吸引男性的目光和关注。然而另一方面，在选择配偶时女性又会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对男性的依赖“我赞同女性独立，但是现实生活中我没办法接受我的丈夫赚得比我少，他还是应当要有男人的担当”“结婚要求男方有房这不过分吧？20多年来我爸妈把我宠成公主一样，可不是为了让我以后去受罪的”这种精神的依赖比物质依赖更具有隐蔽性和杀伤力，争取女权的运动让女性在经济地位上逐渐实现了与男性平等，然而精神上的独立却并未因物质独立而就位。

（二）女性主义的矛盾

女性主义在得到国内大众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呈现出对其意义解读的偏差，曾有学者指出“中国的女性解放，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自发的以性别觉醒为前提的运动，女性平等地位问题先是由近现代史上那些对民族历史有所反省的先决者提出，后来又被新中国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定下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是中国对西方女权主义的嫁接，然而由于历史渊源和国情的差异性，使得国内女性对于独立意识、平权意识的认识既不完整，也不深刻，在解读女权主义时出现认知偏差，不少声音将女权主义定义为对男性的反抗，用打压男性力量的方式来凸显女性的优势，将争取女权与对抗男性混为一谈。

不少营销号和评论家大肆鼓吹女权，认为女性意识的崛起与进步就是从反抗男性、打压男性力量开始，他们笔下的文章和话语间充斥着“女性生來就是被宠的”“要么给我爱情，要么给我钱，要么就给我滚”的女性至上的思想，以及“女人越贵，男人越珍惜”的偏颇话语，标榜女性独立的字眼来教育女性要敢于和男性反抗，激化性别矛盾，这与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背道而驰。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将男女关系归结为“手足关系”，男女之间本不应该存在对抗，两者之间的力量也并非此消彼长，女权主义的崛起与进步绝不是要靠打压男性力量来实现的，两性的关系并不是非要一方凌驾于另一方之上，而是平衡和谐的共生状态。在振臂高呼女性主义的今天，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女性能够摆脱依赖和附属的地位，实现与男性在精神文化上相对独立的同一高度，不依赖也不打压其他存在的独立和强大，而不仅仅是物质满足所带来的虚假独立。

参考文献：

[1]陆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与思辨[J].检察风云，2019（5）：16-17.

[2]徐智，高山.网络女性自治区中的性别歧视内化——自媒体美妆视频中的女性嫌恶现象及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9，41（6）：145-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