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佑文

摘    要： 《明末学风与诗学》一书提出重建“明末”的理解视域，以情理关系、复归风雅、师古师心、典范之争等文艺思想为焦点，探讨明末学风与诗学的互动关系。虽然涉及的都是明清思想史、文学史的重要命题，但著者突破原有的研究视角，坚持文学本位的立场，在大量考索文献的基础上提出新见，完整清晰地图绘了明末诗学的论争和发展历程。

关键词： 明末诗学    学风    历史语境

作为一部断代学术史、文学史研究专著，王逊所著《明末学风与诗学》（人民出版社，2019年）一书不仅将明末的文学思潮和论争，如“情”之内涵、师心与师古、典范之争等问题一一探讨和辨析，更旨在图绘明末学术与文学的交互、渗透关系。该著作文献扎实、考证严谨，梳理并引用姚鼐、王世贞、吴伟业、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所著古籍百余部。在材料上既关注名家文集中的“经典”段落，又旁及侧枝、拓宽格局，将主导思想置于时代风气的整体中审视。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新视角考察明末的治学风气与文学创作，得出颇多新见，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彼时文艺思潮的认识。此外，该著作对以往思想史研究中的阙失进行了反思与填补，在研究方法论上颇具启发意义。

一、重建视域，更新视角

该书甫一开篇就提出要重建“明末”的理解视域，确立其独立自主身份。在浩如烟海的明代后期文学研究中，“明末”“晚明”“明末清初/明清之际”往往混杂、交替使用，虽然涉及的历史时段大都重合，但他们的问题意识、考察视角实则不同。相较之下，“对明末的使用多着眼于灭亡，系处于探讨、总结一代王朝兴亡成败经验的考虑。或由于关注视角不同，围绕‘明末立论的情况在文学、诗学或思想文化领域尚不多见”①（3）。此番划定不仅给予“明末”以独立地位和重点关注，更重要的是扭转了“明末清初/明清之际”视野中仅将其作为起点的看法，同时关注到这一时期作为明代文学传统终点的继承意义。即便是广义的“晚明”，以往文学史、思想史仅仅将目光停留在公安、竟陵又或李贽、三袁等人上，将“晚明思潮”简单等同于“晚明革新思潮”，反映出研究者“扬革新而抑复古”①（3）的思想倾向。可见，时段的确立往往包含着潜在的原则或意义，开拓、树立“明末”视域，正是基于“文学本位”的诉求，摒弃了标签化的观念，着眼于彼时文人应对文学现状、探讨文学出路的积极尝试。

在明晰时段划分、重建理解视域的基础上，著者以学风与诗风的关系为突破口，尝试打通思想史与文学史，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先前学者所言：“中國传统学术的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文史哲不分、多学科通融……从思想史角度可以使文学史研究进一步向纵深发展。”②《明末学风与诗学》在处理这一命题时，首先有意扭转“强以思想因素来解释文学现象”之倾向，鲜明地指出“须知文学问题不尽然全是思想问题，或者说首先是也始终是文学问题”。由此，明末学风与诗学间多元的、感性的联系与差异得以呈现，书中呈现的是二者真正发生交互的全貌，而非以思想统摄文学、以文学注解思想的机械反映。

其次，著者颇具洞见地看到了古代思想家在政治、伦理、历史等问题外旁及文学，“从根本上看，是提供意义、确立信仰的一种尝试，是把握整体性意义世界的一部分”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颠覆了作者作为“思想家”的既定立场，将其作为整体的“人”理解，实则拓宽了“学术”的意涵，不局限于某一对象，而是将文学、哲学、史学等皆囊括在内。如此，其间的关系必然重写，照惯常理解，“思想—人—文学创作/文学主张”是考察某一思想家的线索，而该书则重新建构出“‘道——文学主张/思想观念”的结构关系。可见，作者重点探讨学风与诗学之关系，绝非将思想局限在狭义层面，而是以小见大地辐射、带动明末社会文化的局势和潮流，探讨其得以发展的整体环境。换言之，虽然该书以学风与诗学的关系为切口，但更深的用意却在推究背后更宏大、丰富的文化环境。综上所述，虽然明末的思想论争和文学思潮异彩纷呈、头绪驳杂，但王逊老师重新划定理解的时限及视域，打通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交互关系，这一考察视角可谓高屋建瓴又独具慧心。

二、旁征博引，新见迭出

《明末学风与诗学》一书提出了一系列新颖的观点，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彼时文艺思潮的全貌。例如，作者认为晚明诗学发展并非惯常认为的复古—革新—复古再度兴盛的简单化演进模式，而是融入复古与革新的融合，这一融合原本基于矫正时弊的目的，但往往会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再如，作者明确指出明末诗学在明清诗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明末文人对师心师古、典范之争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反思与梳理，辨明了过往诗学主张的得失之处，既实现了晚明诸家诗学理论的融会贯通，又为清初诗学提供了宝贵经验。

种种新见绝非标新立异的自创，而是在重回历史材料的基础上修正片面论断，还原真实的历史语境。王逊老师并不轻信已有的定论，而是对论争始末、具体主张进行了细致、全面的考索。文学史或思想史必然要求归纳主流乃至做出评断，文学史的共识或后世名家的点评固然可以尖锐又鲜明地点出某一时段思想、学术的一般特征，但往往造成对时代全貌的遮蔽。因此，重新考察每位思想家的诗学主张和学术活动至关重要。王逊老师对一手材料的大量采集显示出严谨的治学态度，为种种新见的树立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基础。书中大量扒梳了胡应麟《少室山房集》、钱谦益《牧斋初集》、顾炎武《亭林诗文集》、李维桢《大泌山房集》等百余部原典，既充分关注重要思想家的主导思想，又考察背后的动机与立场，同时旁及其他文人的相关叙述，在材料的相互印证中图绘彼时灿烂的思想星丛。例如，论及明学今人往往会有“空疏不学”“粗浅鄙陋”的印象，这一印象的定型则是清人多番强调所致。事实是，作为明代诗文开端的宋濂、刘基等人本就是博学之士，明后期不少文人学者鉴于前人之失，更是充分鼓吹“学”的意义，胡应麟、李维桢、吴应箕等人多次对于文学和学术的疏离表达过不满。若我们仅以清人的看法作为定论，便忽视了明人对清代“学问化”大盛所起的先导之功。可见，王逊老师的研究多从材料出发得出相对公允的结论，避免一味沿用和尊崇前人的评价，一叶障目地做出判断。

不仅如此，许多看似确凿的定论也只是“事后之见”，因而重回历史语境、还原文学现场的努力就显得至关重要。例如在第二章中，作者写道：“论及明代诗学，世人的一个普遍观感史派别林立、党同伐异，不少时候观念之争实为意气之争。”①（85）今人从吴应箕、董应举的描述中得此结论，的确揭示了明人文学批评存有的激切、偏狭之弊，但“尽管如此，相关论调仍不免太过严苛，且不乏误解、疏忽之处，尤其是对明末士人的融通、调和思路未曾究心”①（86）。通过大量历史事实、诗学主张的罗列，王逊老师发现求同存异、因同融异、异之开拓这三种情况普遍存在于明末的诗学论争中，因而“党同”未必“伐异”且“同”与“异”并非泾渭分明。综上所述，如果沿用前人论断，就必将遗漏丰富、纷杂的历史事实，丢失鲜活、真实的历史语境，致使结论片面且简化。只有重新扒梳材料、聚焦事实，才能使新的洞见成为可能。

三、述论结合，架构清晰

当前古代文学研究普遍存在“述而不论”的方法阙失，或是大量铺陈和罗列材料，或是对细枝末节加以无止境的考证开掘。相较之下，《明末学风与诗学》述论结合、架构清晰，逻辑严谨周密，涵盖了文学史、思想史上许多争端和公案，将明末思想的剖面如年轮般层层展开与推进。前两章着力呈现明末思想史的整体面向，展现重“学”风尚的形成与凸显、治学态度与方法的调整。具体而言，重“学”风尚又涵括反思科举之陋、检讨心学之虚、批判七子、竟陵之俗及后学之失等众多内容，治学态度与方法的调整可归为治學态度之新貌、治学方法之转型、论争的实际调停这三点。后三章则主要关注诗学层面，勾连了文学创作实践与文艺批评思潮，围绕“情”之内涵的反思与重建、师古与师心的汇流、典范之争的深入与超越这三个重要议题展开深入探究。“情”之内涵这一部分下分为情理关系与“复归风雅”理论、文章与世运、学问与性情三个子方面。对师心师古汇流这一现象，著者首先重新探讨各自利弊，又分别呈现了“为师古正名”和汇流思潮的不同层面。围绕典范展开的论争，又被概括为“秦汉—唐宋”之争与“唐—宋”之争，前者论文，后者论诗，前者确乎始终各执己见，后者却在终明之世皆尚唐音的背景下发现了宋诗。可见，《明末学风与诗学》一书于细密的材料、纷繁的现象中提炼观点、概括精要，构筑了精巧又鲜明的层级体系。

该书内容丰富、体系庞大，但著者灵活安排各专题内的论述思路，既完整呈现论争始末，又深入探究思想理路。比如在“反思科举之陋”一节中，从明初设立科举与时文的意义，谈到明末科举与时文败坏的现实、科举及时文的矫正之法，最后又以张自烈及其《四书大全辩》这一个例说明明人与清人对科举的看法大为不同，明人看重的是义理的经世意义。除去历时演进的脉络外，书中许多章节依据具体问题的展开采用了多样的论述思路，如“为师古正名一节”中的四个层次“师古与继承”“模仿与变化”“师古与创造”“不必自异于前人”，皆是对彼时文人“师古”思想不同侧面的概括，著者敏锐地察觉到其间的差异，在区分和比较中更好地呈现出同一观念的不同面向。

该书既不满足于现象的陈列，又不停滞于对不同流派的分类概括，而是对思潮的理路进行深刻发问，由此探析每一变化背后的内在动因。例如，书中认为前人对师心、师古两派思想互渗合流的研究只是观念层面的昭告，缺少理路的详细阐明。本书更关心的问题在于“师古与师心二者为何能在明末实现汇流，有何基础，又或者得益于何种条件，汇流的方式如何、步骤如何，或者说如何在创作中予以呈现”①（177）。又如，著者指出：“按照一般的理解，晚明是个性解放的时代，在思想观念上反对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鼓吹个人自由，强调个人的感官情欲满足;而明末则提倡经世致用、复归风雅，尊经复古的传统理念重新复活。”①（151）以往的研究只是陈述其间的变化，就这一潜在的断裂何以发生却没有解答。本书作者认为彼时的政治生态是学风、诗学转变的契机，在崇尚性灵的明末小品中亦潜伏着真挚的用世之心。

由是观之，晚明学风与诗学的关系这一命题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首先在于这一时段在中国文学现代性演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正如吴承学、李光摩所言：“如果就传统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之关系这一点上看，晚明文学却是与之最为密切、最为直接的。”④此书在“确立明末意识、重回历史语境”方面特色尤著，深入挖掘先后涌现的思想流变和异质因素，图绘出明末诗学上承晚明、下启清初的动态演进历程。其次，如前文所述，明末思想界派别林立、头绪纷杂、著作蔚然。时文之弊与重提重学、选本大盛与治学取向、秦汉—唐宋之争与超越典范、师心师古的论争与汇流等，都是学界探讨颇多的话题。著者于纷繁复杂的论争主张中梳理出前因后果和内在脉络，在大量罗列原典材料之余，将今人之研究立场和方向一一辨明，将扎实的文献基础和深入的理论思辨相结合。再次，诸多论争既隐含时人的历史语境与门派立场，又关涉文学理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基本命题。著者通过历史追溯与深刻辨析，对此进行反思性的回顾与总结。例如，“情为诗本”中“情”之内涵之所以多样，可以上溯至“诗言志”和“诗缘情”对情感类型的不同选择。又如明末师古师心思潮的汇流与典范之争的深入和超越对探析文学传统的继承、演替颇具启发意义。整体看来，王逊老师的《明末诗学与学风》一书在新视域、新方法的烛照下，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前人偏狭的定论，有助于我们重新完整地认识明末学术界、文学界的诸多论争，是一部述论结合、体系完备的研究佳著。

注释：

①王逊.明末学风与诗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②许总语.“中国思想史与文学史”全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02（3）.

③夏静.文学思想史的“加法”与“减法”[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5（5）.

④吴承学，李光摩.“五四”与晚明——20世纪关于“五四”新文学与晚明文学关系的研究[J].文学遗产，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