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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以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

2020-05-11赵庆元

关键词:历史逻辑辩证唯物主义

赵庆元

[摘要]自从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异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产生以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性质与地位即遭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中,辩证唯物主義不仅没有能够坚守住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阵地,反而造成辩证唯物主义正统地位与人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信念的严重动摇。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的缺失。因此,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是目前我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的历史任务。

[关键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实践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B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20)01—0072-07

在2015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不断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滋养,更加自觉地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增强辩证思维、战略思维能力,努力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的本领。但不可否认的是,自20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异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模式产生以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性质与地位即遭到严峻的挑战。在这种严峻的挑战中,辩证唯物主义不仅没有能够坚守住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理论阵地,反而造成辩证唯物主义正统地位与人们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信念的严重动摇。深刻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对于我们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利及其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马克思主义阵营内部自第二国际时期就开始确立的坚定信念。如果说列宁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宣称“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作辩证唯物主义”,还仅仅具有与马赫主义论战的实用主义意味,那么当斯大林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明确地把辩证唯物主义叫作“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世界观”的时候,辩证唯物主义就已经确立了它在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内部甚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坚如磐石的正统地位。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在自其产生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不仅培养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铸就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坚定信念。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化以及实践唯物主义的新的解读模式的出现,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地位与信念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既未能契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实现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基本理念,也未能凸显实践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特征。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就没有来自于经典作家的文本学支持,因而它在本质上不过是斯大林形而上学思维的“创造”,充其量只能算是斯大林以及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带有鲜明苏联特色的误读。针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批判与责难,辩证唯物主义高举抗争与反击的大旗,而其首先的和根本的抗争策略就是通过对辩证唯物主义形成过程的历史考证回护自身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是,当辩证唯物主义真正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时候,其所呈现出来的历史事实却几乎可以说是令人失望的。历史学的研究表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辩证唯物主义”概念最早是由德国工人哲学家约瑟夫·狄慈根于19世纪80年代提出的,但是,尽管狄慈根第一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概念,并且还第一次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些原理做过深度探讨,他用这一概念却并不是用来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用来称谓自己的哲学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第一个用辩证唯物主义称谓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普列汉诺夫。针对约瑟夫·狄慈根的儿子欧根·狄慈根用狄慈根的辩证唯物主义补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理论企图,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自己的哲学世界观,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在普列汉诺夫之后,通过德波林、塔尔海默在《辩证唯物主义入门》以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导论》等著作中的工作,辩证唯物主义才逐渐构建起理论体系的基本形制。而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普列汉诺夫、德波林以及列宁那里以辩证唯物主义的阐释思路实现传承与发展的时候,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思路也在拉布里奥拉、考茨基以及布哈林等人那里演绎着相同或相似的传承与发展历程。这样,当两种阐释思路在1932年通过米丁和拉祖莫夫斯基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实现统一,并最终通过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获得官方正式认可的时候,作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就最终形成了。

显然,历史学的考证并没有完全支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斯大林形而上学思维的“创造”的指责,但问题的关键是它似乎也并没有有力地支持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因为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概念的提出还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我们都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辩证唯物主义对实践唯物主义据以历史考证所进行的反击事实上是失败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依据历史考证而对实践唯物主义反击的失败还仅仅是失败的开始。随着马克思哲学研究重心向“青年马克思”阶段的转移以及文本学解读模式的形成,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其中首先和主要的是“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似乎越来越显现出不是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实践唯物主义的性质与特征。例如,在本体论层面,马克思不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而是把实践唯物主义的实践作为“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在认识论层面,马克思强调对对象、现实、感性不能只从其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必须“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在价值论层面,马克思则明确指出,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的这种至少从形式上看的实践唯物主义色彩甚至使坚定地主张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的黄枬森也无奈地承认,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似乎可以推导出实践本体论或实践一元论的结论”。由此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以“青年马克思”为焦点的理论论争事实上也是以自身的失败而告终的。

辩证唯物主义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战中的迭次失败对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了极其复杂而深远的消极影响。首先,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严重动摇了人们对辩证唯物主义以及辯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坚定信念。有些人开始从长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立场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有些人虽然仍然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但却总是试图以调和与折中的态度对待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至于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既非物质本体论也非实践本体论的“物质一实践本体论”之类的解读。就是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的人们,其立场也在悄然发生着事实上是向实践唯物主义趋同或趋近的变化。由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信念的严重动摇,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信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动摇。有些人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辩证唯物主义性质,但又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中只是“作为一种理论背景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只能是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有些人则干脆决绝地否定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认为那只不过是对马克思本真思想的误读与曲解,充其量不过是斯大林版或苏联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次,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严重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通过长期历史发展所确立的正统与主导地位。如前所述,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与主导地位是通过自第二国际开始的漫长历史过程才逐渐确立的,但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却使这种经过长期历史发展才告确立的正统与主导地位遭到严重弱化,辩证唯物主义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解读模式的地位被彻底罢黜,而实践唯物主义等包括人道主义、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生存论本体论在内的非正统解读模式则一跃而成为与辩证唯物主义比肩抗衡的多元解读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又回归到了多元解读模式平行并列的状态。与此相联系,辩证唯物主义的与其正统解读模式的地位相对应的主导话语权被严重弱化。正如有论者将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为“论坛哲学”和“讲坛哲学”所显示的,如果说辩证唯物主义在“讲坛哲学”这一狭小的领地尚艰难地保有部分话语权的话,那么它在“论坛哲学”这一广阔的舞台则几乎完全丧失了话语权。时至今日,在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辩证唯物主义已经沦落到“顽固、保守”而只能借助于“学术操守”来坚持的地步。最后,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严重扰乱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由于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的失败以及人们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信念的严重动摇,除去那些最终背弃辩证唯物主义而转向实践唯物主义立场的人们以外,许多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辩证唯物主义解读的人们开始反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理念,甚至与实践唯物主义·起加入反思与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行列之中。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他们固然并不是要否定而恰恰是要固守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但具体的做法却总是试图将实践唯物主义的某些理念糅合进来。例如,有论者一方面坚持物质范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本体论地位,另—方面又将实践唯物主义所注重的实践问题糅合进来;—方面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物质第一性的客观主义原则,另—方面又试图将实践唯物主义所理解的主体性原则糅合进来。所有这些都不仅表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念的严重动摇,更由于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之间的矛盾与对立杂糅进来而造成辩证唯物主义正统理念的严重混乱。

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抗争中的迭次失败以及由此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否意味着我们长期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是错误的,是否说明辩证唯物主义真的是斯大林以及米丁等人形而上学思维的“创造”呢?答案显然并不如此简单。这不仅是因为甚至习近平总书记仍然强调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尤其是因为我们无法设想在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30年代的近半个世纪时间里,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列宁直到米丁和斯大林的无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一直在为马克思“创造”着一种在马克思那里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那么,辩证唯物主义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抗争中的失败的深层根源到底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又应该通过怎样的理论研究来重新赢得其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阐释的崇高地位呢?

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论争失利的根源:历史逻辑研究的缺失与局限

面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攻击与责难,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并没有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而是—直在进行着艰苦的理论抗争。例如,面对实践唯物主义基于历史学研究所展开的攻击与责难,辩证唯物主义也到处都在努力地试图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发展之中去做一种基于历史学的强力反击;面对实践唯物主义基于文本学研究所展开的攻击与责难,辩证唯物主义也到处都在努力地深入到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的深层意涵中去做一种基于文本学的艰苦抗争。可是既然如此,为什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却既未能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阐释提供足以征服人心的有力证明,也未能有力地回击实践唯物主义对自身的攻击与责难,以至于要退缩到其正统与主导地位要被彻底罢黜的严峻地步呢?根本的原因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虽然列举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经典作家的大量论述以说明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也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理论形成与发展的进程,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能够强有力地说明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为什么会具有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思想,也从来没有能够通过历史学的研究有力地说明他们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由于没有能够说明经典作家而特别是马克思确立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他们就往往不能合理地解释经典作家相关论述的真实意涵,既未能合理地解释那些被实践唯物主义作为文本学依据的重要论述的真实意涵,甚至也未能合理地解释经典作家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相关论述的真实意涵。如此一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支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解读,没有能够从根本上驳倒实践唯物主义的攻击与责难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那么,我们应该从哪里揭示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经典作家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历史必然性呢?这就是要通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来揭示。因此,如果说到辩证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失利的深层根源,那就是缺乏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深刻研究。

陈先达曾经尖锐地批评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过分强调解释者的政治倾向、历史条件、时代背景以及个人学养的意义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文本自身所蕴含的客观价值的极端解释主义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不仅表现在似乎可以任人解读的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中,更表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实践活动中,因而必须联系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和时代提出的问题、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活动来理解和把握;认为如果离开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和时代问题,离开马克思和恩格斯理论产生的思想土壤,离开他们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离开他们的全部政治与学术活动,就不可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陈先达的批评与论述无疑是非常正确的,而我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事实上也就蕴涵在由经典作家所处的历史条件、他们的全部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以及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等因素所构成的历史语境之中,而这无非是要我们进行一种事实上应该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辩证唯物主义研究。

在谈到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现状时有论者曾经指出,根据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线索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路数”,而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则在于“片面地强调史实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作用,却忽略理论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因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这里所谓“基本路数”是指按照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路数,那么论者的说法可能是对的,而且这种路数事实上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建构的“基本路数”,也是一切哲学史甚至一切思想史建构的“基本路数”。但论者所谓根据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线索的“基本路数”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的说法则是不能成立的,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或者陈先达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客观价值就主要蕴涵在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中,而并不是蕴涵在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理论的发展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因为,论者把根据历史事实即社会实践状况和发展需要来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线索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基本路数”是明显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恰恰相反,在我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虽然一般地都会讲到相关的社会历史条件即社会实践状况以及发展需要,但不仅对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往往是简略的、粗线条的,而且尤其缺乏的是对社会历史条件与哲学思想产生与发展之间内在关联或“因果制约性”的深刻分析,因而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与要通过这种分析所揭示的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仍然不过是相互分离而晦暗不明的。正如有论者所明确指出的,要理解和发现一定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定主题(即被提到首要地位的那—方面)和一定概念、范畴、观点和理论的形成,就必须考察作为其根据和根本条件的客观历史形势(它通过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具体方面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行动的条件和实际任务;而就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不能认为我们不了解或根本不懂得这个道理,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去分析决定—定概念、范畴、观点、理论形成的最后事实。但是,又不能不承认我们不大善于做这种分析和说明,不大善于从一定的哲学思想与事实的联系中说明一定哲学思想的产生。在已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著作中,历史事实往往只是形式化地被作为理论、思想形成的一般背景放置在理论、思想陈述的前面,而缺乏事实与理论的有机联结。因此,在我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绝不存在所谓“片面地强调史实因素”而遮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内在逻辑的问题,相反,不能从与事实、事件的联系和连续中发现和揭示思想,才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书写的最大弊端。

如果说造成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中迭次失利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扭转理论论争中的败势就必须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应该说,伴随着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与实践唯物主义理论论争中的深化与发展,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研究的重要性,尽管这种意识一般都不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史而是在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平台中展开的。这一方面表现在人们开始突破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纯粹思想史或概念史理解的传统观念的羁绊,不仅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理解为哲学思想发展与演变的历史,而且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借以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历史,因而主张不仅要研究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或思想逻辑,而且要研究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借以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实践与社会生活的客观逻辑;另一方面则表现在人们开始尝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由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构成的客观历史条件以及经典文本所处的社会背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方面研究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辑。但是,首先是由于这种意识尚处于萌芽的状态,而这种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意识要能够真正运用并实际贯彻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中,从而真正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史的根本改造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其次则是我们现在所自觉到的意识尚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这种缺陷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由产生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的理解方面,这就是把这种历史逻辑简单地看作在某种意义上仅仅表现为客观逻辑的各种社会历史条件或历史背景本身,而不是看作这种历史条件与历史背景所必然提出的问题以及由历史必然性所预示着的问题的根本的解决方式,而且体现在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由产生的客观逻辑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逻辑具有了自觉的意识,但对于这种客观逻辑与思想逻辑之间的联结却不仅没有自觉的意识,而且似乎更缺乏联结的途径与方法一它绝不像有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由于“分析环节的简化”以及“书寫者思想懒惰的表现”。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只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宏观历史逻辑的研究与揭示,但却缺乏对辩证唯物主义微观历史逻辑的研究与揭示,这种研究趋向上的缺失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但却没有能够揭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由于没有能够揭示这种历史必然性,就给实践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正统解读模式提供了鸠占鹊巢的条件,因为实践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非正统解读模式正是可以利用这种历史逻辑作为对自身合理性与正当性的历史证明。因此,所谓加强辩证唯物主义历史逻辑的研究,就不仅仅要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客观逻辑与思想逻辑的研究,加强客观逻辑与思想逻辑之间必然联结的研究,尤其要通过这种历史逻辑的研究揭示辩证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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