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刚

摘要：前瞻性思维是邓小平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前瞻性思维经历了萌芽、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邓小平前瞻性思维可以从其关于教育的“三个面向”思想，关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关于国家发展的改革、发展、稳定相统一的理论，以及关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和平外交政策中清晰地展示出来。新时代认真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前瞻性思维方式，对于我们确立科学思维方式、提高前瞻思维能力、防范各种重大风险，提升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意义重大。

关键词：邓小平;思维的前瞻性;前瞻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005-05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政治舞台上能够出类拔萃、叱咤风云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思维的前瞻性。诚然，邓小平没有专门对前瞻性思维进行论述的著作。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邓小平同志以一生的实践证明，他是一位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政治家、战略家”[1]6。在邓小平理论的生成过程中，在邓小平的报告、讲话、谈话中，处处都闪耀着前瞻性思维的光芒。

一、思维的前瞻性与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

前瞻性思维，也可称为预见性思维，指人的主观认识事先对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状况作出有科学依据的预见性判断。前瞻性思维是一种判断性思维，它以真实可信的理由和强有力的推理为基础和前提，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展示未来，可以引导我们的行动，让我们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去做，并为我们做出选择和决定提供一定的依据。黑格尔把判断性思维划为四类，即：质的判断、反思判断、必然判断、概念判断，恩格斯对黑格尔这种分法充分肯定。在恩格斯看来，第一类是个别判断，第二、三类是特殊判断，第四类是普遍判断。恩格斯说：“在黑格尔那里表现为判断这一思维形式本身的发展过程的东西，在我们这里就成了我们的关于运动性质的立足在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这就说明，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被正确地认识，必然是互相一致的”[2]334。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判断性思维要经历从个别到特殊再到普遍的过程，即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然而，它们有着一个共性，即确定性，这也是前瞻性思维的核心。与前瞻性相对应的是滞后性，滞后性思维只是对过去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推理，而对未来缺乏科学的指导，显然，这种思维没有生命力，相反，只有前瞻性思维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可以有效避免行动的盲目性。

对于领导者来说，思维是否具有前瞻性非常重要，特别是对政治家而言，没有预见性就没有主动权，就没法取得实践的成功和预期的效果。这也是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的区别之一。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指出，邓小平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共领导层构思宏观战略思想的参与者”[3]23-24。因此，他特别强调战略眼光、大局观念。习近平也指出，邓小平善于“站在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1]9，可谓是一语中的。

在邓小平看来，如果“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4]227，我们就作不出正确的决策。在这里，邓小平强调的“想远一点”“看远一点”就是眼光要放长远一点，要着眼于大局，就是强调要有超前思维。只有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才能使决策具有科学预见性。邓小平强调：“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同志，都是管大事的人，考虑任何问题都要着眼于长遠，着眼于大局。”[5]298邓小平上述讲话，也是其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显著特征的精辟概括。这就是说，作为领导者，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不能仅在眼前的、当下的事务里转圈子，应该用宏观的、战略的眼光来考虑问题。邓小平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成功运用前瞻性思维，体现其鲜明的前瞻性思维特色和风格。

二、邓小平前瞻性思维的发展历程

前瞻性思维，是一种超前思维。它体现在常人未觉察，事物刚出现苗头就能透过现象观其本质，并且做出准确的判断，预测其发展趋势。从时间段落的研究来看，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的形成，可以大致分成如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邓小平前瞻性思维在革命战争年代开始萌芽。针对党和政府的职能混淆、以党代政的现象，早在20世纪40年代，邓小平就前瞻性地提出了反对“以党治国”的观念。1941年4月，他在论述党与抗日民主政权时指出，一些同志把党的领导理解为“党权高于一切”，遇事随意干涉政府工作。对此，邓小平认为：“党团没有超政权的权力，没有单独下命令下指示的权力，它的一切决议，只有经过政府通过才生效力”[6]19。40多年后，党政分开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虽时过境迁，但在今天看来，邓小平这些论断仍然震聋发聩，对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战略指导性。由此，也证明了邓小平思维的预见性与前瞻性。

第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邓小平前瞻性思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这一时期领导工作中，邓小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科学思想和论断。在1956年9月，他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6]229要坚决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邓小平还反复强调，改革干部管理制度，做到能上能下。“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从不同侧面证明了邓小平在这些问题上的科学预见性。

关于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提出“立足现实，瞻望前途”的思想。考虑农业、工业、科学技术的基础地位，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在文化建设方面，邓小平对“双百”方针作过多次阐释，强调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4]210的方针。邓小平这些先见，把过去、现在、未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来考察，体现其思维的前瞻性。实践证明，邓小平当时的预见是正确的。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南方谈话，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中，形成了系统、全面的前瞻性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生死转折意义的盛会，重新恢复了黨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部署了全党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提出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基于这一主题和论断，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为我党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提供了基本依据。在经济领域，邓小平前瞻性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设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蓝图与方向;在意识形态方面，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社会主义立国之本。总之，在1979至1992年这14年中，邓小平形成了一系列战略判断和结论，其前瞻性思维方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及邓小平个人的品质特征。

三、邓小平前瞻性思维的主要体现

邓小平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主张思考问题、处理事情既要看到现在，也要看到未来;思考问题、处理事情须具有超前意识。邓小平前瞻性思维有三个重要维度：第一，预见事物的发展趋势;第二，预见实践的结果;第三，对当今世界形势的科学预见。在邓小平前瞻性思维的具体表现中，上述方面都得到相应注释。

（一）教育“三个面向”理论中的前瞻性思维

邓小平认为，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要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知识、有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教育，空谈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1983年10月，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4]35，这就是著名的教育的“三个面向”。“三个面向”的提出，既是对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为当时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也是其前瞻性思维的一种显现。“三个面向”从立足点、空间、时间三个视角对中国教育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见。十年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提出了如出一辙的观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转向了经济建设。中国当下和今后很长时期使命是什么？邓小平作出了简明扼要的答复，那就是要搞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看来，能不能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故而，各行各业都要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推进工作，教育也不能例外。可见，提出教育面向现代化作为“三个面向”思想的核心，并非偶然。邓小平强调，社会的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4]107。这意味着，我们要不断推动教育守正创新，使教育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这是邓小平教育的“三个面向”理论的基本立足点。

教育要面向世界，这是邓小平对世界形势敏锐洞察得出的重要结论，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诉求。在邓小平看来：“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进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5]127。这就预示，我们不能离开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通规律来抽象谈中国道路的特色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再是以往所理解的闭关自守的社会主义，而是开放的社会主义，对问题的解决应有世界意识，以整个世界为语境和参照。为此，教育需要面向世界，需要吸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先进教育理念、成功经验等人类共同创造的有益文明成果，这样才能适应教育国际化的趋势。因此，邓小平强调，邀请国外知名学者过来讲学，派大量学生出国留学，培养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专家，这是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既立足于中国现实，又放眼于整个世界，促进教育的对外开放，这是邓小平教育“三个面向”的空间视域。现在，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一个更为开放的中国，更加需要面向世界的教育。

教育要面向未来，是指从未来发展的战略高度来对待教育事业，以更加长远的眼界来办好今天的教育。应当说，这个表述倡导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使今天的教育能够满足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换言之，这个命题本身就体现了前瞻性思维。对此，邓小平反复强调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发展教育“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不但要依据生产建设发展的要求，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4]108。因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5]120所以，邓小平劝诫各级党政领导，必须把教育工作和经济发展并驾齐驱。在他看来，一个领导者如果不重视教育事业，是没有远见、不成熟的表现。教育要面向未来，这是邓小平教育“三个面向”理论的时间维度。为了建设教育强国，我们必须优先考虑教育的发展，并且根据未来发展需要来不断修订教育目标，全面推进教育改革。

邓小平关于教育“三个面向”思想，是富有远见的。它从立足点、空间、时间三个维度诠释了教育的战略规划和要求。“三个面向”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高超的战略理念，树立了邓小平前瞻性思维方式的光辉典范。不但如此，虽说邓小平“三个面向”思想是对教育领域提出的总要求，可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教育领域，这也是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总要求，对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具有指导意义。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的世界眼光和战略眼光”[1]10。

（二）“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前瞻性思维

清代文人陈澹然说过：“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就是说，思考和解决问题，是着眼于长远和全局，还是局限于一时一域，这是衡量思维方式成熟与否的重要标志。邓小平提出，务必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切都要服务于这个中心。同时，他还提出实行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动力和保证。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进行了前瞻性考量，擘画了著名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和宏伟蓝图，这是他前瞻性思维的又一重要体现。

1987年，邓小平在与西班牙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会见时，详细阐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大战略。他说：“第一步在八十年代翻一番。以一九八零年为基数，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二百五十美元，翻一番，达到五百美元。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一千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们进入小康社会，把贫困的中国变成小康的中国。那时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一万亿美元，虽然人均数还很低，但是国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四千美元。”[5]226如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中国就会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党的十三大，基于邓小平的伟大构想，对“三步走”发展战略作了正式概括，即大家耳熟能详的“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实现GDP比1980年增加一倍，首先解决民众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GDP能再增加一倍，民众生活能够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050年，人均GDP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接近，民众生活比较富裕，现代化能够基本实现。

党的十四大将“三步走”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和中共十四大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党中央在1997年宣布，提前三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三步细化，生成了新“三步走”战略，即“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7]4。至此，邓小平“三步走”发展战略更为具体。

党的十六大宣布，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前两步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生活已经达到总体小康。而且，将“总体小康水平”表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鄧小平“三步走”战略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基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从那时到2020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我们既要有信心，又要埋头苦干，才能真正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邓小平“三步走”战略既考虑了我国经济状况、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等因素，又考量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影响，充分反映了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把握。“三步走”发展战略把实现现代化具体化为切实可行的步骤，展现了中华民族的光明前景，成为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行动纲领。经过各方努力，邓小平“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目标已经实现，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总体小康，开始迈向第三步战略的新征程。有了前两步打下的坚实基础，邓小平第三步战略目标实现指日可待。党的十九大提出分两步在本世界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三步走”战略思想，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由此可见一斑。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前瞻性思维

邓小平前瞻性思维起点在于立足于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基本国情，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考虑问题。这就要求必须协调好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之所以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领会了邓小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前瞻性思维。进入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继续学习和贯彻邓小平这一前瞻性思维，建立和健全改革发展稳定的良性互动。

首先，邓小平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间的关系本身具有前瞻性意蕴。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不实行改革开放不行;中国必须要发展，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必须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谈到改革，邓小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5]113，为“下一个十年和下世纪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续发展的基础”[5]131。若是没有改革，就没有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谈到发展，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5]377，“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5]225。谈到稳定，邓小平指出：“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5]360。“中国太穷，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5]82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一个大局，众多的小道理、小局要归它管。

其次，邓小平从前瞻性高度分析了改革发展稳定间的辩证关系。邓小平认为，改革发展稳定犹如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枚关键棋子，如果一步走好，就会相互促进，全盘皆活。反之，如果有一步没走好的话，就会影响全局和未来。在他看来，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只有通过自身的不断发展、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才能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中国世界影响力的提升，都取决于发展，这是邓小平前瞻性思维的重要视角。改革是动力，改革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各项改革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改革要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从多方面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正因为如此，在邓小平眼里，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稳定。所以，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征程中，不必理会他人的流言蜚语，不必在意他国的说长论短，更重要是争取和平、稳定的环境来发展自己，要靠实力来说话。只要事实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足够了。由之，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并不是孤立的关系，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辩证统一的有机体。

最后，邓小平从前瞻性高度提出正确处理三者关系的着力点。他指出，改革是动力，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发展是目标，改革稳定的旨归就是发展;稳定是前提，在稳定的环境才能进行改革和发展。关于改革，邓小平提出“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5]113，“摸着石头过河”，以便循序渐进的推进，尽量减少改革的负面影响。但是，改革不能停止，更不能倒退。关于发展，邓小平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能动摇，坚决防止“左”或右的思想的干扰。“不搞争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通过改革开放来加快发展。同时，应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于稳定，邓小平提出，中国不能乱，也不允许乱，强调稳定对改革和发展的支撑作用。具体来讲，要求经济稳定，不能大起大落;要求政治稳定，“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5]310。要求政策稳定，就是改革开放政策不能变。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的历史证明：“只有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推进;只有改革发展不断推进，社会稳定才能具有坚实基础”[8]81。

通过对改革、发展、稳定之间关系的前瞻性考量，邓小平总揽了中国的全局。新时代，改革、发展、稳定三者间相互作用的态势更为明显，因而更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使三者有机统一起来。习近平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几大关系，其中一项就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这再现了邓小平高识远见以及未雨绸缪的本领。

（四）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方针的前瞻性思维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既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邓小平前瞻性思维又一精彩体现。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方针，既体现了对于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和世界局势的深刻洞察，又是审时度势，找寻有利时机，不断发展和壮大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的旗帜不倒的重要保证。

1984年5月，在接见巴西总统时，邓小平用两句话描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一是对于霸权主义，中国坚决反对，并以维持世界和平为已任;二是中国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外交政策是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是在争取和平的基础上，全心全意做好自己的事情，推动自身的发展，增强自己的实力。1989年9月，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局势，归纳起来有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5]321。因此，我们要埋头实干，做好我们自己的事。中国不垮，坚持社会主义的人就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199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商界代表时又指出：“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少管别人的事”[4]358。我們不要当头，不要称霸，要与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4]363。我们要善于利用时机来发展自己和壮大自己。1992年4月，邓小平更是明确强调：“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分量就会不同”[9]1346。通过邓小平这一系列讲话，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他“向前看”的大局意识、战略意识，感受到邓小平杰出的外交才华和思维的前瞻性。

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前瞻性思维是辩证统一的。“韬光养晦”强调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始终能够泰然处之，要抓住机遇，集中精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因而，邓小平强调：“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4]240。换言之，发展好经济，是解决好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和前提，只有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上去了，才能在世界上站稳脚跟，中国的安全才能得以保障。所以，我们不能当头、不能划线、不能称霸，要埋头苦干、埋头实干、谦虚谨慎。当然，邓小平强调韬光养晦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发展，而是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涉及国家核心利益方面，坚持有所作为、毫不含糊，必要时做坚决的斗争，不信邪、不怕压，不屈从于任何霸权主义。此外，应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和多边事务，积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由此，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前瞻性思维，二者一柔一刚、一退一进，是辩证统一的有机体。

“韬光养晦”的外交战略理念，是邓小平前瞻性思维以及个人风格又一重要体现。进入新时代，中国的经济总量早已进入世界第二，然而，西强东弱的态势并没有改变。对此，我们要保持警醒，有鉴于此，邓小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理念仍然具有现实的指导价值。

四、结语

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通过深邃细致的思考，提出了很多科学、准确的预见，处处折射出前瞻性思维，为我们树立了前瞻性思维的光辉榜样。邓小平的前瞻性思维既体现了其高屋建瓴、高瞻远瞩的领导魄力，又体现了其运筹帷幄、深思熟虑、决胜千里的领导艺术。邓小平比常人看得远、看得高、看得深、看得透，不愧为一名卓越的战略家。为此，我们要深入学习和探究邓小平前瞻性思维方式，“始终站在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相互联系的高度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发展问题，思考和制定中国发展战略”[10]210，努力做到“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1]10。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8]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0]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