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芳,赖石凤,彭文慧,陈悦,罗丹,汪保国

(广东药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广东 广州 510220)

2019年12月中国从湖北武汉开始爆发了由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1]。COVID-19的潜伏期长，传染性强，且目前尚无特效药物治疗[2]。截至2020年2月12日16时全国累计确诊病例44 765例，疑似病例16 067例，死亡病例高达1 116例，公众均表现出明显的焦虑和恐慌。目前，抗疫工作重心更倾向于防控，在治疗感染患者的同时切断病毒传播途径，从而保护健康人群[4]。因本次疫情发生于春节期间，人口流动的加大使得疫情从城市逐渐向农村蔓延扩散，为了解广东省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居民对本次突发的COVID-19是否具有较高的认知水平，面对突发疫情的情绪态度是否正向以及疫情期间的自我防护措施是否到位，于2020年2月8—12日开展了本次研究，评估广东省不同地区的居民在疫情期间对健康教育的需求，从而为相关防控部门针对不同地区的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以及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有效防止疫情的进一步扩散。

1 研究对象及方法

1.1 研究对象

考虑到网络邀请填写问卷的局限性，本次研究仅选取广东省内18～65周岁的城乡居民为研究对象，2020年2月8—12日参与本次网络问卷填写的对象均纳入研究。

1.2 研究方法和内容

采用横断面的研究方法，根据文献以及COVID-19疫情发展实际情况自行设计调查问卷。先将问卷发至10人进行预调查，根据调查所反馈的结果以及专家意见对问卷进行修改并确定最终的正式调查问卷。再通过微信正式发放电子调查问卷(腾讯问卷，https://wj.qq.com/)进行不记名的网络问卷调查,获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后进行问卷填写。调查主要内容包括以下4部分：(1)一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职业、居住地以及文化程度等；(2)对COVID-19一般知识的知晓情况，包括疾病的传染源、传播途径、确诊方式以及防护措施等。(3)对COVID-19的态度看法，包括对疫情的害怕程度和疫情严重程度的评价等；(4)疫情期间，居民行为改变情况，包括是否出门戴口罩、是否取消春节出游计划及了解疫情后是否向周边人进行宣教等。

1.3 质量控制

本次调查通过网络发放问卷直接邀请研究对象进行调查，为保证调查质量，问卷发放前后台设置每个手机号只允许填写一次问卷，避免多次重复填写问卷；问卷中的题目需逐个填写，不得空缺，以防止数据缺失；对于填写时长<5 min的问卷视为无效问卷，给予剔除处理。

1.4 统计分析

电脑端登录腾讯问卷平台，关闭问卷投放后进行数据导出，对导出的问卷数据进行整理清洗。年龄分为≤24岁、25～34岁、35～44岁、≥45岁4个年龄段；对疫情的认知类题目有10个(答对1题得1分，≥8分者为高认知水平，< 8分者为低认知水平)，面对疫情的情绪态度类题目有5个(态度积极得1分，≥3分者为正向态度，<3分者为负向态度)因疫情发生行为改变类题目有5个(答对1题得1分，≥3分者为行为良好，<3分者为行为不良)。利用描述性统计学方法对分类变量进行频率分析，利用χ2检验进行变量分布差异比较,以上数据的统计分析均采取 SPSS 24.0软件进行，双侧检验，设置α=0.05。

2 结果

2.1 城乡居民的一般情况

共回收问卷597份，筛选出有效问卷542份，问卷回收合格率为90.8%。参与调查的研究对象中男性占45.8%，女性占54.2%；年龄为18～58岁，平均年龄为(28.18±9.89)岁；文化程度为高中以上的占81.4%；职业分布主要以学生为主，占44.8%，其次为公职人员(医生、教师、警察等)占22.1%。研究对象中城市居民442人，占81.5%，农村居民100人，占18.5%。

2.2 城乡居民对COVID-19的认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2.2.1 城乡居民对COVID-19的知晓情况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获取COVID-19的知识途径主要来源于电视和网络，分别占47.3%、39.0%。城乡居民的总体知晓率达85.1%，城乡居民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方式、密切接触者的隔离期、病毒可人传人、有效预防病毒的方式以及病毒具有强传染性等问题的回答均有较高的正确率，正确率均超80%。关于COVID-19是属于乙类传染病，需按照甲类传染病进行管理，43.7%的城市居民认知正确，而农村居民中，仅有28%知晓，且正确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29，P<0.05)；城市居民中有64.9%知晓COVID-19不具有高病死率，农村居民仅有51%知晓，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01，P<0.05)。以总得分≥8分为高认知，城市居民中对疫情具有高认知水平的占88.9%，高于农村居民中的68%，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城乡居民对COVID-19的认知情况Table 1 Cognition of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n (%)]

2.2.2 影响城乡居民对COVID-19认知的因素 不同年龄、文化程度、职业以及居住地的居民，其对疫情的认知水平高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45岁的居民中，对疫情的认知水平为高认知的居民比例最高，为89.3%；高认知水平的居民比例随文化程度的升高而升高；职业为公职人员的居民，其高认知水平的比例高于其他各职业；32%的农村居民对疫情的认识属于低认知水平，低认知水平的比例远高于城市居民中的11.1%；不同性别的居民对COVID-19的认知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 城乡居民对COVID-19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

2.3.1 城乡居民对COVID-19的态度 53.2%的城市居民对新型冠状病毒表示一般害怕，仅有1.4%表示非常害怕，而在农村居民中55.0%表示非常害怕，36%表示一般害怕，城乡居民对病毒的害怕程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24.169，P<0.05)；城市居民中有54.3%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感染上新型冠状病毒，比农村居民比例(50.0%)稍高，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中觉得此次疫情非常严重的分别占比88.5%和9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对于疫情能否在3个月以内得到控制，城市和农村居民中均有超过50%的人认为疫情不一定能在3个月以内控制。85.5%的城市居民对疫情的态度为正向，而农村居民中，对疫情态度为正向的占比70%，城乡居民对COVID-19疫情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3.2 影响城乡居民对COVID-19态度的因素 不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的居民对COVID-19的态度不存在统计学差异，其P值均大于0.05；但不同职业、居住地的居民对疫情的态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职业为个体经营户、学生以及公职人员的居民中，均有超过80%的人对疫情持正向态度，职业为农民的居民中，持负向态度的比例最高，为33.3%；城市居民中仅14.5%的人态度负向，农村居民中持负向态度的比例则高达30.0%，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3.70，P<0.05)。见表4。

2.4 城乡居民对COVID-19疫情期的行为改变情况

99.3%的城市居民和100%的农村居民在疫情发生以后采取出门戴口罩、勤洗手等防护措施，仅有0.7%的城市居民未进行相应的预防措施；无论是农村地区还是城市地区，超过98%的居民在了解疫情后主动向家人朋友宣教；取消春节活动(旅游、看电影、走访亲戚等)的居民比例，农村为98%，城市为95.9%，差异无统计学意义；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均有超过99%的人在接触病例出现相关症状后会选择主动到定点医疗机构就医以及有严格遵守所在地采取的相关疫情防控措施；疫情期的行为改变情况，行为良好的城市和农村居民均为100%。

表2 不同特征居民对COVID-19认知情况

Table 2 Cognition of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o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

影响因素认知水平低认知高认知χ2P 年龄/a7.980.046 ≤2429(11.4)226(88.6) 25-3433(20.5)128(79.5) 35-4413(20.5)57(81.4) ≥456(10.7)50(89.3)性别2.060.151 男43(17.3)205(82.7) 女38(55.1)256(87.1)文化程度12.400.000 初中及以下17(37.8)28(62.2) 高中11(19.6)45(80.4) 本科及以上53(12.0)388(88.0)职业22.970.000 农民6(50.0)6(50.0) 个体经营户5(31.3)11(68.8) 学生31(12.8)212(87.2) 公职人员(医生、 警察、教师等)11(9.2)109(90.8) 工人、职员18(15.9)95(84.1) 其他10(26.3)28(73.7)居住地28.060.000 农村32(32.0)68(68.0) 城市49(11.1)393(68.9)

表3 城乡居民对COVID-19的态度情况Table 3 Attitud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owards new coronavirus pneumonia [n (%)]

表3 (续)

*Fisher确切概率法

表4 不同特征的城乡居民对COVID-19的态度情况

Table 4 Attitude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towards 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 [n(%)]

影响因素态度情况负向态度正向态度χ2P 年龄/a1.290.731 ≤2442(16.5)213(83.5) 25-3426(16.1)135(83.9) 35-4414(20.0)56(80.0) ≥4512(21.4)44(78.6)性别0.460.496 男46(18.5)202(81.5) 女48(16.3)246(83.7)文化程度2.980.225 初中及以下12(37.8)33 (62.2) 高中9(19.6)47(80.4) 本科及以上73(12.0)368(88.0)职业16.800.005 农民4(33.3)8(66.7) 个体经营户3(18.8)13(81.3) 学生31(12.8)312(87.2) 公职人员(医生、 警察、教师等)16(13.3)104(86.7) 工人、职员28(24.8)85(75.2) 其他12(31.6)26(68.4) 居住地13.700.000 农村30(30.0)70(70.0) 城市64(14.5)378(85.5)

3 讨论

本次研究结果表明，广东省居民对于COVID-19的认知水平是较高的，总体知晓率达85.1%，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疫情的认知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农村居民认知水平更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疫情的态度同样存在差异，农村居民持负向态度的比例高于城市居民。造成以上情况的可能原因为农村居民主动接受健康教育的意识较差，而城市地区居民文化程度高，获取信息的渠道更为多样，对疫情关注度更高，且城市地区居民健康素养高，日常接触健康卫生信息多于农村[5]。本次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高，认知水平则较高。有研究表明[6]：文化水平较低的居民更为容易接受可视性的媒体而不是文字性的。如今网络科技发达，各类社交视频应用软件，如微博、抖音、西瓜视频等广泛传播，提示相关部门机构实施健康教育的途径应多样化，可充分利用网络工具并结合农村的具体实际情况进一步加强针对农村居民的健康教育，增加农村居民的安全与危机意识。

我国政府在疫情发生后采取了各项措施以全力控制疫情扩散，包括限制重点地区人员出行和全社会动员在内的系列措施[7]。本次研究发现，高达100%的居民属于行为良好，城乡居民在疫情期间均有严格遵守相关防控规定，提示前期防护措施宣传到位，但仍需根据疫情变化更新并加强相关的宣教工作。

突发事件的社会宣教对我国这个世界人口大国而言十分重要[8]。在疫情发生初期以及疫情上升期，需要将准确的关键信息快速公开并传达给群众，这对于帮助公众度过危机非常重要[9]。在传染病疫情暴发时及时了解城乡居民的对疫情的认知、态度和行为以及健康教育需求，及时与居民进行有效的风险沟通，以便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健康教育措施和策略，从而及时控制传染病在人群中的传播，可有效降低公众因疫情暴发而引起的消极心理反应，消除公众恐慌，利于疫情防控，防止其蔓延扩散[10]。相关卫生部门针对农村居民所关注的问题，根据最新疫情动态、流行病学特征和防治进展对健康宣教内容及时进行调整[11]，提高农村居民的认知，消除其对传染病疫情的恐惧心理，有利于疫情的防控。

本次研究利用网络发放问卷的方式，用最短的时间获得样本，时效性好，及时得出研究结果，不足之处在于问卷真实性难以保证，无法确定受邀的研究对象是否认真填写问卷，且网络邀请属于非随机抽样，所获样本对全人群的代表性不足，研究结果在进行外推时受到一定限制，但可以对以后此类突发的疫情的防控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