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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视野下中原古代音乐融合

2020-05-19张滢

丝路视野 2020年1期
关键词:中原地区丝绸之路

张滢

摘 要:丝绸之路作为古代文明互通互鉴的主轴线,文化、艺术、宗教、音乐等方面融合,带动沿线各地文化的繁荣。河南作为丝路沿线东端起点所在的重要地区,出土音乐相关文物丰富,反映了中原古代音乐文化融合发展现象。本文通过简述丝路沿线音乐的中原传播及赏析河南地区出土音乐文物,探索中原古代音乐文化的传承创新。

关键词:“丝绸之路”音乐融合 中原地区 河南音乐文物

一、引言

音乐被誉为无国界的通行证,发端于人类生产生活,是文化交流、民族融合的重要载体和见证。“丝绸之路”不仅是中国西域民族同中原汉民商业贸易的通道,也是音乐文明沟通的桥梁。我国音乐文明历史悠久,有实物可考的音乐历史出自中原,最早可追溯到距今8000多年前。汉代以来丝绸之路凿空和繁荣,中原传统音乐形态不断吸收民族音乐元素,多元化、丰富化,雅俗共济、多种表演形式糅合,显示出华夏民族包容并蓄的特质。河南地处“天地之中”,民族融合的核心区,数千年来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中心,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区,在历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科学考古发掘音乐文物数量多、种类丰富。从河南地区出土及馆藏文物来看,我们能够从多种类别文物的造型、装饰等发现丝绸之路对中原音乐的影响,直观感受其融合面貌。

二、丝绸之路前中原音乐概貌

根据遗存实物和史料记载,“中原”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原包括今天的河南全省以及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安徽、苏州、甘肃8省部分地区。狭义的中原,主要指今河南省行政区域。具体范围,北到安阳一带,东抵豫东及鲁西南部分地区,南至淮河沿岸,西南至南阳盆地,西达潼关以东。本文探讨范围是狭义中原——河南省。

中原先民们在劳动生产活动中创造了华夏初音,新石器时期主要乐器序列是骨、石、陶材质为主的吹奏及打击乐器。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笛、葛县石固遗址出土的骨哨、南召县出土的灰陶埙、临汝县出土的红陶鼓、禹州阎村遗址出土的特磬,是最初的乐器种类。商周时期,乐器种类不断扩充,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3000多年前的商代已创造出钟、铃、鼓等青铜乐器,并以此类为主奏乐器,在祀天祭神时演奏,把乐纳入国家统治的体系中。西周时期,天子制礼作乐,规范各项典章、等级制度,音乐正式并入礼的范畴,到达一个大发展期。《周礼·春官》记载“凡六乐者,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不同材料的“八音”乐器,主要包括编钟、编磬、笛、埙、缶、筑等等,按规使用。《周礼注疏》中《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凡乐,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蔟为征,应钟为羽……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于宗庙之中奏之,若乐九变,则人鬼可得而礼矣。”西周音乐制度服务统治阶层、森严有序,是中原音乐文化的特色。春秋时期,周王室权力衰微“礼崩乐坏”,邦国逾越等级制度规定使用乐礼,但以编钟为代表的“金”类和磬为代表的“石”类乐器为主奏的庙堂雅乐,仍然是王室音乐的源头,称为华夏正声。与庄严的雅乐对应,民间俗乐逐渐兴起,《吕氏春秋·季夏纪》“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河南荥阳、新郑一带地区是郑卫之音发源地,虽遭儒家批判,但其多变的音乐形式、清新的曲风广为传播,为汉代乐舞糅合、广纳百乐提供了民间基础。

三、中原与西域音乐文化的交流

“西域”是古代中国人使用的一个地理概念,泛指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其核心包括我国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丝绸之路开通之前,西域先民与中原不同,主要使用吹奏、弦鸣乐器,并吸纳外来音乐,丰富自身音乐体系。例如,源于爱琴海地区的弹拨乐器箜篌在战国时期传至新疆地区,被西域人接受,为顺利传入中原奠定基础。汉代开通西域后,中原与西域在战争、出使、贸易、宗教、婚聘等方式中频繁往来。大批西域商旅队伍为中原带来香料、水果、金器等交换物资,更来有音乐技能的艺人,西域的乐器及乐舞源源不断输入,给中原原有音乐体系注入新元素。西凉乐,鲜卑、龟兹、疏勒、高昌等西北少数民族音乐及天竺、安国、康国、高丽、悦般等外国音乐,汇聚在中原,使中原传统乐器使用方式产生新变化,丰富了乐器种类及音乐理论。隋唐时期,统治阶层重视音乐文化,有意识融合胡汉民族元素进行创新,创造了音乐文明的辉煌。

(一)乐器

西汉后至唐代,西域乐器箜篌、琵琶、箫、笙、铜角、节鼓、羯鼓、钹等被逐步吸纳进中原本土的乐器系统,加以改进、应用,其演奏形式得以不断创新。

1.琵琶

中原传统琵琶起源于秦时期,称为“直径琵琶”或“秦琵琶”,直颈圆腹,弹奏时竖持用手前后拨动。由龟兹传入中原的琵琶为“曲颈琵琶”,头部后弯,演奏时横抱弹拨,使用拨子。从遗存资料看,唐代清乐使用秦琵琶,龟兹乐等使用曲颈琵琶,是胡汉音乐融合的力证。

2.筚篥

是龟兹人创造的一种吹奏乐器,按孔竖吹,有大筚篥、小筚篥、桃皮筚篥、双筚篥。隋代九部乐中西凉伎、高丽伎、安国伎、龟兹伎、疏勒伎都有使用。唐代十部乐增加燕乐、高昌乐、天竺乐使用筚篥。

3.箜篌

传统汉族箜篌称作卧箜篌,与琴瑟演奏方式相似,置于腿上弹拨。西域传入的箜篌有竖箜篌和凤首箜篌,抱于怀中演奏。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西凉乐乐舞使用的乐器中同时有竖箜篌和卧箜篌,证明胡汉民族乐器相谐和乐。

(二)乐舞

乐舞百戏是流行于两汉的各类竞技、杂耍、幻术以及乐舞、俳优和动物戏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总称。汉代乐舞的典型代表为礼仪乐舞(雅乐)、俗乐(杂舞)、“角抵百戏”“中外各民族乐舞”等汉代开通西域后,中原乐舞图像中出现了西域乐人形象,河南各地区出土的俑类、陶瓷类遗存多能找到西域乐舞的装饰。

1.胡腾舞

從粟特地区传入中原,流行于北朝至唐代,属于男子独舞,节奏感极强。表演时舞者绕圈舞动,舞步跳跃腾踏,潇洒奔放、富于变化,舞者多是高鼻深目的中亚人。

2.胡旋舞

来自西域的康国、史国和米国等,男女舞者皆可跳,以鼓伴奏,鼓响时快速多次旋转得名胡旋,是唐代最盛行的舞蹈之一。白居易诗“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就是对中原胡旋舞的描写。

(三)演奏组合

“燕乐”是宫廷宴饮时的娱乐音乐,与宫廷雅乐形成鲜明对比,歌、乐、舞、百戏表演形式俱全,唐代到发展高峰。隋代继承前朝音乐文化成就,把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与西域民族以及朝鲜、印度、库车、乌兹别克等地音乐的融合,创建“七部乐”“九部乐”音乐体制。“七部乐”有西凉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九部乐”在“七部乐”基础上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唐代扩充成十部乐,并重新创作曲目,保留了浓厚的丝路沿线音乐风格。

“坐、立部伎”是唐代宫廷燕乐的典型代表,唐玄宗打破十部乐重新编排,把“梨园”弟子分编成二部。“坐部伎”在室内,持丝竹器演奏,技艺高,人数少;“立部伎”站立室外,持锣鼓等打击乐器,技艺较低,人数多。河南地区出土的隋唐伎乐俑多是坐俑组合有伴舞,是中原“燕乐”形态的实证。

四、从文物看中原音乐文化的融合

随着丝路沿线音乐文化的渗透,中原的文化、民俗、艺术也受到显著影响,生活用品、随葬物品、装饰品的纹饰、造型多见民族融合的元素。中原地区博物馆馆藏和文化遗存中,除乐器实物外的音乐文物也可一窥概貌。

(一)俑类

中原地区百戏陶俑丰富,是民间世俗音乐生活的写照。百戏俑中出现西域人形象,或舞或做俳优滑稽演出,是中原汇融丝路民族歌舞、开创新风的表现。隋唐时期,河南地区音乐俑类文物主要有伎乐俑、骑马俑、舞蹈俑。骑马俑往往成组,吹奏的乐器有鼓、角、笳、箫等,反映了马上军乐本土化,流行与宫廷和民间。河南洛阳、安阳、孟津地区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有成组成套的隋唐时期伎乐俑出土,形制完整,演奏伴有舞蹈。藏于河南博物院的彩绘坐部伎女乐俑,是唐代乐队演奏场景,一组8件,手持曲颈琵琶、五弦、竖箜篌等西域乐器,琵琶是横抱式拨子弹拨演奏,呈现出中原音乐文化兼容并蓄、多元繁复的风貌。

(二)画像砖

画像砖是中原地区建筑艺术的重要品类,也是深刻反映社会生活的见证物。因此,河南地区出土的画像砖中西域音乐或乐舞元素具有较强历史价值。河南博物院藏胡人舞蹈画像砖,堆塑高鼻高颧骨、袒露前胸的胡人形象,单膝跪地,双手平放胸前,或伸展作舞蹈状。河南邓县学庄出土的鼓角横吹画像砖,画面上四人均身穿绔褶服,头戴卷檐帽,两人演奏鼓,另外两人演奏长角,是南朝时期鼓吹军乐已扩大使用范围至仪仗的见证。

(三)佛教题材

佛教起源于印度,随丝绸之路凿空东传进入中国,进而向中原传播。古诗中“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描述魏晋时期寺院林立、石窟广布的繁荣景象。佛教文化中的音乐既是其宣扬、教化信众的艺术手段,又是法事的重要形式。因此,佛教乐器进入中原,并在石窟寺壁画、寺院建筑及其雕塑艺术中充分体现。原存河南省沁阳市紫陵乡范村东侧兴隆寺的佛顶尊胜陀罗尼石经幢,幢面八面浮雕伎乐飞天,有献果、吹箫、琵琶、拍板、拍钹、吹笛、吹竽七种和题额。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万佛洞内南北两壁上雕刻有多尊佛像,根据对伎乐形象所持乐器统计,佛教中吹奏类、弹拉类、打击类乐器都有所表现,源自或经由西域传入的箜篌、琵琶、细腰鼓、鸡娄鼓、筚篥、笛、笙、拍板、钹有十几种之多,演奏形象相互呼应。

(四)杂项类

胡腾舞是中原陶瓷器物的表现主题之一。河南安阳、洛阳、孟津等地出土釉陶质胡腾舞扁壶,造型模仿游牧民族马上悬挂的皮囊,壶身正反面都有胡腾舞图像,舞蹈人物旁饰有吹笛、打拍、击钹、弹琵琶人物。人物皆是高鼻深目,身穿胡装,脚蹬靴子,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胡腾舞扁壶再现了西域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色,是西域乐舞在中原流行的真实写照,为中原和西域音乐及艺术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物证。

五、结语

中国古代音乐系统是在中原本土音乐发展中逐步融合外来民族音乐形成的,并向外传播。河南因历史地位和文化特性,决定了在丝绸之路音乐文明中的重要地位,中原地区出土文物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先民丰富的音乐历程。当今“一带一路”情境下,全球一体化格局凸显,经济、文化、艺术交流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如何继承、创新、弘扬中国音乐文化,前人经验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李民主.中原文化大典·通论[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

[2]王欣.中国古代乐器[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5.

[3]河南博物院.谁调清管度新声——丝绸之路音樂文物[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7.

[4]金秋.中国传统文化与舞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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