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八路军军政杂志》通过对抗战相持阶段时局的分析、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活动的声讨、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的揭露、对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批评，广泛宣传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三大方针，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坚持用事实说话、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发挥以史鉴今作用，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的鲜明特点。

[关键词] 《八路军军政杂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5）06-0069-05

《八路军军政杂志》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于1939年1月15日在延安创刊的八路军总政治部的机关刊物，也是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第一个系统研究评介军事、政治工作的大型刊物，后因抗日战争进入严重困难时期，1942年4月被迫停刊，共出版4卷39期。该刊结合抗战相持阶段这一实际，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进行了广泛宣传，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抗战相持阶段时局的分析

1938年10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调整了侵华的战略和策略，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加大对国民党政府政治诱降的力度。《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日本的这一阴谋进行了深刻揭露。谭政在《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一文中认为：在经过几度挫败的教训后，敌人已经认识到仅仅依靠军事力量是不够的，“必须从政治上找出一套办法，用分化、瓦解的阴谋手段”[1]，才能达到摧毁中国抗战力量的目的。王稼祥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日本瓦解中国抗日阵线”的企图：“一方面企图把各地的伪政权合流，成为伪中央政府;另一方面又勾引抗日营垒中的亲日分子与妥协分子，来进行和平投降的活动，同时又尽其挑拨离间的能事，来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2]受日本诱降政策的影响，“九·一八”以来国内关于“战与不战”的问题演变成“战与和”的问题。在纪念抗战两周年之际，《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毛泽东的文章，明确指出：“战与不战”的问题与“战与和”的问题，两者性质是一样的。文章不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战的主张，而且深刻阐明了“战则存，和则亡”的道理。第1卷第6期专门刊登周恩来的有力题词：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统一战线，反对挑动内哄！

在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日本将进攻重点转到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中国共产党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郭化若在《目前华北战局与坚持敌后的抗战》（第1卷第3期）一文中指出：日军攻下广州、武汉后，虽然一度中断了对正面战场的进攻，但这并不意味着敌人的战略进攻已停止，恰恰相反，他们是在准备新的进攻，这一新的进攻目标就是华北抗日根据地。谭政在第1卷第6期发表《华北已经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的文章，明确指出华北战局已成为目前时局的焦点，“敌人集中了目前可能集中的兵力，实施了连续的进攻，目的在于‘扫荡华北摧毁华北这一抗战的中坚堡垒，以达到灭亡全中国的目的”，华北的敌后抗战已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将面临许多困难，这些困难不仅在程度上较之前要强化，而且在性质上也不同，因此，“不可隐瞒困难，必须适当地估计困难，准备困难之来到，在极恶劣的情况下能够应付一切”。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敌人的进攻增加了抗战的困难，但同时敌人的进攻又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军民共御外侮的力量，“敌人大量进攻华北，只是表明华北抗战力量之增长，已经成为不可摧毁的力量”。文章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变化，认为“抗战始终有光明前途的”，而要赢得这一光明的前途，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坚持抗战到底。[3]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之所以调整侵华的战略和策略，与日军的困境密不可分。第1卷第5期发表王思华的《敌军的现状》一文，分析了日本全面侵华22个月后敌军的四大弱点，彻底揭破了“敌军的牛皮”。第一，由于“速战速决”的破灭和“速和速结”的无望，敌人胜利的自信心开始丧失;第二，侵华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切身痛苦，不仅使日本国内厌战情绪高涨，而且反战运动不断扩大;第三，兵源的不足不仅使敌军在数量上减少，而且在质量上变弱;第四，缺乏军火。文章认为：敌军之所以出现这些弱点，与我们坚持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分不开。彭德怀在第1卷第12期撰文分析了日寇为什么采取诱降为主的方法，认为主要是由于日寇本身的困难，使其不能支持长期的战争。彭德怀用大量的数据分析了日寇在财政、经济、军事上的困难，并且认为这些困难“是不易克服的，而且是发展的”。此外，《战争两年后的日本政治经济》《论敌人“以战养战”的政策》《战争第三年敌我经济力的消长》《日本在经济上对美的依赖性》《两年来的敌军侵华之伤亡》《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战争高压下的日本人民现状》等文章，也用大量的数据和事实揭露了日本的现状，揭示了中国必胜的规律。同时，《八路军军政杂志》还不忘提醒人们：“我们绝不应当因此便轻视敌人，降低自己的努力，抗战是长期的，只有在坚持长期的抗战中我们才会获得最后的胜利。”[4]

二、《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活动的声讨

在日本分化诱降政策的影响下，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公开叛国投敌。三天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汪精卫出走后时局的指示》对国民党中央关于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表示拥护和支持，表明要“用一切方法打击卖国叛党的汉奸汪精卫，批评他的汉奸理论”[5]。《八路军军政杂志》积极贯彻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发表了多篇声讨汪精卫的文章，在批评其汉奸理论的同时，强调各抗日军队和抗日党派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12月

第31卷第6期于艳艳：《八路军军政杂志》对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贡献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2期发表王稼祥的文章，指出汉奸和降日派的“防共”就是“投降”的代名词，提醒大家必须警惕汪精卫借“反共”来转移全国人民对汪逆之愤怒的企图。针对汪精卫之流攻击八路军破坏国家统一、搞“特殊化”、破坏行政系统统一的汉奸理论，王稼祥对此进行了驳斥。文章指出：破坏中国国家统一的罪人不是别人，恰恰是日寇和汪精卫之流的投降分子;而共产党和八路军则是坚持统一战线，同日寇作殊死的战斗，真正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谁要忘记了日寇与汪逆是破坏国家统一的罪人，而制造抗战阵线中的不一致和摩擦，那便上了日寇和汪逆的当，自觉不自觉地破坏了国家统一与团结。至于说八路军“特殊化”，那就是八路军中有共产党员，有坚定不移的奋斗意志、刻苦耐劳的作风、勇敢牺牲的精神，还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各种政治工作制度，而这些恰恰是八路军战斗力的基础。那种诋毁八路军政治工作是“特殊化”、“破坏统一”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八路军扫荡伪政权，恢复中国政权，这正是恢复中国行政系统之统一，而不是破坏中国行政系统的统一。彭德怀在《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一文中，揭露了投降分子投降的七个借口：一是共产党“捣乱”，二是中国抗战是苏联的阴谋，三是中国财政困难，四是人心厌战，五是军心厌战，六是国际没有援助，七是敌人太强大。文章分别对此一一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些借口“全不足以作为投降的理由”，“全体人民应当认清他们的欺骗”，用尽一切方法，克服投降妥协的危机，坚持抗战、团结和进步。[6]

毛泽东在《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第1卷第6期）一文中指出：投降派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文章认为，当前中国内部存在着主战派与主和派之争，主和派虽然是抗日阵线中的一小部分，但是他们大肆炮制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和共产党阴谋推翻政府的欺骗性宣传言论，“企图逐渐造成舆论，达其主和即投降的目的”。毛泽东对投降派的这一伎俩进行了深入分析，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和派“把反共，即分裂国共合作，分裂抗日团结，当做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重要的与首要的步骤”，因此，必须要“坚决斥责那些公开的汪精卫与暗藏的汪精卫辈制造反共空气，挑拨国共摩擦，甚至企图再来挑动一次国共分裂与两党内战的阴谋”[7]。郭化若通过对中国古代赤壁之战的研究，得出“必须合力抗战，打击主和派的错误意见”[8]的结论。《八路军军政杂志》在纪念抗战两周年时，提出了鲜明的口号：“反对反共分子的破坏统一团结和准备投降的阴谋，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反对反共分子，反对准备投降的分子”，“一切坚持抗战的党派和力量团结起来！不要让日寇、汪派和反共分子来破裂我们的团结与抗战”[9]。

1939年12月，日、汪签订密约，汪精卫以出卖国家利益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即将成立的伪政权的承认。1940年2月1日，延安举行讨汪拥蒋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2期刊发《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以下简称《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奋起讨汪，汪逆有公开之汪精卫和暗藏之汪精卫。公开之汪精卫“通敌叛国，订立卖国密约，为虎作伥，固国人皆曰可杀”;暗藏之汪精卫“则招摇过市，窃据要津，匿影藏形，深入社会，贪官污吏，实为其党徒，摩擦专家，皆属其部下……其危害有不堪设想者”。因此，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必须加强团结。《通电》阐述了团结、统一、进步的关系，指出：“统一必以团结为基础，团结必以进步为基础。惟进步乃能团结，惟团结乃能统一，实为不易之定论。”[10]同一期刊发的《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一文，也强调要广泛地开展反对日汪密约反对汉奸卖国贼的运动，不仅要暴露日寇的阴谋诡计、揭穿汪逆的无耻罪行，而且要提出真正坚持抗战的具体办法和主张，“不仅高喊抗战，而且能在实际上求团结求进步，以保障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用全力巩固和扩大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1]。

三、《八路军军政杂志》对顽固派的反共摩擦的揭露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不断地向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挑起事端，制造摩擦。《八路军军政杂志》对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共摩擦进行了尖锐揭露和抨击。

《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10期刊发毛泽东与中央社等三记者的谈话，指出国共两党不是敌人，不应该互相反对、互相“防制”，而应该互相团结、互相协助。毛泽东在谈话中警告国民党不要进攻抗日根据地，不要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谈话还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16字自卫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谈话重申了1939年中国共产党《七七宣言》的三大政治口号，指出：中国确实需要统一，但应该统一于抗战，统一于团结，统一于进步。如果向相反的方面统一，那中国就会亡国。第2卷第1期发表了《朱彭总副司令等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进攻边区》的文章，细述了自1939年3月施行所谓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以来，国民党顽固派在湖南、河北、山东、河南以及西北等地制造的摩擦事件。毛泽东在第2卷第2期发表《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一文，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与汪精卫里应外合进行反共的阴谋，驳斥顽固派的“统一”论。文章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的“统一”是不合理的、形式主义的、亡国灭种的、丧尽天良的“统一论”，共产党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作为基础的，是真正的、合理的、实际的“统一论”。[12]萧向荣发表了《从“百团大战”说起》的文章，以“百团大战”空前胜利的事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所散布的“八路军游而不击”、“八路军不听从命令”以及“八路军捣乱后方”等无耻谰言。朱德在第2卷第7期发表的文章，从北伐战争“扫荡帝国主义军阀走狗的武装”和十年内战期间“敌人不折一兵一将，席卷了我广大疆土，囊括了我国丰富的资源”[13]的比较中，说明了团结抗日的重要性。

1941年1月，国民党亲日派和顽固派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给新四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八路军军政杂志》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向全国人民揭露皖南事变的经过和实质，对这一反共摩擦进行了尖锐抨击。第3卷第1期集中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朱彭叶项抗议皖南包围通电》《新四军将领声讨亲日派通电》等四篇“谈话”和“通电”，揭示了皖南事变“并非偶然，实质是亲日派阴谋家及反共顽固派有计划之作品”[14]，“此次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还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15]。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八路军、新四军，镇压抗日运动，完成投降日寇的阴谋。同时，强烈要求当局立刻解除对皖南的包围，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攻，以挽危局，以全国命。

第3卷第2期发表萧向荣撰写的《从皖南事件谈到军纪及其他》一文，从三个方面揭示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是当局对于新四军，早已蓄“借刀杀人”及“随时聚歼”之计;二是当局对于皖南新四军北移之命令，实则是布置聚歼之阴谋;三是当局做出这样丧心病狂的罪行，必已具有全面破裂与彻底投降之决心。第3卷第3期刊发陈嘉庚先生代表三千一百万侨胞的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加强团结。同一期又摘录2月6日《新中华报》刊发的外国记者眼中的皖南事变，指出：如果内战，中国即根本不能再抗日。

《八路军军政杂志》对皖南事变真相的揭露和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使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入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为了粉饰门面，减少国内外的谴责，国民党企图诱骗中共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二届会议。中共提出释放皖南事变中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12条要求，作为出席会议的条件，被国民党蛮横拒绝，中共参政员最后拒绝出席此次参政会。第3卷第3期刊登《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的理由》，指出：“皖南事变以来，对于国共团结所加之深重裂痕，一日未被消灭，则泽东等一日确难出席政府所召集之任何会议。”[16]中共的坚决态度，迫使蒋介石表示以后再亦无剿共的军事。由于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四、《八路军军政杂志》对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批评

随着汪精卫叛国投敌以及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摩擦，中共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国共合作将要破裂、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的“左”的倾向逐渐发展起来。《八路军军政杂志》发表系列文章，对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进行了批评，对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策略方针作了进一步阐述。

中共党内“左”倾关门主义的一个表现，就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动摇。毛泽东在第2卷第7期发表《团结到底》一文，提醒全党：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者，也必须成为这一政策的捍卫者，“任何共产党员也不许可不尊重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当前中国的唯一死敌是日寇及其汉奸走狗，对国民党顽固派开展斗争并不是共产党的目的，而是被迫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日寇赶出中国。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应坚持有节的原则，“在其停止了摩擦之时，亦应恢复友好关系”。

《八路军军政杂志》对投降和反共分子进行了分析，指出：“所谓坚决的投降分子、反共分子，在任何地方都只占少数。”对于这部分人是坚决不能容忍的，必定是要坚决反击的。但是，对于那些非坚决的投降和反共分子，则应该采取团结的政策。因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尚能抗日的人，对于这些人应该采取积极争取的政策，而不是打击消灭的政策，否则对抗战是不利的。毛泽东在《团结到底》一文中提出了共产党要成为“两个模范”——抗战的模范、团结的模范。[17]

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要加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针对“左”倾关门主义者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的特点，《八路军军政杂志》刊文指出：抗日民主政权应该是统一战线政权，必须坚持“三三制”的原则，共产党员只能占1/3，而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2/3。任何人、任何党派，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有参加政府工作之权利。

五、余论

《八路军军政杂志》对坚持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的有力宣传，不仅使国人认清了日寇和汪精卫集团的险恶用心，而且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摩擦，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特点：

第一，坚持用事实说话。早在“五四”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报纸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而应该根据事实来说话。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的编委之一，他的这一主张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得到了具体的运用。比如，为了驳斥国内投降派和顽固派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保存实力”的无耻谰言，《八路军军政杂志》开设“八路军、新四军捷讯汇报”、“追悼”等专栏，对八路军、新四军参加的大小战斗、取得的相关战果、牺牲的有关战士等进行报道，用事实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该刊第4卷第2期刊发了《敌寇在侵华战争中议会通过的军费》一文，通过记录日本军费总数的变化，由1937年7月的5亿日元到1942年的180亿元，揭露日本灭亡中国的狼子野心，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战则存，和则亡”的道理。

第二，采取多种宣传形式。将新闻、专论、通讯、悼文、电文、战报等各种文体有机结合，组织成一个强有力的宣传火网，这是《八路军军政杂志》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体现出的另一个鲜明特点。对百团大战的宣传集中体现了这一特点。当战役取得初步胜利时，第2卷第9期就推出“百团大战专辑”，刊登了朱德、彭德怀、左权、萧向荣等撰写的重要文章，宣传百团大战的重要意义。该专辑还刊发了《悼李和辉同志》《悼十年来共患难的亲密战友》两篇悼文以及相关战报。第2卷第9期还刊登了《蒋委员长嘉奖八路军电》，无疑给“八路军游而不击”论者一记响亮的耳光。随着百团大战的节节胜利，该刊又发表了《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第2卷第10期）、《收复康家会》（第2卷第11期）、《出击正太路》（第2卷第12期）等多篇通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激烈的战斗面貌。百团大战全面胜利后，又公布了《百团大战总结成绩》。对百团大战的报道前后历经3个多月，中间从未间断，对破坏统一战线的阴谋进行了有力的回击。[18]

第三，发挥以史鉴今作用。《八路军军政杂志》非常重视对中国古代战例战史的研究，郭化若在该刊接连发表《赤壁之役》《淝水之战》《齐燕即墨之战》等文章，借古说今，阐明团结统一对战胜日寇的重要意义。《赤壁之役》一文，分析了孙刘能战胜曹操的根本原因是吴蜀联合，合作则胜利，分裂则灭亡。抗击日寇只有民族团结、长期合作，才能创造抗日中的新赤壁的战绩。《淝水之战》一文指出：兵力的强弱多寡并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内部团结才是晋朝民族取胜的基本条件。《齐燕即墨之战》一文，分析了2300多年前齐国在抗击强敌入侵时转败为胜的战例，认为一个被侵略的民族，为了自己生存，首先要有内部的团结，齐心抵抗外敌。许多国民党军官读后，给编辑部来信说：这些文章“令吾深省”、“可谓切中时弊”[19]。

[参考文献]

[1] 谭政.敌人在华北的现行政策[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5）：12.

[2] 王稼祥.论目前战局与敌后抗战的几个问题[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1）：8.

[3] 谭政.华北已经进入艰苦斗争的阶段[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6）：1221.

[4]  王思华.敌军的现状[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5）：58.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4.

[6] 彭德怀.克服目前政局主要危险坚持华北抗战[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12）：58.

[7] 毛泽东.当前时局的最大危机[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6）：14.

[8] 化若.赤壁之役[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2）：70.

[9] 纪念抗战两周年全中华民族的任务与口号[J].八路军军政杂志，1939（6）：4.

[10] 延安民众讨汪拥蒋大会通电[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2）：15.

[11] 王明.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2）：2021.

[12] 毛泽东.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2）：11.

[13] 朱德.巩固全国抗日军的团结争取最后胜利[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7）：89.

[14] 中共中央发言人对皖南事变发表谈话[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1）：7.

[15] 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委员会发表命令与谈话[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1）：2.

[16] 共产党七参政员复函参政会重申不能出席本届会议的理由[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1（3）：23.

[17] 毛泽东.团结到底[J].八路军军政杂志，1940（7）：67.

[18] 黄河，张之华.中国人民解放军报刊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6：155157.

[19] 樊昊.毛泽东和他的军事谋士[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243.

[责任编辑：夏畅兰]

Discussing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of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o Strengthening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YU Yanyan1，2

（1.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2.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In history，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ha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Firstly， the journal analyzed the stage of stalemate. Secondly， it denounced the action of antiour country about Wang Chingwei. Thirdly， it disclosed the friction of antiChinese Communist Party which Kuomintang bigotry had made. Through the abovementioned methods， the journal broadcast the three policies of CCP which included antiJapanese， unification and progress. In doing this， the journal had fresh characteristics as follows. In the first place， it insisted on speaking with facts. In the second place， it used many kinds of propaganda. In the third place， it played the role in system today.

Key words： the Milit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 of the Eighth Route Army;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