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应华

在黔东南苗族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往往按照支系、宗族、族群或地域流传有众多民俗节庆，如“苗疆腹地”台江县即被誉为苗族的“百节之乡”。依照历史传统，这些民俗节日往往存在于各自分离的时空结构中，是一种族群性或村落性的行为方式，表现为仪式性或象征性的原生情感心理认同，其供养机制来自村落的公共资源和族民的自发捐资。①雷山县丹江镇羊排村“芦笙头”“牯藏头”、退休教师杨光庭曾经谈到，作为村寨的公共祭祀或仪式场所，每个村寨的芦笙堂是由“寨老”组织、寨民们按照人口数集资捐物修建的。每年一度“跳芦笙”活动所需要的经费，则是族民们的当年捐赠，捐赠的数额没有规定，全凭“心意”而为之。采访时间：2015年2月2-15日，采访地点：雷山县丹江镇羊排村。中国加入WTO以来，经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和资本积累迅速进入黔东南苗族社会，面对全球化经济的强势挤压和地方经济发展的自我诉求，地方政府、学者群体以及民间社会渐次结成同盟，以历史上形成的民俗节日为媒介，张扬民族节庆文化的地方性特征，将仪式性、民俗性音乐文化内涵及其行为方式作为文化资本积累的资源，进行“地方社会重建”②参见尹才祥：《全球化中的地方重建：以哈维为例》，《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有学者认为，这是民族文化认同心理从情感驱动的原生论，向利益驱动的场景论逐渐变迁所使然。③参见张超：《从认知研究视角看族群边界理论：原生论与场景论的一种融合路径》，《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