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军

我党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党的领导干部更是身体力行。在全面抗战时期，任弼时全面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发展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山西抗战中，他积极贯彻落实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推动其进一步向前发展；他出使共产国际，积极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澄清事实，消除误解，从而赢得共产国际以及世界上主要热爱和平的国家对中国抗战的支持；1940年3月，他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为缓解当时国共矛盾与冲突、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任弼时都积极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巩固。

山西抗战时期

自洛川会议以来，整个华北局势急转直下。日寇分别从北面沿平绥线进占大同，从东面沿平汉路进攻保定、夺取石家庄。山西战局似有向不利方向发展的可能。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八路军入晋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并以小部分兵力开展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委员、八路军政治部主任的任弼时，和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抗战。在山西抗战的过程中，任弼时积极动员、组织群众参加抗战队伍，并且加强对敌人后方游击运动的组织与领导，以丰富的抗日斗争实践贯彻发展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

首先，任弼时积极建立与阎锡山的统一战线，与阎锡山合作抗日。太原陷落后，国民党军大溃，阎锡山动摇无主，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转入主导地位。1937年12月18日，为减少与阎锡山军队及地方政府的摩擦，巩固统一战线成果，朱德、彭德怀、任弼时、邓小平以十八集团军军分会名义发出调令，指出巩固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在山西省的地方工作中，必须尽量取得与山西当局及地方政府民众团体及友军的“协同与合作”。军分会命令：各部队在12月底停止扩兵突击工作；相助阎锡山“以决死队为基础，扩大新的部队”，派得力干部与驻地友军联络；游击队不直接筹粮，必需之粮经过政府从合理负担中解决；反对任何人骄傲自大，对指战员严格管理教育。此举极大地团结了友军、缓解了国共间的摩擦与冲突。

其次，山西抗战期间，任弼时积极动员群众参加对日作战，扩大山西统一战线的基础。任弼时指出，对日抗战是一种自卫战争，也就是一种革命的战争。只有动员起全民族的力量，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获得最后胜利。因此，我们把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视为在抗战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在此精神指导之下，通过不断努力，八路军在战区和敌人后方，发动了广大的民众，建立起大批的民众游击队和义勇军，这些民众的组织和武装，已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任弼时多次向全体将士阐明：“动员、组织和武装民众，虽然需要艰苦和深入的下层群众工作，但收到动员群众的实效并不是很艰难的。日寇的进攻，特别是日军的残暴，是我们动员、组织群众最好的宜传资料。”

1938年2月14日，任弼时由山西前线回到延安。次日，他在陕甘宁边区举行的县长会议上做《支持华北抗战中的第八路军》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民众运动的基本方针，一是保持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二是抓住武装民众迫切的一环，即初步改善人民生活及组织民众的工作。晋察冀已经动员和组织起来，“将成为不可催迫能够持久斗争的坚强堡垒”。2月18日，任弼时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八路军情况，其中谈到统一战线工作。任弼时指出，部队初到山西，各友军对八路军很好，他们都要学八路军的游击战争。阎锡山通过八路军来动员群众，我们也通过动员委员会武装民众，建立游击队，改良民众生活。晋察冀已经实行减捐、减租、减息，同时在各县建立抗日政权，现已把抗日救国会改设县长制度，有的县长是我们提出名单、由阎锡山加委，村长、保甲长都是民选，“这是初步的民主”。

1940 年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任弼时与周恩来夫妇等合影。右起：蔡畅、张梅、任弼时、陈琮英、邓颖超、周恩来、孙维世

出使共产国际期间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共产国际曾一度担心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过于弱小，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依靠执政的国民党，因此并不认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确立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换言之，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坚持抗战、巩固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是一致的，但是在如何坚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自主方面存在着分歧。因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立即起程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中国抗战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关系，以加强相互了解。

1938年4月14日，抵达莫斯科后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交了长达1.5万字的书面报告大纲，题目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5月17日，他再次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又对上述大纲作了长达2.5万字的口头说明和补充。这两份材料，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全民族抗战8个月以来的基本情况，深刻阐述了中共在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持久抗战、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等方面的基本方针政策。任弼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广大人民当中，有着很大的政治影响和威信……因为我党所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功，我党获得公开或半公开地位，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

6月11日，任弼时与王稼祥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任弼时的报告并做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决议案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听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活动的报告以后，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和困难条件之下，灵活地转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之结果，已建立起国共两党的新的合作，团结起民族的力量，去反对日本的侵略。”决议案表示赞同中共继续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坚持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由此可见，能够赢得共产国际的支持与理解，与任弼时所做的大量工作是分不开的。

7月，王稼祥由莫斯科乘飞机回国，任弼时正式接替王稼祥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在此期间，任弼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理解与支持。

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期发表《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其发展》一文，署名陈林。文中回顾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的历程后指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最后战胜日寇的唯一正确的条件。一切党派和组织之间，应当在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的基础上，在保持各自的政治和组织独立性以及互相信任、互相帮助的条件下，建立最密切的合作。必须组织工人阶级和最广泛的人民群众参加抗日，严防日本侵略者利用国共之间的分歧和摩擦来瓦解统一战线。文章强调：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前途是远大的，“共产党不仅诚意在抗战阶段中与国民党并肩携手地共同救国，而且决心在抗战胜利后与国民党和衷共济地共同建国”。

9月初，任弼时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代表团之声明》。声明指出：“在最近时期中，中国民族，还需要以英勇的努力克服极大的困难。”四万万人民团结一致的自卫战争，是中国人民之所以不可战胜的基本保证。因此，必须加紧努力，去吸收劳动群众到各种现有的及新建的组织中去，以便造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强的下层群众基础。

在出使共产国际期间，任弼时出色地完成了党所交给他的任务，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仅为中国抗战营造了良好的国际氛围，而且还推动了国内我党对抗战初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错误的纠正，从而为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性问题的解决扫清了障碍。

进入核心领导层后

1940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调任弼时等回国，以加强党的领导。任弼时回国后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积极参与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包括统一战线工作在内的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提议，决定由任弼时等3人组成政策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主持，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总结经验，制定出劳动、土地、军事、文化教育、锄奸、三三制政权、财政、经济等各项政策条例。这些政策的提出，对于减少国共间的摩擦与分裂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目标等发挥了巨大作用。

任弼时对于实现抗战建国纲领目标有着深刻的认识。5月29日，他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朱德关于华北八路军反击国民党摩擦的报告。他强调要注意争取中间势力，对顽固派也要争取和分化，不能把中间派当顽固派打，要反对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

7月5日，在纪念全面抗日战争3周年之际，任弼时在《新中华报》发表《为彻底实现抗战建国纲领而斗争》一文。文章要求“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更加团结一致，认真地彻底地实现抗战建国纲领所确定的基本方针，废除一切足以破坏团结，阻碍抗战建国纲领实现的设施”……对于一切不顾国家民族当前危机，不以全力去对付外敌，而公然违反抗战建国纲领所指“捐弃成见”“破除畛域”的方针，专事对付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制造国共两党摩擦，破坏中国内部团结的人们，应当给以迎头痛击。

1941年1月6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面对国内出现的严重形势，采取了理性的态度，仍然以抗日大局为重，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

1月15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初步检讨了皖南新四军失败的原因。任弼时指出：“蒋介石认为国际形势对他有利，即美、英、苏三国都援助他，乘机向我军进攻。他们还可能继续向华中进攻。我们要在政治上实行反攻，要表现强硬，这可能使他们暂时和缓向我们进攻；同时在军事上亦须有必要的积极准备，用攻势的姿态，准备蒋介石与我们大打。”1月20日，任弼时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时局时认为：蒋介石虽已决心反共，但反到什么程度还要决定于国际的力量。他主张，现在“我们在政治上要采取攻势”，不同意有人提出的“边区在军事上要打出去”的主张。从上述会议可以看出，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任弼时在制止国民党的分裂行径、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