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培亮 牟成文

摘要：“宁德模式”是习近平在福建省宁德市任地委书记期间提出的围绕“摆脱贫困”进行的战略思考和工作实践的集中概括。之所以被盛赞为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就在于“宁德模式”背后所形成和彰显出的闽东精神、闽东远见、闽东价值，即敢于立足实际弱鸟先飞至贫先富，尊重客观规律和善于抓主要矛盾，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为了谁、依靠谁”“干什么、怎么干”等关键问题。

关键词：“宁德模式”;闽东精神;闽东远见;闽东价值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015-03

2015年12月，全国东部地区扶贫工作座谈会在福建宁德举行，汪洋副总理明确提出“宁德模式”是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值得总结学习。如今，中国扶贫开发正处于“啃硬骨头”的关键时期，探索“宁德模式”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指向价值。

曾是“老少边岛穷”的宁德，俗称闽东地区，既属于革命老区，又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临海边疆区，有山区有海岛，受多种因素影响，经济发展落后，被称为中国黄金海岸线上的“经济断裂带”。改革开放过去十年，闽东地区依然极为贫困。带着省委的重托，在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来到宁德任地委书记，进而提出一系列扶贫开发思想，并积极付诸于行动，不仅对宁德摆脱贫困产生了长远而积极的影响，也形成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的典范——“宁德模式”，更为新时代扶贫攻坚，特别是2020年后扶贫时代进一步巩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闽东精神就是敢于立足实际弱鸟先飞至贫先富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的社会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因此，扶贫开发的实践过程，不仅是建设物质文明的过程，更是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习近平在推动“宁德模式”形成过程中，铸就了敢于立足实际弱鸟先飞至贫先富的闽东精神。在当时扶贫开发实践中，表现为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鸿鹄之志和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

习近平到宁德任地委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改革正当盛时，变化极为激烈”时期开展工作的。到宁德以后，习近平从基层调研到思想形成，再到付诸行动，都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诸如：当时包括闽东在内的贫困地区干部群众普遍存在着“等靠要”思想，习近平首先提出：“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要彻底破除‘安贫乐道、‘穷自在、‘等、靠、要、怨天尤人，等等，这些观念，全应在扫荡之列。”[1]2针对闽东山多临海农业基础好的地区实际，习近平提出，要抓大农业、“念海经”、发展乡镇企业、多办一些股份制企业等等。基于闽东比较落后的客观实际，习近平提出：“改变闽东的落后面貌不能靠一朝一夕之功，而需要一股韧劲。”[1]34考虑干部群众急于脱贫和心存幻想的实际情况，习近平提出：“干部、群众迫切要求早日改变面貌，脱贫致富，这种愿望是好的，热情也非常可贵。但寄希望于上重大项目，一下子抱个‘金娃娃，想法不切合实际。”[1]2可以说，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始终从闽东客观实际出发，统筹布局和全盘谋划，从而为闽东扶贫开发工作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调查，习近平认识到闽东是只“弱鸟”，进而提出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的思想。这一思想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一种敢为天下先和敢于后来者居上的鸿鹄之志，强调扶贫先扶志，注重激发内生动力，鼓励闽东地区干部群众要克服畏难情绪和敢于与贫困斗争。其提出和落实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破除了当时扶贫开发中普遍存在的发展意识和发展思路上的“贫困”，对闽东干部群众振奋精神和跳出传统思维摆脱贫困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宁德工作期间，习近平对闽东贫困现状和改变贫困保持了政治清醒，提出以“滴水穿石”的精神来摆脱贫困，这种务实奋斗精神和“功成不必在我”的为政品质，时至今天也极具借鉴意义。滴水穿石的奋斗精神表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从认识层面，要敢于担当。广大干部群众要有当穿石“水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敢于与贫困做斗争，才能摆脱贫困。习近平提出：“我认为‘水滴敢字当头、义无反顾的精神弥足珍贵。……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那就什么也别想做，什么也做不成。”[2]58其二，从实践层面，要脚踏实地。贫困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积累过程，摆脱贫困也注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要有水滴“穿石”的意志和坚持。对此，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的是立足于实际又胸怀长远的实干，而不需要不甘寂寞、好高骛远的空想;我们需要的是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而不需要新官上任只烧三把火希图侥幸成功的投机心理;我们需要的是锲而不舍的韧劲，而不需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散漫。”[2]58-59其三，从目标层面，要坚定自信。闽东干部群众要坚信，“滴水”的不断坚持，一定会实现“穿石”目标。对此，习近平指出：“我推崇滴水穿石的景观，實在是推崇一种前赴后继，敢于为总体成功牺牲的完美人格;推崇一种胸有宏图、扎扎实实、持之以恒、至死不渝的精神。”[2]59“滴水穿石”精神的提出，表达了习近平对闽东未来充满信心，对摆脱贫困充满自信，只要扶贫开发的“滴水”持续不断，就定会穿透闽东这块“贫困”的顽石。

二、闽东远见在于尊重客观规律和善于抓主要矛盾

辩证唯物论告诉我们，人类实践活动要遵从客观规律，以客观规律为基础，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唯物辩证法则提醒我们，一事物往往存在多种矛盾，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要求我们善于抓主要矛盾，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习近平在确定“摆脱贫困”是闽东的主要矛盾以后，立足自然与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积极行动，主要表现在提倡经济大合唱、重视生态保护、积极发展教育。这些脱贫经验，时至今日也极具借鉴意义。

习近平通过走访发现，当时闽东基层政府，和全国其他贫困地区一样，普遍存在着“政府墙壁上挂了很多锦旗，唯独少了经济建设这一面”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指出：“经济大合唱”和经济建设才是我们的主旋律和主要矛盾，“各县的五套班子都要围绕经济建设来做好本部门的工作，不能搞‘政治、经济两张皮。不少同志反映乡镇非经济工作牵扯了乡镇干部的大部分精力，我认为必须迅速杜绝这类状况，乡镇干部的主要精力、时间只能用在经济工作实践上。”[1]3在离开宁德给市直机关领导干部的赠言中，习近平再次强调：“经济是基础是中心。经济稳定发展是社会稳定、人心稳定、政治稳定的基础，我们要牢牢地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1]208总之，习近平这种提倡经济大合唱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扶贫开发思想，不仅抓住了当时闽东社会主要矛盾，也是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表现。

在上世纪80年代扶贫开发初期，习近平就重视生态保护，强调把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结合起来。习近平首先提出：“闽东山多，但林业基础差，覆盖率和蓄积量都比较低。我们应采取积极的方针，把林业置于事关闽东脱贫致富的战略地位来制定政策。”[1]94其次，立足闽东山林资源丰富优势，习近平强调：“林业有很高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比如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环境良性循环等。森林是水库、钱库、粮库，这样说并不过分。”[1]110“要抓住机遇，把闽东林业推上一个更高层次，提高经济、社会和生态三种效益。”[1]111他提醒基层领导干部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比如“修了一道堤，人行车道问题解决了，但水的回流没有了，生态平衡破坏了;大量使用地热水，疗疾洗浴问题解决了，群众很高兴，但地面建筑下沉了，带来了更为棘手的后果。这类傻事千万干不得！”[1]19在谈到当地畲族地区要进行经济综合开发时，他强调指出：“这种开发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不是单纯讲经济效益的，而是要达到社会、经济、生态三者的效益的协调。”[1]8

要从根子上摆脱贫困，最终要落实于人，依靠人的素质提高，而方法和路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展教育。对此，习近平来到宁德就把发展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并提出：“第一，要用长远的战略眼光来看待科技教育，要把科技教育作为闽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头等大事来抓;第二，在经济实力不足的情况下，要讲求办科技教育的效益;第三，要努力把科技教育的热能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能，既强调科技教育的普及，又讲究科技教育的实效。就教育而言，要实行‘普及教育与‘成人教育并存的方针，要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和农村的扫盲工作，多渠道、多形式办学，抓紧各种培训。”[1]99-100同时，习近平反复强调，越是贫困地区更应该重视发展教育，切实把教育的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基础和智力支持。可以说，习近平在宁德期间重视发展教育，使当地教育事业进入了快车道，为最终摆脱贫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三、闽东价值就在科学回答扶贫开发几个关键问题

“宁德模式”是习近平在宁德主政期间围绕“摆脱贫困”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思想结出的硕果，其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就在于科学回答了关于扶贫开发的几个关键问题，或者说对当时扶贫开发的重要问题作出了科学判断。实践证明，“宁德模式”不仅是科学的和符合实际的，也具有指导和借鉴价值。

一是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习近平主政宁德以后，用自己理论和行动给出了超越时代的正确答案，即扶贫开发是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及人民过上富裕生活，扶贫开发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及坚持自力更生。就扶贫开发“为了谁”问题，他进行了多角度论述：其一，从基本做人为官角度，习近平提出“单是廉政还不够，还要有政绩，要能改变当地面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生活水平。”[1]79其二，从民族发展角度，习近平提出：“民族工作的立足点在于发展经济，只有把经济搞上去，才有可能谈民族的真正平等。要制定一些扶持少数民族乡村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给他们以更好的帮助。”[1]8结合闽东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的情况，他强调考虑闽东的扶贫开发不能不考虑畲族问题。其三，从具体实践角度，习近平提出要进行“经济大合唱”，大念“山海经”、发展大农业、搞商品经济等等，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为了让闽东地区早日摆脱贫困。对“依靠谁”问题，习近平明确指出：“贫困地区的发展靠什么？千条万条，最根本的只有两条：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人民群众的力量。”[1]13总的来说，习近平在宁德扶贫开发工作中，每一项扶贫措施都是在闽东干部群众的支持和参与中不断深化落实，结出丰硕成果的，受益的也是当地广大人民群众。

二是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干什么、怎么干”的问题。至于“干什么”问题，习近平首先提出，闽东是一只“弱鸟”，要树立“先飞“意识，地方贫困，观念不能贫困，即首要淡化“贫困县意识”。其次，习近平指出，要实现弱鸟先飞至贫先富，关键是找出一条适合闽东经济发展的路子，进而提出“在农业上，我们要抓大农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并调整好农村产业结构，使更多农民走上致富道路;在工业上，主要是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以及重视乡镇企业发展。”[1]6-7再次，习近平提出要把扶贫开发与对外开放结合起来，要有飞洋过海的艺术，树立商品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等等。最后，其他方面，诸如要求密切联系群众、搞好廉政建设、做好信访工作、大力发展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建设好农村党组织等，来为“摆脱贫困”奠定基础。至于“怎么干”问题，习近平提出在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量力而行、尽力而为、注重效益”的指导思想基础上，要正确处理好：“长期目标和近期规划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生产力区域布局中的山区与沿海的关系、改革开放与扶贫的关系、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1]90-100可以说，关于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的思想，及时有效地解决了当时扶贫开发中存在“怎么干”这一重大问题。

三是科学回答了扶贫开发“积累量、质变化”的问题。习近平首先肯定了“质变化”，提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闽东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闽东的變化，不是短时间内发生的令人眩目的变化，而是凝聚着全区人民心血的渐进、累积式的变化，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滴水穿石般的变化。”[1]90其次，习近平重视“积累量”，指出：“贫困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的具体条件，决定了它的发展变化只能是渐进的过程。根本改变贫困、落后面貌，需要广大人民群众发扬‘滴水穿石般的韧劲和默默奉献的艰苦创业精神，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1]13再次，如何看待二者关系，习近平在《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一文中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长期目标与近期规划的关系、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三对重要关系，其核心要义或者其根本目的，就是强调虽然经历改革开放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但总体来看，闽东地区依然处于“摆脱贫困”最初始阶段，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程度仍比较低，甚至说比较落后，要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和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还要走很长一段路。习近平在主政宁德期间，不仅对扶贫开发中“积累量”与“质变化”问题进行了科学回答，也用朴实语言反复强调和动员。正如习近平在接受 《安徽日报》采访时提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足下的第一步要抓那些近期能做到的工作，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路。我不主张多提口号，提倡行动至上。要像接力赛一样，一棒一棒接着干下去，脚踏实地干出成效来。”[1]77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中，他提出：“不能寄希望一下子抱一个‘金娃娃。”[1]69最后在离别赠言中，习近平再次强调：“闽东的工作还有差距，任重道远，各位同志仍需努力。”[1]203简言之，在习近平看来，唯有久久为功“积累量”，方能实现脱贫致富“质变化”。

参考文献：

[1]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8.

[2]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