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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探讨

2020-04-29任玉霜刘宁

山西农经 2020年6期
关键词: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

任玉霜 刘宁

摘 要:在我国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将为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这就要求我国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阐述了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从1990—2017年世界各地区农村人口的递减趋势中得出传统乡村必定消亡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到十九大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新农村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要更加明确地落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从坚持以人为本、立足实际、构建治理体系、坚持绿色发展及传承优秀文化五大方面进行探讨,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为城镇化协调发展提供理论借鉴,为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管理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策略

文章编号:1004-7026(2020)06-0019-03         中国图书分类号:F299         文献标志码:A

我国经济正经历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经济结构、发展方式、发展动力都在经历重要发展变革,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在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历史背景下,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强调其作为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七大战略之一。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的发布,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正式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了行动纲领,是解决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1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界定

城镇化(Urbanization)又称城市化、都市化,学术界对城市化的内涵有不同解读,人口学角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地理学角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的转化过程;社会学角度认为城市化是农村生活方式转化为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经济学角度认为城镇化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市社会化大生产的过程。在城乡融合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应该是按照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为总体指导,以区域发展实际为自然基础,以产业融合打造经济支撑,加强城市治理作为制度保障,建立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具有健全的自治、法治、德治等治理体系的综合体。

2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

2.1  传统乡村的衰落

从全球范围来看,传统乡村的衰退和消亡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从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到城乡融合是历史的必然。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消灭,不仅是可能的,它已经成为工业生产本身的直接需要。”道格·桑德斯曾预言:“到本世纪末,人类将完全成为生活在城市里的物种,人类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业生活移入城市[1]。”

发达国家过去上百年的历史也生动地诠释了“农民的终结”和乡村没落的过程[2-3]。从1990—2017年,欧洲联盟、北美地区高等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农村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中可以看出,农民人口的占比是逐年下降的(见表1),美国、加拿大、德国、法国在2017年的农村人口分别占总人口数的12.83%、18.65%、19.82%、22.73%,均已经进入了城镇化的高级阶段。与城市化进程加快相伴随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乡村的空心化、土地撂荒和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剧以及乡村发展活力和动力的日渐衰落。

研究显示,城市化率与人均GDP成正比,与农业生产水平成反比(Moo maw和Smash,1994),人力资本的过度流失造成了乡村劳动力短缺和乡村呈现螺旋式衰退(Liu and li,2017),同时也导致了大量农民在城市周边聚集形成落脚城市(道格·桑德斯,2014)。Ebenezer Howard(2010)[4]针对乡村衰落和城市膨胀提出了建设花园城市,认为新城镇应该是一种把城市生活的优点和乡村自然环境和谐结合起来的田园式城镇。

2.2  新时代乡村建设的延续

中国的农耕模式是世界农业发展建设的典范,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陷入了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的双重困厄。在经济上,受资本市场的冲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走向解体,乡村危机空前深刻[5]。“五四运动”后,有识之士认识到通过复兴乡村解决以农为本的中国社会问题的改良思潮不断兴起,“农村破产就是国家破产,农村复兴就是民族复兴”“乡村建设”“复兴农村”“农村改进”等口号成为乡村建设主流思想的体现。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学派如下:一是乡村建设学派支持“文化改良”,在山东邹平、江苏无锡建立了乡村建设研究所,主张重建社会构造;二是社会人类学派主张“经济改良”,在江村、云南三村等运用人文区位学和文化功能理论方法提出“差序格局”“乡土工业”“区域发展”的思想[6]。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乡村建设进入第二个阶段的探索,政府城乡分割政策下,推行合作化和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农业农村的资源单方向工业和城市转移的格局,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的同时,乡村建设能力被严重削弱。这一阶段我国城乡关系由流通环节的联系进入到生产环节的联系,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城乡间自由流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有了改善,然而却没有形成理想中的城乡融合道路。城乡二元分割壁垒愈演愈烈。

1978年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的经济活力和效率,也将中国的乡村振兴带入第三个阶段。1985年以后,隨着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改变了农村经济的运营方式,有力地冲击了城乡二元秩序和计划就业体制。随着改革深入,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使生产要素全方位由农村流向城市,城乡差距持续扩大。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推动城乡融合的发展道路,乡村振兴探索迈入第四阶段,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把“一条主线、五位一体、四个全面”的新理念引进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同时把实施乡村振兴作为新时代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纲领和战略目标,揭示了城乡统筹到一体化的发展必然,也勾画了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清晰蓝图。

3  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探讨

3.1  坚持“以人为本”,确立发展核心

党的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载体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与传统的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突破了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的发展目标,把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强调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城镇建设的根本任务。人不仅是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者和主人,也是新型城镇化的动力和目的。不仅要实现人口和户籍数量的现代化,而且要人口质量的现代化,包括教育、医疗、环境高品质的现代化,从人的需要出发,实现城要素之间的自由流动和服务的平等覆盖,经济、社会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7-8]。

3.2  立足区域实际,发挥优势特色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特色城镇化道路。2017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报告中提出“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因此,新的城镇化建设必须立足国情,遵循城镇化的演变规律,因地制宜结合区域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条件,借鉴国内外城镇化的经验,科学制定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突出城镇个性与城镇特色,培育具有城镇文化的特色小镇。从区域发展实际出发,探索多样化的区域模式,提出东部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提升模式、中西部地区人口就近城镇化模式以及东北地区城镇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模式。从而避免因盲目照搬其他地区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造成的“千城一面”。

3.3  构建治理体系,实现等值发展

城乡融合治理体系需要多元主体的协同,同时提高智能化、法制化、社会化水平。探索“互联网+”信息平台的治理手段,以社区为试点,创新社会契约治理制度,以利益协调为核心,协调各方利益关系,实现城乡居民公共服务和权利均等化。夯实城乡融合经济基础,重构城乡关系,搭建城乡平衡的制度平台,实现城乡要素双向配置互动机制,对各种农业要素进行重新配置和优化,创新要素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形成城乡关系的新业态和新格局[9]。

3.4  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家园

2017年10月,十九大报告中首次把“美丽”作为全面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并指出到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型城镇化是生态良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家园,以一二三产业相互融合为发展内核,以绿色建筑为载体,构建绿色社区,以绿色交通为枢纽,构建城乡运输网,加快特色小镇和田园城市的建设速度,把绿色文明和生态文明的理念融入城乡融合进程中[10]。

3.5  传承优秀文化,培养人文情怀

中国的城乡融合建设路径需要依据各地区的资源禀赋和历史文化背景,以继承传统文化为先导,优秀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灵魂和个性,具有凝聚、增强、规范社会群体的行为功能,是城乡融合的生命源泉,是民众的精神家园,要保留本色,发扬、研究、挖掘乡村文化精华,坚定文化自信,重构城乡融合文化价值,在吸收和借鉴中形成更加开放、包容、优秀的文化形态。

参考文献:

[1]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M].陈信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35.

[3]R.L.Moomaw,A.M.Shatter.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a biastoward large cities? [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1996(40):13-37.

[4]埃比尼泽·霍华德.明天的花园城市[M].金经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5]富兰克林·H·金.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日本的永续农业[M].程存旺,石嫣,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

[6]李宗黄.考察江宁邹平请到定县纪实[M].南京:正中出版社,1934:100.

[7]胡际权.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西南农业大学,2005.

[8]王振坡,游斌,王丽艳.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金融支持与创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4(12):46-53.

[9]王发曾.中原经济区的新型城镇化之路[J].经济地理,2010(12):1972-1977.

[10]倪鹏飞.新型城镇化的基本模式、具体路径与推进对策[J].江海学刊,2013(1):87-94.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科基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吉林省农业产业链升级的驱动力研究”(2018BS21);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规划“吉林省农业产业链升级的驱动力研究——基于供给侧改革的视角”(JJKH20190886SK);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吉林省职业农民教育发展研究”(GH19211)。

作者简介:任玉霜(1984—),女,汉族,山東菏泽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劳动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

刘  宁(1997—),女,汉族,吉林长春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资源配置与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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