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丽刚 曾欢

摘要：在中国革命、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如何领导、管理党员干部队伍，开展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了探索。随着中华民族“站起来”历史重任的完成，毛泽东干部队伍管理思想也逐渐完善、成熟。毛泽东在党员干部队伍管理中善于用崇高理想凝聚力量，善于用思想政治教育和党校培训管理队伍，善于培养党员干部群众意识、全局意识、纪律意识，善于用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规范党员干部队伍行为。

关键词：毛泽东;干部队伍管理;历史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2.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018-04

中华民族“站起来”重任的完成需要一支忠诚、干净、担当、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毛泽东作为老一辈革命家中的核心、灵魂人物，在团结带领党员干部、工农群众、知识分子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的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率先掌握且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开展中国革命斗争实践。在革命期间毛泽东经历了四起四落，受到过质疑和非难，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没有放弃党，没有放弃革命队伍，没有放弃革命理想。毛泽东虚怀若谷、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成功中总结经验，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找到了凝聚干部队伍力量，提升干部队伍能力素质的方法。毛泽东关于党员干部队伍管理思想的逐渐成熟，也推动了党员干部队伍的不断壮大，在开辟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基础上，最终夺取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一、善于用崇高理想凝聚党员干部队伍力量

毛泽东善于用共同的崇高理想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在革命战争年代，要形成一支高度团结、极具战斗力的队伍，必须依靠崇高理想的力量。金钱、美色、权力这些满足人们物欲的东西虽然能短期内拉拢人心，但是不能形成长久而坚固的力量，并且还容易在生活与作风上打开缺口，最后会导致思想陷落到资产阶级的泥坑中去。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共同的理想信念团结凝聚而形成的政党，因此党员干部队伍的管理也必须依托崇高理想的力量。

崇高的理想信念可以产生巨大的凝聚力量，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國共产党人更能坚定决心团结起来反抗“三座大山”的压迫，更有勇气团结一心全力赢得抗战的胜利。《荀子·议兵》中说：“民其者强。”人心是最大的政治，人心向背是决定国家盛衰、事业成败的根本因素。在革命战争年代，一定要用革命理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革命斗争才能胜利。“五四”运动的爆发，工人阶级第一次展示了自己伟大的革命力量，并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此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成为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的主力军。我党用共同的革命理想、坚定的信念，团结工人阶级的力量，对敌人的屠杀和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开展工人起义、罢工、游行等活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最终走上了创建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用共同的革命理想、坚定的信念，团结农民阶级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早期就有党员初步意识到，中国的革命开展必须动员和凝聚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的力量。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就开始在各地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彭湃就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注重凝聚农民阶级力量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高度评价了农民阶级的力量：“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1]15-16

《大学》中说：“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永远的“中心词”。坚持“人民立场”这个根本政治立场，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这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眼光，敏锐地意识到中国革命开展需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中去，才能有收获与进展。毛泽东在崇高革命理想的指引下，带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共同的理想目标，团结、改造绿林好汉袁文才、王佐的部队，在壮大革命队伍的同时，也为党开展与革命相关系列工作做好了铺垫。朱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为了凝聚力量，他高呼：“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朱德和陈毅将部队成员集拢后，直奔井冈山。途中为了整顿部队，稳定军心进行了著名的“赣南三整”。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之后，在共同革命理想和救国救民信念的指引下，毛泽东、朱德两个伟人开启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合作革命生涯。

毛泽东、朱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以共同的革命理想、坚定的信念加强党组织建设，带领井冈山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很快开辟了茶陵、宁冈、永新、遂川等革命根据地。为了团结更多的人民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力和群众基础，在每一个革命根据地都扎实开展群众宣传工作。党的干部深入群众当中，了解群众情况，帮助解决土地问题，带领人民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使得我们党获得了民心，为革命工作开展创造了条件。毛泽东、朱德以身作则、率先垂范，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人格魅力感染群众和普通官兵。由于革命队伍逐渐壮大，井冈山出产的物资无法满足部队供给需要，因此，毛泽东、朱德等人发起了下山挑粮的运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带头执行任务，与人民群众、普通官兵同甘共苦，将党的宣传工作落实到日常工作之中，“朱德的扁担”这个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毛泽东既是一个共同革命理想的拥护者、践行者，也是革命理想的宣传者。在共同理想的指引下，他带领党员干部队伍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发展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

二、加强对党员干部队伍的教育管理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对艰苦的战争环境和强大的敌人，要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建设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革命队伍。为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必须抓好教育管理工作。

一是对党员干部队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秋收起义失利之后，余洒度为了扩大武装的需要，擅自收编了邱国轩部，但没有对这支土匪队伍进行改造，也没有派党代表，更没有建立党组织。在平江起义中邱国轩部叛变，起义军损失200多人，丢枪200多支，导致起义失败。“三湾改编”确定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各级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为建设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1]65-66“三湾改编”之后不久，毛泽东等人遭遇了“大汾劫难”，官兵虽然被打散，但是依然在各区域开展游击战争，快速与地区部队取得联系，回到部队之中。后来，红四军出击赣南也遭遇重重困难，军事上连连失利，但从未发生叛变逃跑事件。这都说明“三湾改编”成效显著，我们的革命军队是一支有灵魂的队伍。“三湾改编”后，毕占云带领着他的军队踏上井冈山，投奔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与实际战斗的考验，毕占云带来的队伍很快融入党的军队，并且在红军第四次占领永新的胜利中起了关键作用。朱德代表红军第四军正式宣布对毕占云部进行改编，建立党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很快使其成为一支忠于革命、忠于党、能打胜仗、作风过硬的红军队伍。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致力于恢复和整顿湘赣边界党组织，而且在发现党员数量多的地区革命工作更好开展这一规律之后，他还积极号召发展党员。毛泽东通过谈话、宣传等形式对党员干部队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日常化、生活化。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作了政治报告，《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古田会议决议强调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为党和军队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三湾改编”和“古田会议”精神在新时期加强和改进党与军队建设依然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就曾说过：“我们这个军队有好传统。从井冈山起，毛泽东同志就为我军建立了非常好的制度，树立了非常好的作风。我们这个军队是党指挥枪，不是枪指挥党。”[2]1毛泽东建党建军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和军队建设思想的灵活运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新时代，习近平也结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需要，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勝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习近平指出：“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这是我们党在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人民军队前进就有方向、有力量。”[3]

二是注重学校教育。毛泽东将学校当作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阵地和党员干部队伍培养的重要场所。通过学校教育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培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促进党员干部对党的政策、策略的了解。在学校教育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学习是重点，党员干部只有在掌握革命理论的基础上，才能够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才能做到政治上、立场上的坚定。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党员干部队伍才能正确理解党的政策、路线，才能坚定崇高的革命理想。学校教育干部队伍必须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战争年代环境十分艰苦，敌人又疯狂进攻，为了解决生活极度困难问题，党领导革命队伍进行大生产运动。学校组织党员干部响应党的号召，加入大生产运动，在学习的同时又参加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实践中拉近了党员干部队伍与人民群众的距离，增进了军民鱼水情，巩固了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延安时期整风运动的开展，结合革命实践需要，加强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从干部队伍思想、工作实际出发，改进学风、党风、文风，切实提高党员干部队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能力。

三、党员干部要有先进的理念和优良的作风

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先进的理念和优良的作风来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的纯洁，使得革命队伍能够承担起推翻“三座大山”的重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群众意识、全局意识、纪律意识，而且还养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

一是要有群众意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是人民的军队，兵员来源于人民群众，各项工作的开展需要人民群众支持，军队革命工作的最终目的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毛泽东在还未上井冈山时，先通过与陈慕平、龙超清了解到井冈山具体情况，决定派遣何长工上山去与王佐交涉，以团结改造这支绿林武装。何长工见了王佐后想了许多办法都收效不大，后来得知王佐有一宿敌尹道一。为了取得王佐的信任，建立巩固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应王佐自己的要求，何长工向毛泽东建议，派工农革命军协助王佐消灭尹道一。何长工率领工农革命军与王佐部杀死尹道一后，改造袁文才、王佐绿林武装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袁文才、王佐绿林武装改造成功，为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毛泽东带领着井冈山的人民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红军政策，很快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在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依靠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得到了人民群众支持的革命队伍如鱼得水，革命战争胜利就能一个接着一个。

二是要有全局意识。毛泽东前往湘赣边界开展秋收起义，战斗失败多于胜利，部队伤亡惨重，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战略眼光分析革命失败原因，看清中国社会形势，明白了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才是工农革命队伍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地方，于是放弃攻打大城市，把部队带上了井冈山。朱毛红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建设根据地，开展工农武装割据。毛泽东胸怀全局，此时就看到中国革命的前景就像星星之火，最终会以燎原之势在全国发展。毛泽东在党团训练班授课时说：“井冈山的水流来流去，最终要流到大海去;井冈山的红军打来打去，也一定要打到全中国去。革命像一把火，点着了茅叶山，就会越烧越旺，烧遍全中国。”[4]毛泽东在革命战争中总结斗争实践经验，得出了游击战争开展的十六字诀，即：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革命根据地建设，武装斗争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从井冈山开辟，向赣南、闽西方向发展，最后到陕北延续，最终实现了赤旗插遍全国各地。

三是要有纪律意识。在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在赣南开展三次著名的军队整风整纪运动（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上堡整训），整顿之后队伍信念坚定、纪律严明、士气大振。在经历了“八月失败”之后，开展了“九月洗党”运动，严肃了党内纪律，纯洁了党的队伍，增强了党的凝聚力。通过整顿既增强了党员干部的纪律意识，转变了作风，还维护了红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朱德非常注重党员干部队伍廉政建设，领导制定并且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为群众纪律，深受群众赞同、认可，有助于部队更好地处理军民关系。

四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者，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探寻适合本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在革命初期，党的部分领导人特别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干部不赞同毛泽东建设革命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认为这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毛泽东坚持自己的主张，曾三次被撤掉前委书记职务，一次被剥夺军事指挥权。毛泽东的革命主张不被大家接受，他只能耐心等待，慢慢说服。一次次革命斗争失败，一批批革命战士因为错误军事路线流血牺牲的惨痛教训，最终让大家认可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遵义会议纠正了博古（原名秦邦宪）、王明、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

毛泽东是一个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旗帜鲜明地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1949年3月5日，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首次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五是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入开展宁冈、永新、興国等地调查，了解各地区经济社会情况，了解百姓生活情况。毛泽东始终倡导求真务实，保持党同群众血肉联系。在经过实地考察，了解地区土地田亩、百姓人口分布情况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 《赣南土地法》 《兴国土地法》等。土地法的制定与实施，让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使党领导的工农革命队伍很快得到壮大。我党还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一方面，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三湾改编”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成立士兵委员会，让士兵参加部队管理，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同时，还实行瓦解敌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军队内部存在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观点，明确了军事和政治的关系，强调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1]65

六是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在长征途中，土城战役失败，毛泽东没有怪罪情报部门翻译错误情报，而是把战争失败归因于自己对敌情判断的不准确。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认在大跃进中犯了“左”的错误。毛泽东拥有一个伟人必备的开阔胸襟，对待许世友的谩骂，并没有直接就处罚他，而是与许世友交谈，了解事件原由，不但解开了误会，沟通了思想，融洽了感情，还收获了一位好朋友、一位党的好干部。毛泽东就是一位敢于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但虚心接受党内其他人士的批评，还善于自我批评，这种高尚的品德，让人敬佩、心悦诚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习近平.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08-01.

[4]陈建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团务训练班[J].中国青运， 198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