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杨莉

摘    要： 学生社团，有益于校园文化的创造、承载和传播。冬青文艺社是西南联大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颇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社团。通过对冬青文艺社的创立及其主要活动进行考察和梳理，可以解读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特质：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与时俱进的文化使命。本文，谨为当今我国高校社团的发展和校园文化建设提供参考。

关键词： 西南联合大学    校园文化    冬青文艺社

1938年3月29日，国民党于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及《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案纲要》，强调在战争时期仍然要顾及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确立“战时需作平时看”的教育方针。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发动，一大批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西迁以求继续办学。1937年8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应教育部要求，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迁至昆明组建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处于战事频繁的社会环境，但西南联大仍弦歌不辍，培养出一大批高质量的人才，办学成果显著。

从长沙临时大学时期算起，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学校共联合办学九年，在此期间，学生中先后出现了百余个社团，涉及政治、音乐、戏剧、法律、英文、历史、物理、生活等各个方面。总体来说，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可以分为四类：文学类、体育类、艺术类、综合类，数量众多，涉及面广。冬青文艺社作为联大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文学社团，其活动轨迹几乎与西南联大的政治生活同步，因此有学者认为：“弄清了冬青社的历史，就明白了西南联大文学社团的发展历史乃至文化生活的大致面貌。”[1]本文尝试立足于对冬青文艺社的考察，对西南联大校园文化进行解读。总的来看，其校园文化可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兼容并包的文化氛围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先生任北大校长时所倡导的办学方针，在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西迁昆明联合办学后，自由与包容的精神融入新的学校之中，成为联大精神中的重要内容。冬青文艺社的成立及活动深刻反映了这一点，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在组织上，广纳社团而成其大。

冬青文艺社是群社的下设分支文艺股独立出来形成的。群社是1938年底由一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发起成立的一个综合性社团，下设时事股、学术股、文艺股、康乐股、壁报股、服务股等分支，各股分担不同的工作和活动。1940年初，群社发展至鼎盛时期，为了更好地开展各项活动，各股纷纷独立出来成立社团。为开展集体的文艺活动，更广泛地团结进步和中间同学，文艺股的同学借此独立出来成立了冬青文艺社。在讨论成立社团的时候，窗外有一排青翠碧绿的冬青树，故而将社团取名为冬青文艺社。在成立之初主要由林元、刘北汜、杜运燮等人负责，并聘请闻一多、冯至、卞之琳先生为导师，其后又加上了李广田先生。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中国共产党左派被迫转入地下活动，之前三年一直有着浓厚的政治气氛的西南联大也受到了政治高压，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冬青社因此受到影响，决定采取“在内收敛，向外发展”的活动方针，于1941年初把活动转到校外，与一些报纸联系办专刊。1944年初，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好转之后，冬青社才重新开始在联大校园内恢复活动，并征收新成员。此时，布谷社的大多数成员、星原社的全体成员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冬青文艺社形成了包含布谷社成员、星原社成员、冬青社新社员、冬青社老社员在内的庞大组织。

2.在创作上，包容多种创作类型而成其多。

大批文学社团的创立和成长为西南联大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平台，冬青社就是其中之一。在西南联大思想自由、学术独立氛围的影响下，冬青社在创作上表现出了极强的活跃与包容性，一大批优秀的作者和文学作品应运而生。一者，成员们的文学创作体裁涵盖了诗歌、小说、散文、杂文等多种门类。冬青社的诗人较多且作品丰富，如穆旦在冬青社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歌，有《还原作用》《出发》等;杜运燮在此时期创作了大约七八十首诗歌，如《登龙门》《乡愁》等;此外，秦泥、罗寄一、杨周翰、萧珊等人在冬青社时期也有丰富的创作。关于小说创作，现在比较为人所熟知的有汪曾祺，他的《钓》《翠子》《寒夜》等都是冬青社时创作出来的;林元、刘北汜、马尔俄等人也是联大著名的作家。在散文创作方面，刘北汜的散文曾结集为《曙前》《人的道路》出版，辛代、杜运燮、汪曾祺、马尔俄、田堃等也有着丰富的散文创作。二者，灵活的活动形式为冬青社成员们的创作发表和作者的多样化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皖南事变之后，冬青社在其校内活动受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將目光转向校外，联合《贵州日报》创办专刊《革命军诗刊——冬青》，该刊由刘北汜负责，一共有11期，除首期外，其余10期均有西南联大的作品，并大多会在刊头标注清楚“昆明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集稿”。作者除冬青社社员之外，还有联大老师及校外的诗人。此外，《文聚》《中南文艺》副刊等也是冬青社成员及指导老师作品的重要发表刊物。《文聚》是林元与冬青社的主要成员共同商议创办的一份纯文学刊物，冬青社的作品占到了大多数。《中南文艺》原名为《中南报》副刊，1943年5月，刘北汜接任编辑之后，将其改名为《中南文艺》，众多冬青社成员及西南联大学生曾在这份报纸上发稿。

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

西南联大组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处于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加之三校联合异地办学，学校的资金经费经常处于紧张状态。校舍虽是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却终归都是茅草屋;铁皮房顶的教室到了下雨天就无法上课;图书馆一座难求;宿舍是几十人的“大杂居”，窗户没有窗纸和玻璃，通风效果极为良好;吃的有时候是“八宝饭”，以至于还出现了“吃饭”壁报和《白吃十法》[2]。但是，在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从未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苦中作乐，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冬青文艺社也积极出版壁报及刊物、与校外报纸联系办专刊、举行诗歌朗诵会、纪念会、宣讲会等。

冬青文艺社在1940年初创立之后就展开了壁报的出版活动，壁报与社团同名，取名《冬青》，于新校舍进门右边的墙上刊出。《冬青》壁报的办刊活动从冬青社创立初期一直持续到后期，是联大各类壁报中存在最久的一个。随着作品的增多，同时考虑到壁报的篇幅限制，冬青社先后编辑“出版”了手抄本《冬青小说抄》《冬青诗抄》《冬青散文抄》《冬青文抄》，刊载各类作品。《冬青》壁报上仅载杂文，成为“冬青杂文壁报”，也是全校唯一的一份杂文壁报。主要发表一些针对时局及社会和现实问题的杂文。文章多采用一事一议的形式，针对国统区的丑恶现实进行尖锐的剖析、隐晦的批评，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此外，《冬青》也是“版本”最多的壁报。冬青社发展到后期，由于稿子增多出现积压，《冬青》壁报除了校本部的版本之外，又出版了冯积苍负责的南院《冬青》版、赵家康负责的师院《冬青版》及工学院《冬青版》，一共有四个版本。《冬青》作为冬青文艺社“发声”的重要媒介，是冬青社社员们发表作品、表达意见的主要途径和渠道，对于冬青社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在校外，冬青社还发行了《街头诗页》，专门用以刊登宣传抗战的诗作，目的是配合宣传抗战思想，鼓舞群众。它往往“贴在文林街和其他街道的墙上和路旁的大树上。这主要是配合一些宣传抗战的活动的，不定期……当时写的街头诗，多半也是‘马雅科夫斯基体和‘田间体”[3]（76）。街头诗也叫作传单诗，是一种通俗政治鼓动诗，大多以抗战为主要内容，较为短小精悍，鼓动性很强。此外，《贵州日报》上的《革命军诗刊——冬青》，《中南文艺》由冬青社的刘北汜负责，《文聚》是林元与冬青社的主要成员共同商议创办的一份纯文学刊物，这些刊物以冬青社成员的作品为主，成为与冬青社密切相关的重要刊物。

除了出版壁报及其他刊物之外，冬青社还经常举行诗歌朗诵会、纪念会、宣讲会等活动。诗歌朗诵会主要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成员们朗诵自己的作品，第二种是请校外的作者参加朗诵，还有一种是用各种不同语言朗诵，有汉语也有各种外国语，有国语也有各种方言。宣讲会第一次邀请了闻一多先生做演讲，但具体内容未可知，之后举行的多次演讲会没有具体的记载。到社团发展后期，为了促进新老社员之间的交流，1945年夏，冬青社在英国花园举行了游园活动，还在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民主周刊》编辑部的院子里举行集会。冬青文艺社还被选为西南联大壁报联合会常委，代表学校各壁报团体与外部进行联系。

三、与时俱进的文化使命

处于时代的洪流之中，大学无法做到“独善其身”，西南联大这一与抗日战争共始终的高校更是如此。政治、时局是联大青年讨论得最多的话题，许多刊载了关于时局和政治问题的壁报，常常引得师生们驻足观看。在实际行动中，“倒孔运动”“一二·一运动”都是以联大学生为主力的爱国民主运动，这些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是西南联大学生热爱祖国，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生动表现。关注社会，与时俱进成为西南联大重要的文化使命。

1946年，冯友兰先生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上写下了“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的碑文，这正是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真实写照。冬青文艺社虽是一个文学社团，但在社会环境及校园文化的影响下，亦将抗战政治宣传作为重要工作，与时俱进的文化使命在冬青文艺社有着久远的渊源。如前所述，冬青文艺社最初由群社的文艺股独立出来成立，群社有着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鲜明的左派政治倾向，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证实：第一，群社是由一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发起成立的，并且社员大多是具有进步倾向的同学和中间同学。第二，联大的中共党组织是通过群社开展活动、团结同学的。群社的首任社长刑福津（刑方群）曾说：“在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群社的各种活动进一步展开……袁永熙同志代表联大党支部参加（学习班），并汇报了党通过群社开展活动的情况。”[4]（58）第三，在许多活动中，群社往往与国民党、三青团等持对立观点。例如，群社曾与国民党、三青团等争夺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苏芬战争发生后与三青团分子展开论战等。

冬青社的刊物与创作秉承着关注时局、与时俱进的文化理念。《冬青》壁报主要进行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文学艺术创作，二是政治宣传，且常常是以文学创作的方式进行政治抗战宣传。1946年三校复校之际除夕社所编的《联大八年》一书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冬青的影响绝不止于启蒙作用和教育街头的民众……它抱定文艺并不超然于政治的观点，而唯有艺术水准愈高的作品愈有政治的作用。”[5]（165）其政治性最明显的体现是冬青杂文壁报的形成。冬青社社員们的很多作品与战争有着密切关系，如诗人穆旦的《出发》。西南联大学生曾发起过从军运动，《出发》就是作于诗人参加远征军于昆明出发去缅甸之前，诗中描述了战争的残酷，也描述了战争和人性的关系，反映了诗人对战争清醒的认识。这些作品不仅对中国抗战文学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还反映了当时西南联大学生和昆明人民的生活状况，可以看到写作者（联大学生）们在战争背景下的心态和关注点，这些也为后来倒孔运动、一二·一运动发生的原因分析提供了另一个切入点，同时成为西南联大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李光荣.西南联大冬青文艺社的前期[J].社会主义论坛，2019（04）.

[2]杨文斗.百家争鸣，敢怒敢骂——忆联大的壁报[M]//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简讯：第10期.北京：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1991.

[3]杜运燮.白发飘雪忆“冬青”[M]//西南联大校友会，笳吹弦诵在春城.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4]刑方群.回忆群社[M]//西南联大校友会编.笳吹弦诵在春城——回忆西南联大.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5]西南联大《除夕副刊》.联大八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