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九斌 郭蒙蒙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一、战前美国大学——大学研究性与研究型大学的缓慢发展

美国高等教育的最初特征，来源于在殖民地时期以一种无计划方式(A System without a Plan)发展起来的私立学院。[1]8早期大学或学院主要依靠私人慈善捐赠创建，并主要集中于东部沿岸。独立战争之前的殖民地时期，美国建有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1636)、威廉和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1693)、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1701)、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原“费城学院”，1740)、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 ，原“新泽西学院”，1746)、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 ，原“国王学院”，1754)、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 ，1764)、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原“皇后学院”，1766)、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 ，1769)九所大学或学院，其中八所属于教会学院，六所与私人捐赠有关，几乎没有政府公共资助的身影。[2]25鉴于其教会性质，初创美国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也主要局限于教会所需的宗教型人才。

西进运动推动了美国工业革命的繁荣，对实用性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公立教育应运而生。美国独立后，尤其是18世纪末期，随着美国西部、南部地区的开拓，高等院校分布不均、旧有私立小型院校无法满足社会所需的弊端开始显现。在这种形势下，各州政府不得不用公款筹备公立大学，州立大学应运而生。至1860年，美国州立大学已达到66所。[3]1862年，为促进各州农业和机械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国会正式通过《莫雷尔法案》(MorrillLand-GrantActs)。《莫雷尔法案》是美国建立州立大学的法旨，以赠地或直接资金资助为模式，揭开了美国州立大学运动的序幕。到1890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莫雷尔法案》，授权联邦政府对赠地学院提供年度拨款(联邦政府每年对各州赠地学院拨款最低限度为15 000美元，以后每年递增1 000 美元，最高限额为每年25 000美元)，以保证这些新型技术学院具有一定的财力得以正常运行。[4]然而，鉴于当时土地价格普遍较低，赠地学院通过出售联邦赠地获得的微薄收入对大学维持基本运营而言依然是杯水车薪。可以说，在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诞生之前，美国大学都是教学型大学，研究性不足。直至19世纪后期，企业家资助大学兴起，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才逐渐明朗。

19世纪后期，美国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经过资金的原始积累，企业家捐赠建学成为风尚，为大学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此时，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批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捐赠教育成为美国社会一个新兴事业，企业家成为美国大学的座上宾。此种运动不胜枚举，如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靠电报起家的百万富翁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大银行家和铁路富商约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铁路富商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等企业家捐建或出资创办了诸如芝加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等新型研究型大学(见表1)。这些资助为美国大学选拔优秀生源、聘任卓越师资提供了经费，亦为美国大学实现从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变奠定了基础。

表1 19世纪中后期美国富豪企业家捐赠创办大学(部分)列表

资料来源：由各个大学官方网站整理得出。

值得一提的是，1876年美国第一所明确以研究生教育和科学研究为使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创立，成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肇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模仿德国大学办学模式的同时，结合美国实用主义文化和社会现实需求，强调大学“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一体化。此后，“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在美国研究型大学开始盛行，进而演变为美国大学的本土文化。

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促进了美国捐赠事业的发展，为美国研究型大学提供了较为稳定的发展经费。1920年，美国大学共获得捐赠6 500万美元，到1930年达到14 800万美元。[5]而这一时期大学之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够明显，政府往往依赖对欧美老牌大学基础研究成果的进口，并未过多关注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二战前夕，联邦政府虽然对公立大学有所资助，但资助力度相对较小，且主要用于教学。而私立大学的运营主要依靠学费、捐款，尤其是基金会慈善捐赠。从捐赠收入占研究型大学总收入之比便可管窥这一时期基金会、私人捐赠占私立大学运营经费的绝对比重。

二、战争抑或“礼物”？——二战与美国研究型大学的跃升

“战争俨然是个巨大的里程碑，立在科学指数型发展的大路边。”[6]战争毫无疑问是破坏性的，仅以欧洲战场为例，二战中伤亡人数便高达千万之多，教育研究设备更是遭到毁灭性的摧毁。然而，对于美国研究型大学而言，却极具讽刺意味，美国研究型大学因此而兴，战争凸显了研究型大学在军事科研方面的关键性作用。二战的爆发让联邦政府认识到大学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不可替代性，开始重新审视大学这一主体。得益于二战，战后美国研究型大学获得了有力的发展条件：获得大批科技精英移民，战争竞技所需承担起重大的军事科研项目，获得长足科研经费。[2]64

(一)科技移民——夯实美国研究型大学智力基础

二战时期大量欧洲科技精英迁入“天堂之处”美国，夯实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智力基础。1933年7月，希特勒政权通过《重设公职人员法》，发动“文化清洗运动”，从而掀起了一场世所罕见的文化迁移浪潮。据美国流亡史研究专家莫尼克·R·戴维(Maunic R.Davie)的统计，1933—1945年间共有1 400多名德国科学家被迫逃离，其中有1 090人流亡到了美国。[7]其中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于1940年定居美国。至1941年，约上百名德国物理学家相继流亡到美国，占所有出逃德国物理学家的4/5以上。[8]114-119这些物理学家当中有9位是当时或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古斯塔夫·赫茨 ( Gustav Hertz )、维克托· F·赫斯 (Victor F.Hess )，以及奥托·斯特恩(Otto Stern)、费利克斯·布洛赫 (Felix Bloch )、尤金·P·维格纳 (Eugene P.Wigner)、沃尔夫冈·E·泡利(Wolfgang E.Pauli)、汉斯·贝特(Hans Bethe)，以及来自丹麦的尼尔斯·H·D·玻尔(Niels Henrik David Bohr)和意大利的恩利科·费米(Enrico Fermi)、埃米利奥· 吉诺·赛格雷(Emilio Gino Segrè)。[8]114-119这些科技精英的加入，加快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物理学、工程学等相关硬科学的建设与发展，使美国研究型大学科技实力如虎添翼(见表2)。

表2 部分移民美国的重要物理学家(1933—1940年)

资料来源： Roger L.Geiger.To Advance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1940[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243。

科技难民为美国各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智力支持，使美国迅速成为世界学术中心。自1901年诺贝尔奖开始颁发以来近三十余年，美国科学家获得此项殊荣者寥寥无几，24个诺贝尔奖中仅有4项为美国人所获。[1]2顺应二战而建立的原子能项目“曼哈顿工程”成为转折点，而科技难民是其中的主力军。流亡到美国的科技难民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众多学科领域。他们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学术活动，使得美国的物理、数学、化学、经济学等领域突飞猛进。例如在物理学方面，“曼哈顿工程”的成功离不开以奥本海默(Julius Robert Oppenheimer)为代表的流亡学者的努力；在数学方面，理查德·库朗(Richard Courant)主持编著的《数学是什么》将欧洲的数学文化引入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著名的数学普及读物；在经济学方面，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与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多人博弈，并成功开创经济博弈论等，诸如此类的学术成果不胜枚举。[9]罗杰·盖格(Roger L.Geiger)曾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欧洲事件迫使知识分子迁移之前，美国与其他主要科技强国达成了粗略的平等。而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中欧的学习进程，与此同时，大批科技难民涌入美国各机构更是加剧了美国学术称霸的进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显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科学中心”。[10]可以说，流亡学者在美国的成就影响了美国甚至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格局。在科技难民的带动下，战后十余年间，美国科学家获得的诺贝尔奖数量超过了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所拥有的诺贝尔奖得主超过任何别的国家——1943—1976年期间美国获得了91个诺贝尔奖。[1]2战争导致的科技移民使美国大发一笔“人才之财”，为美国研究型大学带来一场科技人才的盛会。

(二)军事科研项目——大学科研开始迈向政治中心

二战期间，大学科研开始迈向政治权力中心，进入联邦政府眼帘。战争催生了大学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University Complex)，并在战争中不断稳固。二战中，美国研究型大学不断涉足如雷达研制、原子弹研制(“曼哈顿工程”)、固体燃料火箭研制、无线电引信等军事科研项目。老牌研究型大学成为了这一复合体的领头羊，从几所大学便可管窥当时军工复合体的热度：(1)雷达研制：雷达实验室设置在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罗切斯特大学教授李·杜布瑞基为负责人；(2)原子弹研制：研制之始以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为链式反应研究的主要基地，后来将研制基地搬迁至新墨西哥州的劳斯·阿拉莫斯，主要负责人为军队将军，但研究工作的领导权仍为大学科学家所掌握，如芝加哥大学的亚瑟·康普顿小组、哥伦比亚大学的哈洛德·尤里研究小组、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欧内斯特·劳伦斯实验室，理论研究方面的领导人为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罗伯特·奥本海默；(3)固体燃料火箭(Solid Fuel Rockets)研制在加州理工学院进行；(4)备有无线电引信(Proximity Fuze)装置的雷达研制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见表3)。[2]60战争时期，大学成为政府紧密合作且不可或缺的伙伴。可以说，二战创造的大学军工复合体从根本上改变了大学与政府间的关系。大学通过与政府签订战时研究合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资源，其中最为明显的莫过于联邦政府对大学科研经费的迅猛增加。

表3 美国研究型大学在战时科研中的突出贡献

资料来源：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60。

(三)战时联邦政府科研资助水平

迫于战时的紧急需要，联邦政府通过大学军事研究实验室，向大学进行慷慨的科研资助。1940年，罗斯福总统授权“物理学将军”瓦尼尔·布什成立国防研究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Committee，NDRC)，又于1941年成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负责领导和管理战时军事研究活动。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成立一年内就批准了207个研究项目，并分别与41所大学和研究机构以及22个工业公司签订了研究合同。[11]该部门将大量资金注入各所大学与战争相关的研究项目上，如至1941年春，麻省理工学院获得政府合同金额总数为90万美元，而它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收到了近6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1942—1946年间，麻省理工学院共收到超过1.16亿美元的政府研究合同。同一时期的哈佛大学收到了超过3 000万美元的政府合同，其他的大赢家还包括加州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等等。[12]

由于经济大萧条(1929—1933年)的影响，大学急需大笔资金维持其发展运行，二战赐予他们绝好的机会。通过与政府签订战时研究合同进行军事科研，大学获得了大量研究经费。二战期间，美国科研和开发支出达30亿美元，其中1/3用于为赢得战争而进行的大学科研以及设计“新型破坏和防御工具”。[13]战时对雷达和原子弹研制的紧急需求推动着联邦政府与研究型大学迅速建立起密切联系，并大幅度增加对大学的科研资助。1941—1946年间 ，有19所大学获得了100万美元以上的政府资助 ，协议金额3.21 亿美元，其中6所大学得到了超过1 000万美元的资助，[14]如进行雷达研制的辐射实验室(林肯实验室的前身)在1942年底每月研究经费达到100多万美元。[15]在战后和平时期，这一军工复合体模式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三、战争的余温——冷战时期联邦科技政策与政府科研资助变化

二战前美国没有国家科技政策。战时松散的国家科研资助已不能满足战后国家发展需要，联邦政府意识到美国需要制定国家科技政策。而随着政府科技政策的变化，联邦对大学科研的资助力度也随之发生改变。[16]

(一)《科学——无尽的边疆》：第一份国家科技政策文件

1945年7月，瓦尼尔·布什向杜鲁门总统提交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无尽的边疆》报告(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自此拉开了以研究型大学为集结点，以政府政策和资金投入为主要框架的美国式科技开发与研究体系的构建过程。[17]10-13该报告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加强联邦政府对科学研究的宏观管理，进一步关注研究型大学的科学研究；加强联邦政府的责任，发挥研究型大学在战后科技人才培养方面中的重要作用；加强联邦政府对基础研究的责任，研究型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2]67不难看出，瓦尼尔·布什重点强调了联邦政府需要关注和支持大学科学研究，尤其是基础性研究。

《科学——无尽的边疆》出台之后，联邦政府亦陆续创建了一批科技管理组织，其中包括：1946年1月成立的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 )，主要负责资助有关医学科学方面的研究；1946年7月成立的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支持原子能科学方面的研究；1946年8月建立的海军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以及1951年成立的空军科学研究办公室(Air Force 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AFOSR)，共同支持国防基础科学研究；1950年建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SF)，重点支持教育和大学科学研究，同时也支持生物与医学、数学、物理、工程科学等广泛领域的科学研究。战后联邦政府的科研政策主要是由这四个部门决定形成。科学研究，尤其是大学科学研究首次被提到政府优先议程。[17]10-13

由于战争的影响，美国带着巨大的“人才赤字”进入战后和平时期。为了弥补人才空缺，联邦政府各部门紧急制定一系列有力计划。布什报告建议：在科学教育领域建立国家科学奖学金计划，即向本科生和研究生提供技术训练和基础研究的奖学金；强调“不可失去穿军装的一代”，在穿军装的一代人中培养未来科学人才。于是，1944年7月2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军人权利法案》(G.I.BillofRights)，750万退伍军人的战后教育受益于这项法案。而作为接收这些退伍军人的公立大学也由此获益良多，如1947—1948学年，加利福尼亚大学退伍军人学生学费收入为1 360万美元；威斯康星大学为1 000万美元。[18]由于国家科学基金会在对财政支持中特别强调质量，因而资助的研究生教育主要在研究型大学中进行，特别是东部地区诸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等私立研究型大学，私立研究型大学也因此获益。到1948年，退伍军人管理局为私立大学和公立大学分别支付了56%和67%的学费。[19]45

(二)《国防教育法》：美国联邦政府科技政策的重大转折

1957年10月，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Sputnik)，宣告其在空间科技上处于领先地位。这一事件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震撼，美国人开始反思国际科技和教育发展政策上的失误。哈佛大学校长柯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认为：“苏联在技术上的突破，正是因为苏联建立了能够培养苏联技术优势所需要的教育制度。”[20]美国著名学者莫非(F.D.Murphy)说：“20世纪后半叶，没有什么事情比经过训练和教育的人才更重要。20世纪的未来掌握在那些把教育和科学研究置于优先位置的人手中”。[21]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太空、科学和教育”成为美国联邦政府关注的主要对象，《国防教育法》(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ct，1958)因势而立。

为了回应卫星危机，《国防教育法》首次将教育上升到关乎美国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作为鲜有以“国防”命名的法案，该法案规定设立国防学习贷金和专门奖学金，“以保证一切有能力的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以确保培养出大量高质量人才来满足美国国防的需要”。[22]约翰逊总统曾在《国防教育法》实施十周年之际自豪地表示，“这项伟大的法案……为250万学生提供了贷款，向25 000名研究生提供了奖学金。”[23]学生贷款项目扩大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1946年，美国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从1949年的240万增至1959年的360万；到20世纪60年代，大学入学人数翻了一番多，1969年达到800万；1979年，入学人数达到1 160万人，然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大学入学人数增加了900多万，增长了近400 %。[24]101-117

苏联卫星事件震惊美国朝野，教育成为拯救美国的良方，大学科学研究得到重视。1958年10月1日，因苏联卫星事件，美国成立了国家航空航天局(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NASA)。该机构主要负责制定、实施与苏联的太空竞赛计划，并开展相关太空科学的基础研究，成为资助学术科学的重要联邦机构。至1965年，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大学合约占联邦大学研究与发展款项的9.4%，占由大学管理的合约研究中心款项的17.5%。[19]179大学研究特征总体上有所变化，在国家研究和发展成就中的地位显著提高。1953—1968年，美国基础研究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大约增加了3倍，大学基础研究成就份额翻了一番，占全国总额的一半。[19]181

(三)冷战时期联邦政府资助的变化

冷战军备重整之需使联邦政府的科研资助总体处于上升之势。冷战时期联邦政府对于研究型大学资助呈现螺旋式发展，然而总体处于上升态势。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联邦政府于1958年签署《国防教育法》，对大学的资助额度迅速飙升。1953—1957年间，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科研拨款翻了一番，从153亿美元上升至310亿美元(2000年美国衡定货币)。[25]1958—1968年间，国家总体的大学研究经费增长了3倍多。[1]37用于大学基础研究的联邦资金从1.78亿美元跃升至12.51亿美元，增长了7倍。[1]37虽然1968年，受到 “新左派”反战运动以及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大学与联邦政府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黄金合作关系受到重创，而经过短暂下降后，到了里根时期(20世纪80年代)，由于对美国在全球市场经济竞争力的关注，大学被视为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政府再次增加了对大学的投入。同期，与苏联的“星球大战”致使国防发展成为联邦资助大学的主要领域，国防研发经费再次激增(见图1)。

图1 1953—1990年联邦政府研发支出数据图数据来源： David Labaree.Learning to Love the Bomb： The Cold War Brings the Best of Times to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J]. Educational Research，2016(9)。

总的来说，冷战时期美国大学研发经费由2.55亿美元增长至11亿美元，其中联邦的份额由1953年的54%增长到了1963年的70%。[1]25联邦提供给大学的研究经费中，“纯理论科学”所占的额份额由1953年的52%上升到了1963年的76%。[1]25对于大学研究人员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黄金时代”，缓解了美国研究型大学日益庞大的科研支出之急。

四、余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使美国高等教育实现了量与质的双重飞跃。二战后，美国大学入学人数从150万增至2 100万；联邦研发经费从0增至1 350亿美元。[24]101-117至此，美国大学从学术边缘跃升至学术中心。1990年，哈佛大学前文理学院院长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在他的传记中断定：“毫无疑问，美国主宰世界上一个重大的产业，那就是高等教育。世界上2/3到3/4的最好的大学是在美国”。[26]

然而，美国大学也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近年来，美国的科研预算一直在缩减，并且在可预见的将来没有增加的趋势。“自动减赤计划”“STEM 整顿计划”……让各个研究型大学惶惶不可终日；[24]101-117此外，联邦政府通过科研资助加强对学术科学的干预，大学学术独立性下降。2004年2月，由包括20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美国杰出科学家组成的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UCS)发表了一份报告，指责布什政府出于政治目的滥用科学，该报告认为美国科学的完整性正处于危险之中。[27]

研究与借鉴美国高等教育发展路径，必须对其存在的问题有所警惕。通过审视美国大学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发展历史，无疑揭示了大学与政治之间应当保持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