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秀

关键词：牺盟会;阎锡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图分类号：K2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20）01 — 0112 — 03

牺盟会，即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于1936年9月在山西太原成立。它是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由中国共产党员倡议创建、由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着手组建的。牺盟会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山西抗日救国的民众运动，促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它创建的山西新军在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探析牺盟会成立的原因有助于從历史维度更好的把握抗日战争时期统战工作的细节，对于当前我们掌握史实和建立、巩固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积极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资料的不断丰富，学术界在牺盟会的相关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大多数学术成果着重从统一战线角度出发研究问题。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牺盟会成立背景进行微观分析、细化历史细节，以便理解和把握客观史实，进而以史为鉴。

一、外部条件：日本侵略军进逼华北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又于1933年侵占热河、通州，进逼平津。通州沦陷后，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并将察北、绥东、冀东划为“非武装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提供了条件。此后日本暂时将对中国“武力鲸吞”的侵华政策调整为 “渐进蚕食”的侵华政策，即企图使用“华北分离”的手段，把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1月中旬，日本侵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成为“非武装区”。是年5月到7月，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和关东军奉天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借口“河北事件”和“张北事件”，胁迫南京政府批准何应钦与梅津签订的《何梅协定》以及察哈尔的代理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签订的《秦土协定》，满足了日本侵略者攫取河北、察哈尔两个省份大部分主权的蛮横要求。自此，日本在军事、经济、政治上侵略华北的罪恶行径便有了“合法”的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在迫使国民政府的势力退出华北后，随即积极策动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五省成为“第二个东北”。

日本控制了华北各省后，继续向西进攻时，山西境内阎锡山的晋绥军成为其首要阻碍。山西的战略地位也由此凸显。山西全省地处高原，多为山区，地势险要，居高临下。太行山、吕梁山、恒山、五台山等众多山脉纵横其间，周围与冀、察、绥、陕、豫五省相邻，可攻可守。周恩来和彭德怀在给中央的一封电报中指出：“山西素为华北屋脊，东可瞰制平汉，远达伪满国境，既可阻断关东军与华北方面之联系，又可威胁平津;从太行山东越平汉，跨津浦，远达渤海之滨;南山豫北，跨陇海，驰骋黄、淮、江、汉;北出平绥，挺进内蒙草原，可打通国际援助路线，又是大西北的屏障;西向连接陕甘。”〔1〕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任弼时也曾指出：“敌人要完成其军事上占领华北，非攻占山西不可;如山西高原全境保持在我军手中，则随时可居高临下，威胁敌在华北之平津军事要地，使敌向平汉南进及向绥远的进攻感到困难。”〔2〕由此可见，山西是敌我必争的战略要地。

日本侵略者蚕食华北的野心与统治山西近25年的“不倒翁”阎锡山的既得利益相冲突，阎锡山决不会将如此重要的势力范围拱手让给日本帝国主义。随着日军侵略华北地区的脚步日渐逼近，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在山西日益凸显，山西境内逐渐涌现出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证会、文山读书会等多个爱国群众团体，抗战呼声渐紧，山西抗战迫在眉睫。日本侵略者铁蹄逼近山西成为牺盟会创立的外部条件。

二、国内条件：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博弈

1935年下半年，日本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为此，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准备渡河东征，对日作战。国民党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时将其一举消灭。红军东进山西后，国民党中央军的援晋部队陆续开进山西。蒋介石令汤恩伯所属的两个师、朱怀冰师、李仙洲师、关麟征师及商震所属的两个师共十万兵力沿同蒲、正太两路入晋，由总指挥陈诚在太原坐镇指挥。另外还命驻陕西境内的国民党军袭击红军后方，封锁渡口，企图将东征红军消灭在山西境内。红军为避免内战，保存抗日力量，一方面发布“回师通电”号召一切中国军队联军抗日，团结救国，另一方面于1936年4月末5月初撤回陕北。

红军后撤陕西后，国民党中央军驻山西的十万大军并未离境，蒋介石还下令让阎锡山在晋军中挑选十五个步兵团和骑兵、炮兵各一团西进陕北“围剿”红军。其真实用意是借剿共之名来遏制阎锡山的势力。就连普通的国民党士兵都知道“我们不是来和红军战斗，我们来是为了赶出老阎。”〔3〕

阎锡山在名义上是蒋介石的部下，但实际上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蒋介石力图将自己嫡系部队中的亲信安插在山西的各种机构内部，与此同时，千方百计的收买阎锡山的心腹为其所用;阎锡山则使尽浑身解数控制其下属的军政机构，用人谨慎，对于蒋介石的嫡系分子和与蒋介石暗中勾结的人进行监视和打击。蒋阎关系貌合神离，日趋紧张。阎锡山对于蒋介石想要借红军之手消灭他的意图心知肚明。他曾悲叹道：“我不亡于共，亦要亡于蒋。”〔4〕643

自红军东征后，阎锡山亲自感受了红军的英勇，并且他深深地认识到如果要抵抗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逼迫，保存自己在山西的实力，就必须联合共产党。阎锡山曾说：“我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那一颗都不行。”〔4〕647他经过反复考量，最终选择了一条准备抗日又不与日本公开决裂，拥蒋又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联共又不公开合作的道路。这一策略不仅可以利用一部分进步人士组织发动群众抵抗日本侵略者，还可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并避免被蒋介石一口吃掉。除此之外，只要阎锡山答应抗日，共产党也会与其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转矛头，并肩战斗。

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背景下，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矛盾的激化以及他对共产党抗日力量的进一步认识，是其选择创建牺盟会的国内条件。

三、现实可能：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实施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号召下，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民主运动。1935年8月1日，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号召全国同胞联合起来抗日救国，倡议“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与红军和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各种反日义勇军一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5〕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在发布的反蒋抗日的指示信《关于统一战线的几个问题》中指出：“在这新的社会基础上，党决定实现抗日讨蒋的任务，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是说要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6〕4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其中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6〕8此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提出后渐趋完善。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提出以及对全民族抗战的多次号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逐渐深入民心。此外，中国共产党也在统治阶级的某些中上层人士中开展了统战工作。1936年5月25日，毛泽东亲自致函阎锡山，他在信中写道：“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除此人民之公敌。”〔7〕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实力派中间开展的统一战线工作，为阎锡山放弃反共，创建牺盟会提供了现实条件。

随着抗日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阎锡山逐渐认识到群众运动的重要性。“明知组织起来是个乱子，不去组织是个空子，为了防止人家钻了空子，出了乱子，还不如自己组织，掌握在自己手里，就可以防乱子，补空子。”〔4〕6591935年5月，阎锡山借口“自强救国”将所有由他控制的群众团体合并为“自强救国同志会”，以加强自己对民众团体的掌控。1936年8月，晋绥军与日本侵略者控制下的伪“蒙军”爆发了第一次武装冲突，阎日关系紧张。在此形势下，不想公开与日本决裂的阎锡山进一步认识到组织社会力量的重要性，明确改变了之前防共的政策，并提出“中国今日第一个问题就是何以图存的问题”〔4〕660。与此同时，在自强救国同志会正在举办的暑期训练班中，左派进步青年宋邵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提出要以实际行动纪念“九一八”五周年，積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民众团体，取名为“抗日救国会”。这一倡议正合阎锡山心意，他权衡利弊后表示赞同组织民众救国，但为了避免公开与日本决裂，他决定将其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及时成立了筹备组。1936年9月18日，筹备组在太原海子边公园纪念“九一八”五周年大会的活动中宣读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并对外发电，牺盟会正式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自强救国同志会中“党组织曾允许牺盟会总部、军政训练班及各县的负责人参加这个组织，以利开展工作”。〔8〕另外，倡议建立“牺牲救国同盟会”这一组织的宋邵文与张隽轩已分别于1933年和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戎子和与刘玉衡也分别于1936年12月和1937年10月陆续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一情况，阎锡山并非一无所知。为了借助共产党的力量抗日，阎锡山接受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在提法上却换成了“山西语言”，“用一些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他们不是以共产党员或共产党代表的身份，而是以山西抗日进步分子的面目出现;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但又要打着山西的旗号。”〔4〕662因此，同为优秀山西青年的宋邵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很容易获得阎锡山的信任与任用。正如毛泽东所说“牺盟会是由中国共产党倡议创建”的，中国共产党实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牺盟会的成立起着不可磨灭的积极作用。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的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山西即将成为抗日的前线。在中日两国民族矛盾日益凸显的时代背景下，山西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呈暗潮汹涌之势。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演变及时提出并实施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与影响下，牺盟会在战略地位特殊的山西应运而生。由于阎锡山抗日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其在山西的统治，因此在他控制下的牺盟会并不能完全发挥群众团体的力量以抗击日本侵略者。1936年11月，中国共产党员薄一波应阎锡山邀请着手接办牺盟会。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指导下，牺盟会这一群众组织充分发挥了强大的抗日力量。

〔参 考 文 献〕

〔1〕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战动总会文献资料回忆录〔Z〕.山西：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87：02.

〔2〕中共山西省委党史研究室.战动总会简史〔M〕.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07.

〔3〕朱兴义.蒋介石与阎锡山〔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9：155.

〔4〕李茂盛，雒春普.阎锡山全传（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643，647，659，660，662.

〔5〕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中央重庆市委党校.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卷）〔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171.

〔6〕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编辑部.统一战线工作手册〔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6：04，08.

〔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4.

〔8〕牺盟会和决死队编写组.牺盟会和决死队〔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9.

〔责任编辑：张 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