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汪 泽

(中共南昌市委党校，江西 南昌 330031)

《甲骨文合集》[1]五册11501片(图1) 是很有科学价值的一片刻辞 ，后经甲骨学者缀合，成《甲骨文合集补编》[2]2813片(图2)，意思表达得更完整，惜其仍有二字残缺，不可识。

图1 图2

现整理于下：

这不是卜辞，而是实时观测天象的记录，应入记事刻辞类。对这条刻辞说的什么不作深入细致解读，是不知究竟的。

第三个关键词是“大采”。

“大采”何义？《甲骨文合集》五册12814片正：

乙卯，卜殻，贞：今日王往于敦，之日大采，雨？王不往？

《甲骨文合集补编》3643片正也有大体相同的记载：

乙卯，卜殻，贞：今日王往【于敦】，之日大采，雨？王不【往】？

《甲骨文合集补编》3770片：

庚辰雾,大采雨?

甲骨文有“大采”的记载，也有“小采”的记载。《甲骨文合集》七册20397片：

壬戌，卜：雨？今日小采，允大雨，延伐瞿羊，日唯启？

“延伐瞿羊，日唯启”，等雨停，天放晴时再宰羊。四条卜辞结合起来看，“大采”“小采”应是一种仪式，因这种仪式在采集现场举行，大王还要像耤耕仪式那样亲自操作一番，不可能冒雨参加，故要卜天气好坏。采礼,本从采集为生活主要来源时代延续下来的风俗,当狩猎、农耕成为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后，采集业退居次要地位，但作为一种不忘大自然恩赐的纪念活动，还是延续下来了。为什么有大采、小采的分别，还值得我们继续探究。

回到“鹑火三月”这条刻辞上来。“采日”之上似缺“大”字，“大采日”与“大采”相应，言此日在“鹑火三月”，是一有异常天象的日子，值得一记。

有学者认为，“大采”“小采”为表一天早餐前、晚餐前的两个时间点。甲骨文有旦、中(午)、昃、昏(夕)四分的习惯表示法，更细的划分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也与“大采日”的前缀不相应，故不取。

四个大障碍扫除了，这段刻辞就能读懂了：

夏历二月(殷历三月)这一天,黄昏时分鹑火星出现在东边天际。行大采礼时，一团灾云从西北方向袭来,云与云碰撞,发出一声巨响。隆隆的雷声过后，暴雨倾盆。看来今年不会风调雨顺了。

电闪雷鸣，是暴雨的前兆，后面补出的话是灾云造成的必然结果。夏历二月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春分。当时尚没有二十四节气的划分，还只有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节。该刻辞点出三月(夏历二月)，不言而喻就是观测春分天象。

鸟星，或曰鹑火星，是东边天际黄昏时分出现的一颗最明亮的恒星，下面这条验辞没有点出月份，我们不可贸然判断是观测春分天象，但对理解前面这条刻辞有帮助，也引证如下：

乙巳，夕，有饮于西。(《甲骨文合集》五册11497片)

这是整板卜辞的验辞部分，前有卜辞、占辞。“鹑火星”称为“鸟星”，字形较前者简省。《尧典》也称其为“鸟”，所指为一物。以前学者将“卯鸟”连读[3]28，意会为杀鸟仪式。既然人祭仪式(伐，以戈砍头)都举行了，还来个杀鸟仪式，已无必要。施，陈设；卯，将牲肉析成几大块，放在鼎中烹煮。施、卯，都是祭的后续动作。前面的占辞已提到“有祟”，会出现虹霓(即“饮”)，末尾又验证虹霓在西边天际出现，记下的也是灾异，警醒当政之王要敬天礼祖，才能逢凶化吉，求得年岁的平安。

戊寅卜：贞有饮？

前卜阳日，后卜有饮，饮而为虹，不言自明。后世称“虹”，以虫状其象形，因为蛇也是虫。蛇蠕形动物，表皮也有七彩闪光，不谓不像，然并未沿袭殷民“饮于山涧”的传统认识，作了另类的解读。上面这段甲骨文就可以这样解读：

当天傍晩，有长虹现于西天。

一年四时是天气变化的节点，提示殷民农事安排作好新的准备。殷王在春分来临之际，要举行观天活动，敬天同时还要祭祖，这当然是在情理之中的。这条验辞有日期：乙巳；乙日祭乙祖，是殷代常例。因未记月份，只说鸟星出现，还不足以判断是春分之祭。不过，于我们理解四节在殷代的重要性还是有意义的。

我们再看看后来的史籍是如何记载的。关于鹑火星所在方位，《尧典》说：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

嵎夷，东海之滨；旸谷，观日出之所，有说是日之所居。司天官来到滨海之地，在晨光熹微之际，观测日出的方位和时间点；傍晚，昼夜均分的时刻，又观测鹑火星出现的方位和时间点，由此确定春分的准确时辰。依此说，鹑火星为东方之星是没有疑义的。四方风名甲片也有相似的记载：

东方曰析风，曰协。(《甲骨文合集》五册14294片)

《尧典》说“厥民析”，甲片说“析风”“协”，都是说春分到了，开始用耒翻松土地，经过一冬的休整，又要辛苦劳作了。这是可以互相印证的。

但是，《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却是另一种说法：

南宫朱鸟……柳为鸟注(喙)……七星，颈……张，素(嗉)……翼为羽翮……(括号中为《汉书》相异文字)

朱鸟即鹑火，鸟喙、颈、嗉、羽翮即鹑首、鹑火、鹑尾；所谓柳、七星、张、翼正是南宫朱雀七宿(东井、舆鬼、柳、星、张、翼、轸)中的四个星团。

《尧典》东方观鹑火，定春分日；南方观火星，定夏至日；西方观昴星，定秋分日；北方观虚星，定冬至日。四星配以四时，明明白白，都能从星次、星宿中找到依据，只是当时缺乏系统的记载(1)王力《中国古代文化常识》(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天文篇，罗列二十八宿次序依《汉书·律历志》，不与《尚书·尧典》《史记·天官书》东、南、西、北的次序同。，尚处于完善的过程中。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差异？弄错一个时区，就会有大幅度的偏移。历代的《尚书·尧典》注释文字，总想弥合两者的分歧，以致怀疑甲骨文四方风名记载是否有错讹。如何解开这个疙瘩，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古人一直以为恒星是不动的。人生不满百，一个天文学家终其一生，光凭肉眼，没有精密仪器校准，发现不了恒星的位置有什么变化。甲骨文记载的天文现象，经过一千多年，与司马迁观测的天文现象对比，还是不是一样呢？原来症结在这里！

恒星不是不动，而是动得很慢。都是实时观测，殷人沿袭夏人的观念，一直认定鹑火星在东方，没有发现有偏移；历史车轮转到了汉武帝时代，全面修订历法，认认真真重新实时实地观测，这就是《史记·天官书》记载鹑火星(朱雀)在南方的根由。这种偏移现象晋代虞喜已经发现，当时称之为“岁差”，发现太阳循黄道向西退行，每50年移动一度，虽精确度有待提高，然有了岁差概念，谜底也就揭开了。

不过，跨一个时区(十二月均分)，大约要2160年；跨一季，则有六千余年。从公元前104年往前推，跨一月，进到了夏初；跨一季，则在八千年前，进到了母系氏族公社时代[4]34。这就带来了一个疑问：从汉武帝年间至盘庚迁殷才一千二三百年，偏移还不到一个时区，如何有了东、南之别呢？这确实是个问题。

东，有正东，还有偏东；南，也有正南，还有偏南。两个相邻的方位，容易出现模糊的判断。也许殷时已经偏南了，因为传统上一直认为鹑火在东方，实时观测也就沿袭不改了。而汉武时期天文学已有很大的进步，发觉传统记载已严重脱离实际，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所以作了纠正。反正有了差异，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弄清了这条刻辞的原委，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以确切的事实证实殷代已有对春分的实时观测，与四方风名的记载互相印证，见证了殷人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第二，告诫我们对晚出的史籍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如果盲目地以《史记》《汉书》去订正甲骨四方风名及《尚书·尧典》的记载，就会凿枘不入，违背基本的历史事实(2)《尚书正义》言：“日中，谓春分之日；鸟，南方朱鸟七宿。”依《史记》《汉书》，将东方改为南方。张道勤《尚书直解》在注释“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时写道：“星鸟在天方位，指日落星明时，恰置南方天幕之正中”；称“日永星火”之“星火”为鹑火，“昏后日落见时火星居南方天幕的正中确定中夏时刻”；称“星虚”“指北方玄武七宿中的虚星”；称“星昴”为“西方白虎七宿中的昴星”。这种释义勉强牵合《尧典》与《史记》《汉书》之间的岁差，造成混乱。现代注释普遍采取这种模式。笔者有家藏1879年刊刻的《五经备旨》，其中《尧典》眉批：“尧典中星月令不同者，天道三十年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这条批注证明康熙年间(此刻本有康熙御案)学者已运用岁差知识解释《尧典》记载不与《史记》《汉书》同的原因，只是未精确测定变之速率罢了。。

第三，“鹑火三月”的记载不是孤立的一例，由此对甲骨文其他天文现象的记载，如日月蚀、彗星等，增强了信任度，不只为古天文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证资料，而且也为殷代年代学的研究提供一批可靠的支撑点。

第四，从鹑火星由东向南偏移现象的记载,可以倒推古代中国观察天象指导农业生产已有六至八千年的历史。天文现象是最准确的年代坐标，古代中国在六千年以前进入农耕社会，已经不是传说，而得到天文年代学的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