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学富

1979年，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旅欧通信》，收录了1920年11月至1924年7月周恩来在欧洲勤工俭学期间采写的旅欧通讯。当时，周恩来被天津《益世报》邀请为特约记者，曾用周恩来、恩来、翔宇、周翔等名字，从遥远的欧洲发回56篇旅欧通讯，先后在《益世报》上刊载，有的也在天津《新民意报》副刊《觉邮》发表。这些旅欧通讯是建党时期国际新闻报道的代表作，具有鲜明的思想特点和深远的历史意义。1997年1月出版的《中国现代新闻史》，称“周恩来是中国现代国际新闻报道的奠基人”。

全面报道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

1920年10月，为探求救国真理，经南开学校创办人严修推荐和资助，周恩来决定到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欧洲留学考察。临行前，周恩来先后到《益世报》和《新民意报》辞行，并与《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驻欧记者，以撰写旅欧通讯所得稿费来维持旅欧期间的开支。

《益世报》于1915年10月10日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雷鸣远创办。该报报道客观、自由，因其报道立论公正、秉笔直书、能反映民间疾苦，成为民国乱世的激越清流，与《大公报》《申报》《民国日报》并列为民国四大报纸。作为言论自由的平台和社会的喉舌，《益世报》留下了许多民国名流的妙手文章和往事钩沉。《新民意报》是爱国教育家马千里在周恩来等人的协助下，于1920年9月15日创办的专门宣传新文化、新思潮，表达民众意愿的一份进步报纸。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由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法国。12月中旬，他到达巴黎公社的诞生地法国首都巴黎。1921年春，他加入巴黎共产主义小组。这一时期，他还去英国伦敦考察过工人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浩劫，给参战各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德意志、奥匈帝国战败，英法等战胜国也受到重创，导致产生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危机，欧洲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1921年2月1日，周恩来为天津《益世报》撰写了第一篇旅欧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通讯中写道：“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及其显著之不安现状也。影响维何？曰生产力之缺乏，经济界之恐慌，生活之窘困。凡此种种，均足以使社会上一般人民饥寒失业交困于内外。”在分析了战后欧洲种种社会危机后，通讯指出：“使欧洲危机终不可免而至于爆裂也，则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

1924 年7 月，周恩来（前排中）回国前与旅欧勤工俭学部分学员合影留念

由于法国出现新的经济危机，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大多已无工可做。国内各界人士资助的捐款又被华法教育会贪污，使旅法勤工俭学的学生由困境陷入了绝境。严峻的形势迫使勤工俭学学生团结起来进行斗争。1921年2月28日，巴黎市区及近邻的400多名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在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等人的率领下掀起了争取生存权与求学权的“二二八”运动。

此时，身在法国布卢瓦镇的周恩来虽然没有参加这次斗争，但他对此次事件异常关注，对其始末进行了详细的调查。3月中旬，他写出了长达2.5万字的长篇通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之大波澜》，具体地报道了事件的全过程。周恩来在通讯的开头写道：“记者来欧未久，适当留法勤工俭学生情大变化之秋，波澜突起，积数年造因之未填，以演成今日生死不得之局，血泪模糊，搏战不易，是今日教育界之新现象也，不可以不记。且记者因求学异地，于此事纯立客观地位，据实直书。”接着，他从勤工俭学之来源、创议人之意志、勤工俭学学生之本身认识如何、勤工俭学与华法教育会之关系、华法教育会办事人之方针、勤工俭学学生自身之问题、通告发出前后之情状、领事馆之会议、国内之回电、请愿前抽薪、公使馆前之直接行动等十几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的起因、经过、问题、斗争，步步深入地记述了“二二八”学生运动，表现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求生不易，勤工无力，俭学尚未可能，益入于穷途暮日之境”的生活及被逼上梁山的重大主题。通讯发表在1921年5月9日至15日的天津《益世报》上。周恩来在通讯中强烈呼吁国内人民声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运动，引起广泛关注，国内民众纷纷捐款、捐物，支援留法勤工俭学学生。

“二二八”斗争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引起了法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法国外交、教育、劳动、商业四部代表和中国驻法公使馆代表于5月4日联合组成“留法中国青年法中监护处”，无工无学的勤工俭学学生凭证暂时在该处领取每日5法郎的生活维持费。但是，在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与旅法各界华人发动反对中法秘密借款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后，9月3日，法国政府宣布停发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维持费。9月21日清晨，由赵世炎、蔡和森、李立三、陈毅、陈公培、张昆弟、颜昌颐、罗学瓒等一百余人组成的“先发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继续与校方交涉。次日，法国当局出动武装警察把“先发队”一百余名成员押到法国兵营中囚禁。留在巴黎的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和聂荣臻、王若飞、徐特立等四处奔走，进行营救。10月14日，进占里昂中法大学的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勤工俭学学生被强行押送回国。周恩来又撰写了长达3万字的长篇通讯《勤工俭学生在法最后之运命》，分18次在《益世报》上连续刊出。通讯紧接前文，报道了勤工俭学学生之艰难、勤工俭学学生之呼吁、争回里比两大学之运动、巴黎各省联合会之召集、紧急之决议、“先发队”之冲锋、“先发队”之被虏、国内大批新贵之抵法、陈箓之陷害、三十节之绝食、最后之悲惨等内容，反映了学生的英勇斗争和失败，揭露并痛斥了中法当局迫害中国青年的罪恶行径。文章疾呼道：“途穷了，终须改换方向；势单了，力薄了，更须联合起来。马克思同恩格斯合声嚷道：‘世界的工人们，联合起来啊！’他们如今也觉悟了，‘全体勤工俭学的同志们，赶快团结起来啊’！”

揭穿北洋军阀借款卖国黑幕

1921年5月，以朱启钤为首的北京政府的“中国代表团”来到巴黎，名为代表总统徐世昌来接受巴黎大学所授的学位，实为一笔肮脏的卖国大借款。

周恩来调查清楚后，组织旅法华人集会，开展群众性的抗议运动。6月30日，旅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及华工代表300余人，在巴黎哲人大厅召开拒款大会。大会由赵世炎主持。会上，代表们群情激昂，纷纷发言声讨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并谴责“世界银行家与政府狼狈为奸，以经济亡人之国，制人死命”的帝国主义行径。为了彻底揭露大借款的真相，进一步动员国内人民奋起同北洋政府作斗争，周恩来写下了《旅欧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中法借款之又一黑幕》《中法大借款竟实行签字矣》《中法大借款之近讯》等通讯，连续发表在《益世报》上。周恩来指出朱启钤这帮人是“帝制罪魁，其心性终与人殊”，是“下贱成性，买欢军阀、献媚外人、国家存亡，在所不计”的坏蛋，揭露北洋政府为“救济一垂亡之外国银行，分其余利”，不惜出卖“关系全国命脉”的权益的卖国罪行，悲愤地发出“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之中耶”的疾呼声。文章把这次斗争与“二二八”事件相比，认为“两者均为对付官僚，而其性质则大异：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广大爱国人士积极支持与响应，纷纷采取各种行动，投入了反借款斗争，迫使两国政府不得不一度暂停交易。然而，反动的北洋政府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表面声言取消借款，停顿一段时间后，又暗中继续进行商洽。周恩来发现后，立即宣传动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同时写成通讯予以进一步揭露：“狡猾官僚、借款能员如吴鼎昌、陈篆、朱启钤等人，已早识破民意，其于群情激昂时，乃匿声者匿声，解释者解释，使借款事表面上告一停整，大家耳目群情既稍趋冷静，彼等遂复于暗中大施活动，秘密接洽，果也彼等之手段通天，于不闻声息中，意将借款合同商定，于本月25日签字。”他还疾呼“一息尚存，决不愿亲见此次卖国借款有成立之日”，“事急矣！时迫矣！我同胞其速醒，其速起，分途并进，无论用何手段，以诛此辈奸人，均吾爱国之真同志也”。

由于法国政府掠夺中国的阴谋遭到揭露，同时也进一步触发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这场中国人民的反借款斗争历时两个月后，最终取得了胜利。

揭露西方矛盾 报道工人运动

周恩来旅欧期间，西方列强加紧了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掠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种种矛盾。在此期间，他采写了大量国际新闻通讯，在《益世报》发表，其中有《德国赔款问题之决裂》《西欧对俄对德之方略》《一周间西欧政象之撮要》《欧战后赔偿问题之近讯》《伦敦会议再开幕之经过》《万目睽睽之日皇储来英记》《英法最近之意见龃龉》《协约国最高会议之延期》《上西里西亚问题之近讯》等。这些通讯，揭露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英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经济危机带来的损失，资本家更加疯狂地剥削工人，工人运动风起云涌。

1921年3月31日，英国煤矿工人开始长达80多天的大罢工。周恩来对这次罢工风潮进行了详细考察，从4月13日至6月20日，先后撰写了《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影响》《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波折》《英国矿工总投票之结果》等9篇通讯。在这些通讯中，周恩来详细地报道了这次英国煤矿工人罢工斗争的情况，热情赞扬了英国煤矿工人坚韧的团结战斗精神，认为这是一场“世界罢工史上”“少见”的英勇斗争，特别赞誉广大煤矿工人身处“饥饿困窘”，然“万众一心，犹未闻持异议者”“其精神，其魄力，其勇敢，又属难能可贵矣”，并指出“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而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周恩来在通讯中说：“矿工罢工既一月矣，持力之久，固足以吾人所倾倒，而其损失牺牲之巨大，亦足令吾人惊叹不已。”尽管罢工失败了，但是周恩来在通讯中指出：“今日之英伦岛上，已处产业危殆期中，其所积蓄虽云富有，然损失之巨终不可隐讳，一旦因不安之故，社会发生变故，祸乱之生，岂能幸免！”

热情洋溢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1922年，周恩来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翌年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并担任支部书记。8月1日，中共旅欧支部机关刊物《少年》创刊，前期主要由赵世炎负责编辑，陈延年、陈乔年等负责刻蜡版、油印、装订和发行等工作。1923年3月以后，周恩来接替他们承担编辑、发行重任。1924年2月1日，《少年》改名为《赤光》，由周恩来任主编，参加编辑刻印工作的还有邓小平、李富春等。该刊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和教育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和华人、指导他们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周恩来还是《赤光》的主要撰稿人，在第1期至第10期上，共发表署名文章30多篇。他在第2期上发表的《革命救国论》一文，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等重大问题做了阐述。

同时，周恩来的许多旅欧通讯都自觉地宣传、捍卫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1922年，有人说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了，他立即发表《俄国革命是失败了吗？》进行反驳：5年来苏俄“铲除旧毒，内防叛乱，外拒强敌”“大产业、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土地交给能自种的农人耕种，废除遗产制和土地占有权，消灭有产阶级遗留下来的恶制”“且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斗争的根本见地来理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

周恩来通过考察认为，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成为必然趋势。1922年2月6日，他在为《益世报》撰写的通讯《劳动世界立新变动》中指出：“劳动问题和社会主义在欧洲各国已结成不解之缘”“社会主义之不可侮，实已成了必然的趋势”“凡是劳动界中人，都相信社会主义能够适应这个需要”。尽管社会主义派别很多，在欧洲“更是五花八门”，但是“旧日派的社会主义已渐渐失掉劳动界的信任”，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大致的趋势，总是由右向左的”。劳动阶级“深知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有败退”。

在具体报道俄、德、英、法等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形势后，周恩来满怀信心地说：“在将来绝有一日会应了他们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愿望。”周恩来在旅欧通讯中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在《宗教主义与共产主义》中说：“以无产阶级利益为利益的共产党人充当先驱，乃政治经济过程中的必然趋势，有何足怪？”在《论工会运动》中，他论述了工会的性质、组织、工运目标以及与无产阶级政党的关系等，指出工会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主要是“促进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无产阶级，散布革命种子”，是“预备破坏”旧制度，在取得政权后则是建设新社会。文中指出：“俄国革命的成功，乃正因为工人阶级有了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啊！”

1922年8月，周恩来撰写了《共产主义与中国》，批判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阐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指出：“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的主张乃为共产制。私有制不除，一切改革都归无效。”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的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因此目前中国“除去努力预备革命，实行共产革命外，实无法可解”。

1922年12月，周恩来发表《十月革命》一文。文章分析论述了十月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和成功之道，指出十月革命能够成功，“这是因为有了多数派——共产党——在其中做了忠实的指导，唯一的指导”。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在于“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奠定了革命始基”，实现全世界的革命，“俄罗斯现在已是这样的一个领路者了”。

周恩来认为中国的革命必须用革命的武装打倒反动军阀，夺取政权。他在《评胡适的“努力”》一文中批驳胡适宣扬的“好人政府”主张，指出“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的中国，不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而想“建立‘好人政府’，实现其政治主张，这不是做梦么”。文中强调革命军队的重要性，说：“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他于1923年4月6日在《新民意报》发表的《德法问题与革命》中指出：“资本主义一天不打倒，他的最后保证者帝国主义的混战永不会消灭。欧乱现正方兴未艾，所可希望的只是俄国。”文中还引证卢森堡所说的“我们要无军队便不能革命”一语，认为这是“见到之语”。

周恩来的旅欧通讯除了深刻的思想内容外，在写作上还善于分析因果关系，逻辑严密；运用细节描写，让读者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采取连续报道的方式，步步深入，引人入胜；文笔流畅，生动活泼，笔锋辛辣尖锐，力透纸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