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旭红 鞠琳

摘要：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中国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重要内容。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话语、新民主主义的“总路线”“三大纲领”“三大法宝”等话语体系，牢牢抓住了中国革命的话语权，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理解、认同和支持。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话语从无产阶级领导的暴力斗争，逐渐向着建立革命政权和建设新社会转变，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开启提供了重要借鉴，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话语建构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革命话语;新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20）01-0010-05

“革命”话语就是对革命的叙述和表达[1]207，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话语体系，并建构起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梳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构建革命话语的历程和经验，对于理解“革命”话语的正当性价值及意义，把握20世纪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到“建设”的执政话语转换等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2]488。即从“社会革命”的角度来说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但由于和平的办法往往不能奏效，就要通过“政治革命”才能战胜旧势力，即暴力成为“通往新社会的唯一大门”[3]592。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在十月革命后传入中国，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了20世纪初共产主义者构建革命话语的进程，在大革命失败后逐步探索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全新的革命意识形态。由此，“革命”在中国通常与“斗争”“暴动”“推翻”“打倒”“翻身”等词汇联系在一起，并以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富强作为最终目标。由于近代中国的现实条件不同于西欧、俄国，马克思主义革命观要中国化才能成为指导现实斗争的科学理论，毛泽东就是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中国化的先驱和典范，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广泛运用“革命”的本义和衍伸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巨大成就。

一、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发动民众”到“工农武装割据”革命话语的形成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开始也想以合法斗争的方式解决中国问题，但中国对外没有抵御外侮的能力，对内没有和平的环境和成熟的民主制度，而且还面临着异常强大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且他们不会自动放弃既得利益，因此，武装斗争是获得真正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必要途径。尤其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下，《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提出“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4]3，即通过学习苏俄的革命行动实现社会主义为中国开辟一条新生的道路。邓中夏在开展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必然会遭到反对势力的镇压，没有可靠的自卫武装，是不可能顺利推进农民运动的。对此，他建议在农村组织民团，在城市建立工人纠察队，“自造党军”，使兵士运动与国民运动并行不悖，这是党内最早提出重视革命武装斗争重要性的主张之一。

1923年，瞿秋白提出了要将和平的群众运动与流血的武装斗争相互为用，要争取工农的合法权益，没有武装斗争作为和平方式的后盾是难以想象的。他急切地指出中国共产党要组织和训练革命的军队，作为抵御英日帝国主义和直奉军阀的压迫和侵略的必要准备。恽代英是火热的工人运动的指导者，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发展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要革命则不能脱离武力战斗，要进行战斗就需要一支党指挥下的、具有充分作战能力的军队来承担。恽代英在黄埔军校工作期间，就已经指出军队政治工作的目的就是要使得革命武装与人民相结合，成为人民之武力，这是国民革命军成立的重要理论基础，对后来人民军队的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革命失败的惨痛现实，逼迫着中国共产党开始重新思考革命的前途和方向问题。当时，中国近代社会的沉疴顽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革命力量却遭受了重大损失。毛泽东深刻领悟到中国革命的迫切性，那就是只有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社会的“大规模改造”，因而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做表面文章，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5]17。从血泊中爬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认识到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瞿秋白在会上明确提出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直接联系起来，指出了今后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向。毛泽东也在这次会议上深刻阐发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思想，提醒党开展工作的主要精力放在民众运动上，而对军事运动关注不够，没有兵力的拥卫去暴动夺权，这在一个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议会可以利用的中国，实在是自欺的行为。我们以前曾经批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注重军事，实际上我们投入的精力更不够，今后要“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除此之外就没有中国革命。他认为农民土地问题是当前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因此应该先从农民武装入手，并准备在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率先发动秋收暴动并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都是将来以乡村为中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先声。

但这些正确的意见却被大革命失败后党内弥漫的“左”倾情绪淹没了，继之发动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仍然向敌人的中心城市发起进攻，最终自然也是相继宣告失败。此后，一些党的领导人开始反思是继续以城市斗争为中心，还是要重新尋找方向。一些中共中央领导人、部分省委领导干部还考虑到在发动农民暴动计划中创造一独立之局面，酝酿“农村割据”思想，但因与共产国际的指导意见不一致而并未受到重视。同时，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使得党内对农村武装斗争作用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等也支持“农村割据”的观点，“革命地域的建立和扩大”实际上也就是“农民割据”的前景。

中共六大后，党中央实际上加强了农村工作的领导，尤其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的部队踏上了井冈山，正式将“工农武装割据”由理论变成现实。在对当时几个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进行深刻总结的基础上，毛泽东连续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这些文章系统分析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下，半殖民地的中国被帝国主义肆意划分势力范围，破坏了原有国内军阀的利益格局，因此，势必又会引起国内军阀的分裂和战争，为红色政权的存在提供了生长空间。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革命所到之处产生的积极的影响仍然为我们保留了继续前进的火种，“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5]50，并在整体上推动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共产党的领导和相当力量的红军的存在等等，为红色政权区域的存在提供了政治保障，也决定了红色区域还会日益发展壮大，这些又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因此，根据地的建立，有计划地在根据地建立政权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坚持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群众紧密联系配合，为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在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以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波浪式向前扩大政权，“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正式形成，也标志着党成功探索到适合中国的革命道路，为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毛泽东对中国农民的革命性质和革命地位的发现和充分肯定，周恩来、朱德、瞿秋白、刘少奇等人对党和军队建设、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农村土地问题以及白区工作等方面都提出了正确的观点，这些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中国化的现实起点。

二、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总路线”“三大纲领”“三大法宝”“人民战争”丰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

大革命失败后的大约十年时间里，围绕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在思想界迅速蔓延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开始初步运用唯物主义相关理论剖析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客观上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概念的形成提供了若干实践上的依据和理论上的启迪。如参与其中的何干之就发文指出“革命主体”是工农民众，革命的前途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民主革命”[6]165。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恢复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军事的指挥权，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在党内获得确立，并最终获得了共产国际的承认，这为中国共产党在更为艰险的斗争环境中进行革命理论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要同时面临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危机，正如列宁所说，“革命是不能‘制造出来的，革命是从客观上（不以政党和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已经成熟了的历史危机和历史变革中发展起来的”[7]487，艰苦卓绝的革命环境逼迫着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保存和壮大实力，更要能够在逆境中完成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任务。为此，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论著，充分论证了在当前国情基础上开展武装斗争这一“主要斗争形式”的重要性。毛泽东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8]542，即没有资产阶级议会和其他和平的方式可以表达民众诉求，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也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只能通过武装解决所有问题。但是普通民众也不会自发地进行斗争，需要无产阶级领导和组织被压迫的群众起来反抗。因此，组织军队进行武装斗争，是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要明白的道理。大革命失败的另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在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没有处理好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说，国民党肆意破坏统一战线的行为，也为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理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思想在党内占据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对于各民主革命力量的存在没有给予充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很好执行。

1935年以后，“华北事变”加剧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危机，“左”倾关门主义受到批判，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被重新认识，发动千千万万普通民众加入到抵御外来侵略的革命洪流中，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成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出发点，因此，“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5]151

在正确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反蒋抗日”“逼蒋抗日”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革命年代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

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另一“法宝”。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暴露无遗，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只能由共产党来承担，“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什维克化”成为当时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9]468。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先锋队”性质，明确指出共产党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鲜明地凸显了共产党是民族和人民的领路者、指导人。但同时也面临着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成分的复杂性，党员文化水平普遍偏低，需要经过共产主义教育才是使其保持“布尔什维克”的关键。抗战时期，毛泽东针对人民军队内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改造，明确提出了从思想上整顿党的建设，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团结全党思想的一次卓有成效的生动实践。此外，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论联合政府》等文献提出要激发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就要发扬党内民主，形成积极活泼、能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要正确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在巩固全党团结统一的基础上，积极维护中央权威，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的不良习惯。毛泽东还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概括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并作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艰难而复杂的斗争实践中大多处于武器装备差、兵力薄弱和后勤补给紧张的状态，为了能获得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逐渐探索出一条“人民战争”的道路。那就是调动和发挥一切可以对敌斗争的力量，依靠全民武装去打倒反动势力，依靠人民的支持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战争动力，这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取得斗争胜利的必要条件。毛泽东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性质是决定人心向背的根本，为了人民的正义战争必然能激发人民团结一致的斗争热情，召唤数万万站起来的民众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不断壮大革命力量。人民战争首先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只有中国共产党代表了近代以来革命的前途和希望，才能使灾难深重的中国彻底摆脱压迫。其次，要建立行之有效的战争动员方式和组织形式，要让人民看到战争的最终目标，看到战争的正义性，这样才能结成最广泛的对敌统一战线，到处摆开歼敌战场，让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此外，毛泽东还在斗争组织形式方面创造性地发明了“三结合”：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与民兵、游擊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这三个结合充分体现了“人民战争”思想，为适应全民战和总体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次，积极发展人民战争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随时根据战争形势和战场状况调整作战方针，主要原则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此外，还有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把运动战、阵地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等等。尤其是丰富了武装斗争形式以外的斗争形式，例如政治斗争、文化斗争、经济斗争、外交斗争等的相互配合，这些都极大地丰富了人民战争的理论内涵。

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与“不断革命”或隐或显地渗透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条战线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不可调和，作为先进的无产阶级必然会反抗资产阶级并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被推翻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建立。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接受了这一学说，但基本上是照搬了苏联的做法而提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纲领。其后，中共二大提出的“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是党对建立未来政权的初步构想。在《答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问》中，毛泽东提出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实现“革命民众的统治”[10]19的思想，这些初步构想都是將无产阶级革命与建立新的国家政权联系起来。

大革命失败以后，俄国式的城市中心论已经被证明走不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转向农村和偏远地区寻找革命生机，并在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和苏维埃政权，这些红色政权既是革命的战略基地，又是未来新政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方面的雏形。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阐述了中国的革命对象和经验教训，第一次明确提出把“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制度”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随后不久，他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共七大政治报告、《将革命进行到底》、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逐渐清晰地设计未来国家政权的方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毛泽东以《论人民民主专政》为题对国体作了较为明确的解释。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是我们的主要纲领，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内涵与实质，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因，民主与专政的辩证统一关系、历史使命、政权组织形式等方面作出了论述，为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基本的政治条件。

马克思指出：“只有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政治的和哲学的革命也必然以社会革命为依归”[2]656，只有以社会革命为旨归的政治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成，党和人民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实现“革命”到“建设”的话语转换，要把革命时期枪林弹雨、跋山涉水的热情转移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来，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无产阶级的革命也必然会从夺取政权到建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来。而且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明确指出革命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11]1，那么在取得执政地位后“不断革命”便是革命的题中之义了。

1958年1月，毛泽东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过程中就反复提出革命类型分为政治战线、思想战线和技术战线各个方面，还特意强调不能顾此失彼，“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12]351这里的“不断革命”是要保持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不松懈，包含了思想变革和生产力变革的双重含义。1960年，毛泽东再次指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的“第二个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或者说经济革命”[13]216，是要在清除旧社会基础之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甚至是最根本的革命”[14]311。

可见，如果以新中国成立为分水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话语建构总体上呈现了“革命”与“建设”的话语转换。在第一阶段，以阶级斗争、暴烈运动为特征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根据地、革命的阶级与反革命的阶级、革命的联盟、革命的统一战线等等，这些不仅支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性质、动力等等具体内涵，而且使得“革命”成为第一阶段最具时代性的核心政治词汇。在第二阶段，“革命”一词的高频度出现往往并非是“暴烈运动”的本义，在很多场合可以看成是长期革命斗争形成的思维惯性影响，譬如毛泽东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15]274，将很多社会建设运动冠以“革命”一词，皆以此作为号召、团结和激发全国人民继续发挥革命年代的斗争精神。另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内，“革命”的任务也确实没有完成，例如肃清革命残余势力、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等。还有，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为了充分地总结、利用和借鉴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革命”被广泛被“转义”使用，如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一化三改”“不断革命”“技术革命”“和平赎买”等话语体系、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提出的“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的矛盾”等等，这也使得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烙上了浓烈的“革命意识”印痕。

当然，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虽然被称为“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但在新政权已经建立的现实背景下，“革命”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并非是前期“暴烈斗争”的意味了。“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治疗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创伤的信心;“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扫荡旧的剥削制度的目标，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表明了社会主义建设继承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向群众解释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在国家建设基础薄弱的情况下，离不开汇聚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创造力;“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主题等等。虽然后来出现了“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带有革命惯性的现象，但马克思主义革命话语体系逐渐向建设话语过渡是不可逆转的，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群众建设和巩固新政权的奋斗目标是矢志不移的。应当说，在建国后约三十年左右的政权建设和社会建设过程中，“建设”逐渐覆盖和替代“革命”，成为激励全国人民努力实现国家繁荣与富强信心的核心话语。

四、“革命”到“建设”话语的内在转换

儒家“革命”话语经过历代农民起义的演绎，其内涵基本上没有超越“均田免粮”的范围。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观上还是利用儒家学说来阐释革命纲领和主张，存在着历史局限性和缺乏真理性。“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不仅标志着中国革命找到了科学的指导思想，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致力于解决‘中国问题”[16]的开端。从建党到国民革命的推进，中国共产党基本以城市为中心，广泛发动工人运动进行斗争，并努力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虽然在工农运动中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绩，但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以及对革命的背叛，中国共产党又开始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斗争，并相继宣告失败。在此背景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重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从农民运动中发现了革命的伟大生机，提出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通过三湾改编、土地革命和其它一系列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活动的努力，毛泽东等人在井冈山开辟了不同于苏联革命经验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征程。在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同时，毛泽东不仅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还就中国革命产生的基本国情、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中国与苏联革命形势的异同、工农武装割据的可行性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阐述，重点指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这些理论教育和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使得党能够逐渐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