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影响“减负”成效的因素诸多，学生的自由发展始终面临着实践困境，各利益相关主体缺乏协同合作。因此，需要尊重“减负”的主体差异，家校协同合作，建立“减负”评估监督机制，实现学生主体发展。

【关键词】中小学生  课业负担  减负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20）03-0020-02

国家和政府以及教育工作者一直呼吁为中小学生减负，并且已经出台了50余部文件和通知等。社会上有关“减负”的话题讨论更是热度不减，但是作为“减负”受益主体的学生依旧是在学业负担的苦海中挣扎。教育“减负”的过程中，由于不同利益主体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使得这一博弈过程在某种动态的状态下进行，呈现非合作的博弈状态。[1]换言之，就是“减负”过程中的责任主体相互掣肘，缺乏协同合作。减轻学生课业负担是教育系统中的重要一环，事关教育质量能否有效提高，更需要学校、教师和家长等利益相关者能够协同合作，消除相悖作用，形成“减负”的合力。

一、尊重“减负”的主体差异

负担的产生是主体与负担物相互作用的结果，具有主观性与个体差异性，不能等同。[2]谈及“减负”，我们会考虑到教育相关部门、学校、教师、家长所采取的行为和措施等。但是，这些只是一种外部减负，并未涉及减负的实质，更未关注承受负担的主体本身——学生。我们谈“减负”要关注到不同群体的主体感受和差异，不能盲目地“一刀切”，而要增进学生对“减负”的理解，合理采纳学生的意见，定位“减负”对不同学生产生的意义和带来的变化，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方法进行“减负”。

首先，学生作为减负的中心对象，渴望减轻课业负担的激动之心已经被学校的“走走形式”磨灭。其次，就是教师作为教学任务的主要实施者也是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他们希望顺应新课程改革的潮流，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使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他们又囿于学校“狠抓升學质量和学校排名”的指导思想，只能将学生置于作业的“操练厂”之中。研究表明，学生负担过重在于“一些学校的教师深谙囚徒困境的博弈原理”，他们在实践中采取了“换汤不换药”的应对策略，[3]或者“在一些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调控政策模棱两可，使得教师在操作中依然故我”。[4]最后，就是忧心忡忡的家长们，他们口中不满学校过重的课业负担，心疼孩子学习“案牍之劳累”，但是怀着对孩子过高的期望，仍旧是不辞辛苦而忙不迭地送孩子进各种课外辅导班、考各种证书、参加各类兴趣班。有学者曾经把减轻课业负担的行动非常形象地概括为三句话：“上面很重视，下面很无奈，中间很无能”。[5]

二、学校做好理念引领，规范“减负”

学校作为实施“减负”的主要教育阵地，应该做好基础保障工作，将“减负”督导工作理应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和教学改革中。首先要端正办学理念，破除唯升学之上的狭隘观念。其次，将这一理念落实到教师的教学工作中，减少超越课程大纲的学科课业负担，开发综合素质培养的计划和项目，比如社会实践活动、志愿者服务、体育艺术活动、科技创新，让学生能够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或活动，引领教师改进教学工作，让每一个学生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高度，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成长。最后，学校应设立家长委员会，搭建家校沟通的平台，定期邀请家长参加学校的“减负”特色活动，帮助学生父母树立正确的成才观，转变家长对“减负”的偏见。

三、教师转变教学方式，科学“减负”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主要集中在教学“超标”（或超纲）、“超时”和“超量”三方面，如何来破解这一局面呢？“减负”不是要减少学校的教学内容，而是要提升教育教学效率，让学生能用更少的时间和更好的学习方式掌握更多的知识。关键就在于教师能否选择切合实际的教学策略、教学方法，实现有效的教学。例如，虽然课堂教学时间有限，但是可以利用好教育信息技术，实现个性化学习与指导。通过数据的采集与分析，了解学生的成长经历、知识基础、认知特点，从而进行个性化的学习指导和实时跟进，并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同时，教师还要转变固有的观念，从关注学习成绩本身转向关注学生学习，采用有效的教学评估和反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并针对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而不是一味地看重分数，拔高考试难度或布置课外作业来达到学习的目的。课堂或课后作业实际上是检验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以达到巩固知识和技能的目的，但是老师有时过度强调作业的量却忽略了作业的质，更没有考虑不同学生的学习情况。因此，在作业的布置上也要具有弹性，梯度化与多样化。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在掌握知识的前提下，可以与学生一起开发和创新作业形式，让学生能根据自己的学习实际情况和能力水平，自主选择作业的内容、数量和等级等。

四、家庭更新教育观念，理性“减负”

由于教育优质资源的不足和分配不均，加上中国学龄儿童众多，这就使得中国的家长被称为“中国式家长”，即在子女培养上几乎都面临着同一个困局：一方面希望孩子能有个快乐童年，另一方面又希望孩子一路升入重点中学、重点大学，能够在社会的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因此，在国家政策严令给学生减负的面前，家长依旧是奔波在各种培训班、兴趣班和竞赛中，为准备考上名校而心力交瘁，焦虑不已。家庭为孩子设计和规划的未来也许是不适合孩子的发展之路，不是他们内心真正所渴求的。因此，中国的家庭应该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学会倾听孩子的心声，扮演一个“指路人”，努力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特长，按照不同的途径成才。而不是孩子成才背后那只“操手”。

五、建立“减负”评估监督机制

“减负”政策的实施考核评估法则不够具体化，监督效力弱导致学生的“减负”长期没有成效，学校的“减负”工作存在形式化的嫌疑。因此，“减负”工作需要相关监督制度和评估系统的保障。监督制度的建立不应该局限于教育系统内部，而要创新督导形式，积极纳入家长、专家学者以及非盈利教育组织等社会力量进行监督和问责。此外，为了检验相关“减负”措施的效果，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优势，定期收集数据，开展科学的质量监测，全面了解课业负担的变化规律和影响因素，及时发现各个地区、各个学校在课业负担方面存在的问题，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课业负担监测制度并加以评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也提出：要建立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检测与报告制度，其作用主要在于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科学检测与研究。基于事实的时时跟进检测与研究制度不仅要针对课业负担情况，具体减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效果，而且更需要确定哪些方面课业负担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哪些方面还存在问题，保证减轻课业负担工作取得实效。已经有研究者采用应用统计学的方法，尝试建构课业负担检测预报模型，并提出了具体的操作方法。[6]

总之，教育是一个复杂且连续的育人过程，“减负”作为国家人才战略中的重要一步，位于教育的整体制度安排和发展规划的布局中，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减负”的主体各方应该明确的是“减负”并不是“无负”，本质上是一个“提质增效”的过程，需要剔除阻碍或束缚学生发展的因素，从而推动学生主体的自由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本玉.教育减负为何失效：基于博弈理论的视角[J].改革与开放，2017（13）：148-150.

[2]李阿芳.学校“减负增效”的实践困境及实施建议[J].教学与管理，2017（33）：47-50.

[3]文雪，扈中平.从博弈论的视角看“教育减负”[J].中国教育学刊，2007（1）：22-24.

[4]王贤文，熊川武.学生自主减负：减负提质的有效路径[J].中国教育学刊，2014（4）：34-37.

[5]山子.“过重课业负担”是概念，还是判断？——针对“过负”概念及其直接目的的探讨[J].基础教育，2014（2）：11-17.

[6]杨光，武帅，张君.课业负担监测预报模型建构研究[J].中国教育学刊，2014（11）：96-99.

作者简介：

王睿（1980年6月30日-），女，汉族，湖南新化人，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毕业于星海音乐学院，本科， 学士，研究方向：音乐教育、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