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兴无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场声势浩大的三线建设在中西部展开。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奔赴三线艰苦创业，为建立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电子工业、航空工业、能源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等的战略大后方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留下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竖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战略决策：备战备荒为人民

实施三线建设，是毛泽东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三线建设就是以国防建设为重心，将生产要素配置向三线的战略性大转移，使我国拥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

20世纪60年代，国际环境严峻，我国面临来自5个方面的安全威胁：一是来自苏联的威胁。随着中苏两国交恶，苏方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部分战略导弹也瞄准了中国几个大城市，并企图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核试验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二是来自美国的威胁。美国和我国周边一些国家、地区结成反华同盟，对我国形成“半月形”包围圈；1964年，美国开始轰炸北越，把战火烧到了我国南大门。三是来自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威胁，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并派遣武装特务对沿海地区进行骚扰，妄图建立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四是来自印度的威胁。印军不断蚕食我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上的武装挑衅时有发生。五是来自日本、韩国的威胁。日、韩与美国结盟，敌视中国。

1964年4月25日，总参谋部作战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呈报到毛泽东的案头。报告分析了我国应对恶化的周边环境的不利因素：第一，工业过于集中，全国15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第二，大城市人口过于集中，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第三，国家主要基础设施多集中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袭的措施；第四，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报告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应对之策。毛泽东对此报告高度重视，作出批示：“此件很好，要精心研究，逐步实施。”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5月27日，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等谈了自己的想法，他从存在着战争严重威胁的估计出发，指出“三五”计划要考虑搞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加强三线建设，防备敌人的入侵。6月6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要搞三线工业基地建设，一、二线也要搞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军事工业，自己造步枪、冲锋枪、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搞三线建设的目的就是准备打仗，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积极、主动、全面地进行战备。据此，中央工作会议决定，“三五”计划的重心由原定的“吃穿用”转向以三线建设为主。

一、二、三线主要是按中国的地理区域划分的：沿海和沿边省份为一线；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6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为三线，即“大三线”；介于一线、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一、二线省份的腹地又是本地的三线，即“小三线”。

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家计委开始为三线建设和进一步研究“三五”计划做准备。8月中旬，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进展很不满意，亲自出面指导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提议调石油部部长余秋里任国家计委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65年1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决定成立“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由余秋里负责，集中在国务院办公。毛泽东指示，“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余秋里以“准备打仗”和“三线建设”为主线，着手编制“三五”计划。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指出投资规模搞大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小了能歼灭，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1000亿，搞个800亿、900亿。要留点余地在老百姓那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3个因素。

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说：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口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周恩来的概括，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正式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由是，这个口号成为以三线建设为重点的“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按照这一指导思想，三线建设的总目标是：用10年至15年的时间，在内地建起一个工农结合、为国防和农业服务的比较完整的战略后方工业基地。

中央决定，对一、二线建设采取“停”（停建一切新开工项目）、“缩”（压缩正在建设的项目）、“搬”（将部分企事业单位全部搬迁到三线）、“分”（把一些企事业单位一分为二，分出部分迁往三线）、“帮”（从技术力量和设备等方面对三线企业实行对口帮助）的方针，集中力量加强三线建设。

于是，国家计委在确定三线项目选址时，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不在第一线特别是15个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建设；第一线特别是15个大城市的现有续建项目，除明、后年即可完工投产见效的外，其余一律缩小规模，不再扩建；一切新建项目都应按照分散、靠山、隐蔽的方针，不得集中在某几个城市或地点。

三线建设采取分阶段实施的原则进行，首先是西南、西北的三线地区，然后是湘西、鄂西、豫西的三线地区。在交通方面，建设成昆等铁路干线，修筑配套的公路及新扩建内河港口；在钢铁方面，建设攀枝花等钢铁基地；在煤炭方面，建设贵州六盘水等统配煤矿；在电力方面，重点建设刘家峡等水（火）电站；在石油方面，重点开发四川自贡等油气田；在机械方面，建设四川德阳重机厂等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军工企业。

1970年开始编制的“四五”计划仍延续“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即按照“备战备荒为人民”的要求，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力争在1975年建成部门比较齐全、工农业协调发展的强大战略后方。项目安排重点是在继续进行大西南建设的同时，重心逐步转向湘西、鄂西、豫西地区。

1976年至1980年执行的“五五”计划，确定的三线建设主要任务是充实和加强，重点解决原建项目的配套，形成整体优势，安排一批紧缺的后续投入，进入收尾阶段。

从1966年至1980年的15年，经过3个五年计划，国家在三线地区共投入2050亿元资金，建成了1100多个大中型交通工业企业、国防科技工业企业、科研院所和大专院校，其时间之长、参与之广、行动之快、覆盖面之大、影响之深远，在新中国建设史上前所未有。

三线建设工地上的女民兵们

聚力开发：好人好马上三线

为了加快三线建设，毛泽东果断提出：“好人好马上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这两句话迅速凝聚起全国人民的共识。

1965年3月、1966年1月、1966年3月，中共中央相继批准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指挥部，分别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兼任各大区指挥部总指挥。1965年，毛泽东又亲点彭德怀到建设任务最为繁重的西南三线担任副总指挥。在各大局三线建设指挥部之下，各省区也相应成立了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党委一把手任负责人。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力、分工明确的三线领导机构，对于有效调动各方资源，全力推动三线开发建设，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保障作用。

全国各地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把最好的人员输送到三线，把最好的物资设备配置给三线。被选中上三线的人，都感到无上光荣。各地400多万解放军官兵、技术人员、职工以及上千万民工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奔赴三线，开始了战天斗地、无私奉献的风云壮举。不几年，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两点一线”即攀枝花钢铁基地、六盘水煤炭基地，成昆铁路相继建成投产。

在数百万建设大军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就是国防科技人员。1965年8月，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九院）从青海迁至四川梓潼，院本部设在梓潼长卿山，各研究所则分散设于龙门山和剑门山几个县的莽莽群山之中。

邓稼先、王淦昌、朱光亚、于敏、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郭永怀等享誉国内外的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云集此处，带领一批年轻的大学生，白天挑砖、抬瓦搞基地建设，夜晚挑灯夜战学理论、学专业，投入到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发之中。仅用半年时间，他们就完成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事隔不到一年，他们又完成氢弹的设计方案。九院副院长郭永怀组织完外场试验，返京汇报试验成果，因飞机着陆失事而遇难。遇难前，他和他的警卫员紧紧抱在一起，将装有绝密资料的公文包紧贴在胸前保护。

两弹的研制成功，构成解放军战略导弹部队的强大阵容，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随之提高。梓潼也随之被誉为中国“两弹城”。张爱萍上将曾赋“赠九院同志”诗赞道：“二十二年难忘情，崎岖道路信踏平。屡建奇功震寰宇，更创奇迹惊鬼神。”

不世功绩：创业创新铸丰碑

广大建设者在火热的三线建设战场，十数年如一日，攻坚克难，创业创新，用辛勤的汗水和心血，浇铸出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战略大后方的建设目标基本实现，经济布局的调整优化初具雏形，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泽被后世。

——国防工业得到重点发展，形成了稳固的战略大后方

兵器工业形成了以重庆、陕西为重心的常规兵器工业体系，重点企业有重庆的望江、长安、建设、嘉陵机器制造厂等大型军工企业，陕西的黄河、昆仑、秦川、东方机器制造厂和渭南机械制造厂。这些企业既能生产一般的常规兵器弹药，又能够生产技术较为先进的重武器。此外，分布在四川、陕西等地的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核工业生产系统，为我国成功试验原子弹、氢弹和研发战略核弹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电子工业主要分布在四川、贵州、重庆、陕西等省市，形成了门类齐全、元器件与整机配套、军民品兼容的生产研究体系，重点企业有四川长虹机器制造厂、贵州振华电子机械厂、陕西长岭机器制造厂、重庆338厂、甘肃长风机器厂等，重点研究所有西南应用磁学研究所、四川固体电路研究所、陕西的低温电子研究所等。

航天航空工业主要分布在贵州、陕西、四川、湖北等省，建有比较先进的导弹发射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战术导弹、远程运载火箭的研制和组装基地。主要基地有贵州的061和011基地、湖北的066基地、陕西的067基地、陕西的汉中和阎良基地、四川的广元飞机制造基地、四川的西昌和甘肃的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以及一批与航天航空工业配套的发动机厂、航空材料厂、精密光学及电子仪器仪表厂等，能够生产歼-5战斗机和轰-5、轰6轰炸机及军用运输机，制造“红旗”型号的地对空导弹。

三线的国防工业建设，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庆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的生产能力占到全国的一半；川、黔、陕的电子工业和核武器科研，使我国形成了完整的核工业系统；黔、陕、川、鄂航空航天工业、船舶工业生产能力占到全国的2/3。从根本上改变了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地区的状况。时至今天，我国尖端武器、核工业、宇宙飞船、卫星发射、导弹研究等基地，大多数仍在三线地区的战略后方。

——改变了全国生产力布局，为西部大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线地区建设力度非常大。

先后建设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四川宝鼎、陕西韩城和铜川等50多个统配煤矿基地；建成了湖北葛洲坝、四川龚嘴和映秀湾、贵州的乌江渡、青海龙羊峡、甘肃刘家峡以及陕西秦岭、四川夹江、湖北青山等大中型水电站和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自贡、陕西长庆、河南中原油田、湖北江汉油田等8个油气田。到1975年，三线地区年煤炭产量达2.12 亿吨，年发电量达635亿度，形成了500多万吨原油、50多亿立方米天然气的开采能力。

初步形成了重庆、成都、汉中、贵阳、西宁、十堰等机械工业基地，大大提高了三线地区的装备制造能力。到1975年，三线地区机械工业固定资产总值在全国所占比重，由1964年的1/5增长到1/3。其中，有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总厂、四川汽车总厂等骨干汽车厂，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等骨干电器电机厂，陕西、四川、甘肃、湖北、河南、宁夏等省区的12个重型机器、起重机、压延机械制造厂。

新建和扩建了攀枝花、水城、舞阳、酒泉、太原等重点钢铁企业，炼钢生产能力达到1161万吨，1975年钢铁总产值比1964 年增长了4.5倍。建成了湖南株洲冶炼厂、甘肃金川有色金属公司、云南个旧锡业公司、贵州铝厂等大中型有色金属冶炼企业20余个，生产出了十大有色金属和高纯度的稀有金属。

新建了成昆、湘黔、贵昆、襄渝、南疆、青藏（西宁至格尔木段）、阳安、京原、焦枝、枝柳等10条铁路干线，通车里程达8 0 4 6公里，使三线地区的铁路通车里程在全国所占比重，由1964年的19.2%提高到34.7%；新建公路23万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2万吨。改变了内陆地区交通闭塞状况，使其与全国交通网络连成一体。

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是中西部地区，投资持续时间长，支持力度大，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西部了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差距，成为后来西部大开发的坚强基石。三线的交通、能源建设，为西部大开发拓展新的交通干线、建设新的能源基地提供了基础；三线的水利设施为西部大开发深度开发水资源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三线的大型机械和军工制造能力，为西部大开发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催生了一批新兴城市，整体提升了中西部城镇化水平

“钢城”攀枝花、“煤都”六盘水、“汽车城”十堰、“镍都”金昌（甘肃）等一批新兴工业城市在中西部的荒山僻野上拔地而起；四川的绵阳、德阳、广元、乐山、自贡、泸州，贵州的遵义、安顺、都匀、凯里，云南的曲靖，陕西的宝鸡、汉中、铜川，甘肃的天水，青海的格尔木，河南的平顶山，湖北的襄樊、宜昌，湖南的娄底、怀化等一大批中小城市蓬勃兴起；重庆、成都、贵阳、昆明、西安、兰州、太原、西宁、银川等一批省会城市面貌一新，如成都东郊布局的一系列电子航天企业，就使得该市建成区面积比原来扩大了十分之一。

城镇化迅速辐射和影响了秦巴地区、乌蒙山区、大小凉山、横断山区等落后地区，促进了当地居民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的改变，成为他们走向现代文明的新起点。据当年四川甘洛县一位老彝民讲，成昆铁路修筑前，他们连牙膏都未见过，由于大量职工的进驻，才知道牙膏是洁牙的必需品。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实地考察后评价：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传承了永载史册的“艰苦创业、勇于创新、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三线精神。

建设者不计回报，不图名利，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三线建设事业奉献青春和热血，贡献智慧和力量，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高唱着“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就是我的家”，奔赴三线艰苦创业。当年用统筹法指导三线建设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被建设者的精神所感动，说：“多难的数学题我可能能解出，但我无法解出建设者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三线建设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退休后仍留居三线地区，子孙后代为第二故乡建设和发展继续奋斗，世人赞叹他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