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开剑，孙 慧

(新疆创新管理研究中心/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6)

我国目前处于“三期”（增长速度换档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叠加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解决当前经济发展中许多矛盾的有效措施，坚持科研成果转化和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已成为改革成功的关键。在影响企业的外部网络中，政府机构的政策影响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因此政府机构在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进程中的影响是具有指导作用的。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为新能源产业提供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等优惠政策，以鼓励创新和发展，我国也不例外，各级政府采取了大量的补贴措施以支持新能源企业的发展，企业产品的推广和应用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其市场份额仍很不足，创新能力也有限，甚至出现个别获得补贴的新能源企业产生社会负面影响的情况，因此，人们质疑政府对新能源企业的大量补贴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企业高管团队的创新意识在企业的研发投入和创新绩效中是否起到了桥梁作用？以及政府补助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的创新绩效的作用是否有差异？针对上述一系列问题，本文以我国新能源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学术上研究和解释这些问题，以期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参考。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政府补助与创新绩效

市场失灵理论认为，研发活动具有溢出效应和外部性，这将导致企业社会收益远远大于研发收益，而研发活动的公共产品特性会进一步加剧这种趋势。研发活动具有风险大、周期长与不可逆等特点，从而抑制企业创新的积极性。政府补助作为调节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为企业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促进企业提高创新动力。根据资源基础观，政府补助不仅可以通过政府资源的流入来弥补企业本身创新资源的短缺，还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见的现金流来缓解研发活动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资金约束，提升企业的研发效率。信号传递理论阐释，政府通过对某个行业大规模的补助，向外界传递出政府对某个行业认可的信号，极大地缓解了企业与投资方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局面，促进以银行和风投企业为主的投资方的资金流入。

Hu［1］通过对我国高科技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政府补助力度越大，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越显著。刘怡芳等［2］利用我国31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能正向推动企业创新绩效，且政府补助水平越高，促进效果越明显。王维等［3］采用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的微观数据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尤其对高成长性企业绩效的影响更加显著。刘传宇等［4］以2007—2013年我国新能源行业的数据为样本，把政府补助分成科技研发补助和非科技研发补助两大类，研究表明前者更有助于风电企业绩效的提升。孙慧等［5］通过对2010—2015年我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研发投入两者均能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然而政府补助的促进效果要优于研发投入的促进效果。曹阳等［6］以生物医药行业为样本研究发现，连续性的政府补助更能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提升，政府补助规模越大，企业的创新绩效越显著。武咸云等［7］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样本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具有滞后性。在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然而也有一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不具有线性显著关系，其中，李爽［8］以我国新能源企业为样本研究发现，由于企业目前的创新技术水平低从而影响了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作用的发挥。

本文认为随着我国政府加强对新能源行业的培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稳步提升，研发水平和研发效率也得到了质的发展，政府补贴更加高效地转化成企业创新产出；而政府直接补贴和税费返还是政府补贴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会起到相同的作用效果。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政府直接补助对新能源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H1b：政府税费返还对新能源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1.2 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

关于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学术界已有深入研究，但结论还没有完全统一。大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助对企业的研发费用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如，Hamberg［9］通过对美国1966年8个行业的405家微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助能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结论在其中6个行业中得到验证，并根据补贴形式的不同将政府补助细分为政府直接补助和税收优惠两种方式，分别研究这两者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效果，最后研究发现两者均能正向促进企业的研发支出；部分学者通过不同的研究样本实证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即政府补助明显促进企业的研发活动，并且对企业的研发产出和研发效率提高效果显著［10-12］。此外，郑春美等［13］通过把我国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按规模分成大、中、小型3类，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政府财政激励对大型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不显著，对其他两种类型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费用支出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少数学者研究认为政府补助的效果并没有达到预期，反而起到了相反效果，即政府补助显著抑制了企业的研发投入，如张辉等［14］运用门槛回归方法研究了政府补助和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认为政府补助超过一定范围后会使企业将补助挪为他用，造成资金浪费。

本文认为随着我国政府对新能源行业的加大扶植，新能源行业已经初具规模，企业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研发活动的必要性，政府直接补助和税费返还作为政府补助的重要组成要素，是企业获得外部研发支持资金的重要渠道，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相同的效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政府直接补助对新能源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H2b：政府税费返还对新能源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1.3 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企业研发费用支出和研发人员投入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了财政和智力支持，是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在开展创新活动时，投入研发资金以改善研发活动所需的配套软硬件设施；同时还投资于高素质的研发人员以实现企业的知识积累和成就创造。臧志彭［15］以我国161家文化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和文化上市公司创新绩效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丘东等［16］从中介效应角度实证分析了企业研发支出在政府研发补助与地区创新绩效之间的桥梁作用。黄世政［17］以珠三角制造业为例，实证分析了技术创新能力对创新资源与企业绩效关系的中介效应。

政府补贴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激情，通过企业研发投入的内部因素传递，最终起到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的作用。作为研发投入资金来源的一部分，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共同推动了企业创新绩效提升。可以看出，政府补贴将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支出来实现新技术的研发，从而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作用。

1.4 高管团队创新意识的中介效应

根据高阶梯队理论，企业高管团队的创新意识和价值观等特点会影响高管对企业的战略决策行为，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企业通过在技术、人力和物力等方面的一系列投入产生一定的财务收益或价值上的获取，然而企业的经营发展主要是由高管团队进行决策和控制的，那么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显而易见不是直接影响的，其中存在一个中介变量——企业研发投入。罗红霞等［18］以983家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探究了投资效率、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投资效率在高管个人特征和企业绩效之间充当中介作用。人类行为学阐释，人的行为是由意识决定的。本文认为企业高管不同的创新意识将导致他们在决策时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支持力度也不同，从而影响新能源企业的创新绩效。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在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1.5 企业成长性在政府补助与企业研发费用和创新绩效之间的调节作用

生命周期理论阐释，位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企业内部在战略方向、资源配置和不同发展机会的选择上都会有显著差异，股东与高管之间的代理问题、研发投入的配置问题和创新能力的转化问题都会差异显著，这些因素最后都会影响政府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其中，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更加注重提升市场占有率，然而企业内部留存的资金难以支持企业的扩张，企业往往需要依靠外部融资来解决内部资金不足的问题，而政府补助的那一部分资金很可能会被企业用来进行市场开拓，因此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具有稳定的现金流，创新技术和创新效率最高，企业此时会选择巩固已经取得的市场地位，研发投入会比较分散。由于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前景比较稳定，因此政府的支持力度较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来说也会加大。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加注重企业的形象和稳定，和政府的联系也越加密切，同时政府也更加了解企业的需求，对企业的内部干预将更加有效，进而会导致企业的创新产出更加高效。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市场占有率快速下滑，创新积极性衰退，此时企业的研发投入较少，创新效率也处于较低水平，政府对企业的创新能力也会持怀疑态度，基于以上因素，导致企业的创新行为处于停滞状态。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5a：政府补助对处于成熟期新能源上市公司的创新绩效的作用效果更优于成长期和衰退期。

H5b：政府补助对处于成熟期新能源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的作用效果更优于成长期和衰退期。

根据以上研究假设，构建出本文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本文研究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沪深A股2013—2017年新能源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来源于万得资讯（Wind）数据库、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网站。按照Wind客户端与新浪财经网站对上市公司概念板块的划分标准，本文选取氢燃料、太阳能、生物质能、燃料电池、锂电池、新能源汽车、页岩气、风能、地热能、核电、绿色节能照明、核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新能源、充电桩共计15个与新能源相关的板块作为样本来源，同时剔除2013年以后上市的企业和数据缺失的企业，最终选取265家上市公司（以下简称样本企业）。

2.2 变量选取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创新绩效作为被解释变量，参考邹双等［19］的做法，以企业专利数量作为创新绩效的代理变量，包括企业年度获得专利总量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类专利数量。

2.2.2 解释变量

（1）研发投入。国际经济合作组织在2012年出于对各种测量指标的获得性和可靠性的考虑，把研发费用作为研发投入唯一衡量的指标。本文采用研发费用总量的对数来衡量研发投入。

（2）高管团队创新意识。本文基于Chen等［20］的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来量化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并借鉴黄珊珊等［21］的做法，选取了代表企业高管团队创新意识的关键词，统计他们在企业年报中出现的次数。

（3）政府补助。为区分不同的政府补助方式，本文主要采用政府直接补助、政府税费返还这两个指标。

2.2.3 调节变量

本文选取企业生命周期作为调节变量。在我国的经济环境中，特别是对上市公司群体，股利支付迟滞性、公司创立年限并不能被客观而真实地进行度量，而现金流组合法则充分表现出上市公司所处各阶段的经营、筹资和投资活动的资金分布情况，因此，本文借鉴曹裕等［22］的研究，选择现金流组合法作为企业生命周期的评判标准。如表1所示，“+”表示现金流净额大于0，“-”表示现金流净额小于0，同时在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中可能同时存在多种“+”“-”情况，本文采取观察企业当年现金流量表中经营现金流净额、投资现金流净额和筹资现金流净额的数据，按这些指标同时出现的特征进行分类。

表1 样本企业不同生命周期的现金流特征组合

2.2.4 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因素会对因变量产生影响，本文在参考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选取了净资产收益率、资产负债率、企业规模、销售净利率等作为控制变量。

本研究的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所示。

表2 研究变量的定义与测度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分析

表3展示了样本企业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其中，新能源行业专利总量的标准差为408.30，说明不同企业间的专利数量差异明显，可能是由于不同企业间的创新能力和研发效率不同导致的；政府直接补助和政府税费返还的标准误分别是1.62和2.06，说明政府补助在新能源行业间分布比较均匀，具有普惠的特点；高管团队创新意识的最小值是32.00、最大值是970.00，而标准差是99.03，说明不同企业中高管团队对研发的重视程度有显著差异；资产收益率的均值仅为2.19，且最小值为-1 687.00，说明研发的周期长和高风险性导致企业短期效益受损；企业成长性最小值为-66.78、最大值为1 128.00，说明有一小部分企业可能由于新产品未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从而导致销售收入没有达到预期。

表3 样本企业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3.2 相关性分析

通过表4各主要变量Person相关系数检验可知，企业专利总量、政府补助、研发投入和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度等主要变量之间都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并且各变量之间相关系数较低，基本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干扰。

表4 样本企业各变量的Pe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

3.3 回归结果分析

3.3.1 政府不同补助方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因为企业的专利数是离散型变量，具有独立非负整数的特点，不符合最小二乘法(OLS)的变量连续性分布假设，更适合泊松分布模型，然而根据表3可知，企业专利总量的均值和方差之间差异明显，存在过度分散的问题，因此本文借鉴张元钊［23］的研究，决定采用面板数据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如表5所示，通过模型1至模型4可知，政府直接补助对企业专利总量和3类专利数量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1%的水平下显著，政府税费返还在1%的显著水平下对企业当年专利产出量正相关，因此假设H1a和H1b得到验证。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创新绩效对研发资金的强依赖性造成的，直接补助和税费返还作为政府扶持新能源行业的重要手段，为企业的研发活动带来了巨大的现金流，降低了企业研发失败的风险，激发了企业的创新热情。

表5 政府补助对样本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回归结果

3.3.2 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效应

通过已有研究发现，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可能存在着中介作用，然而这种中介效用在不同的行业中会存在显著差异。张世娟［24］基于我国制药行业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在政府补助和企业创新产出中间起到部分中介效应。对新能源行业来说，企业创新要求质量和效率皆高，研发投入作为企业创新活动的必要投入要素，对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企业的研发投入必不可少，但由于研发活动需求资金大、周期长且成功率低等因素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而政府补助通过向企业提供资金缓解了企业对创新风险的顾虑，因此本文借鉴温忠麟等［25］提出的中介验证模型，探究研发投入是否对政府补助和企业创新产出产生中介效应。如表6所示，由模型1至模型3可知，政府直接补助和税费返还在1%的水平下显著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说明政府补助对企业的研发投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假设H2a和假设H2b得到验证。其中，政府直接补助的系数是0.288，政府税费返还的系数是0.121，说明政府的直接补助比税费返还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更加有效。由模型4可知，政府直接补助的相关系数为0.409并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正相关，说明政府直接补助能显著正向影响新能源企业的创新绩效；由模型5可知，政府补助的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但其系数0.227比模型4中的系数0.409下降较大，说明企业的研发费用在其中存在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因此，假设H3得到验证。可能是因为目前政府补助在新能源行业存在普惠式，这种补助模式很容易造成企业的研发积极性不高和政府补助的利用效率低下，形成政府补助和企业创新产出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

表6 样本企业研发投入对政府补助和企业创新绩效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6 （续）

3.3.3 高管团队创新意识的中介效应

如表7所示，模型1显示，政府直接补助在1%的水平下与研发投入显著正相关；模型2显示，政府直接补助与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在1%的水平下显著且正相关，可能是因为政府对企业的补助力度越大，越能让企业高管尝到进行研发活动的甜头，更容易激发企业高管团队的创新意识；从模型3可知，研发投入与政府直接补助和高管团队创新意识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关系；模型4至模型6报告了政府税费返还的回归结果，与政府直接补助下的情形一致。综合模型1至模型6可以得出结论：假设H4得到验证。

表7 样本企业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对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3.3.4 企业生命周期的调节作用

如表8所示，模型1至模型4的回归结果都表明，政府的直接补助和税费返还在企业不同的生命周期都在1%的水平下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政府直接补助在企业的成熟期效率最优、在企业的衰退期效率最差，政府税费返还在企业的衰退期效率最优、在企业的成长期效率最差；模型5至模型8的回归结果表明，政府直接补助在企业衰退期阶段对研发活动的影响最有效、在成长期次之、在成熟期最差，合理的解释是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由于资金约束，更加珍惜政府直接补助的资金用于研发活动以期望能转型升级，处于成熟期的企业研发资金比较稳定，政府补助资金的作用就不特别显著了；政府税费返还在企业成长期阶段对研发活动的影响最有效、在成熟期次之、在衰退期不显著，合理的解释是成长期的企业为了开拓市场、增加市场占有率，会将政府税费返还的资金用于研发活动，开展研发活动热情高，但由于税费返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因此政府税费返还的作用就不明显了。

表8 样本企业生命周期对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调节作用的检验结果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本文采用泊松回归方法对样本企业的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结果均与上文结论基本一致，政府的直接补助和税费返还依然在1%的显著水平上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企业研发投入也和企业创新绩效在1%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表9 样本企业的变量稳健性检验结果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利用2013—2017年我国新能源行业的265家企业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了政府补助、研发投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创新意识在政府补助与研发投入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研发投入在高管团队创新意识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部分中介效用，验证了政府补助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内部途径是：政府补助——高管团队创新意识——研发费用——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不同形式的政府补助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的调节作用有显著差异，其中，在对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上，政府直接补助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效率最优、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效率最差，政府税费返还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效率最优、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效率最差；在对研发投入的调节上，政府直接补助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最有效、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影响次之、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影响最差，政府税费返还对处于成长期的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最有效、对处于成熟期的企业影响次之、对处于衰退期的企业影响不显著。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相关对策建议如下：

（1）政府方面。一是取消普惠式政府直接补助政策，完善政府补助的监督机制。政府委托具有权威性的第三方机构对企业所处生命周期进行评估，在政府补助的审核中加入企业成长性这一关键因素，此举有利于在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中识别出“僵尸企业”，提高政府资金的使用效率。二是保留政府税费返还政策，促进产业转型。考虑到我国新能源行业技术壁垒较高，税费返还作为政府补助的一个重要手段，是处于衰退期企业获得外部资金开展研发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在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是最优的；而且税费返还还可以帮助处于衰退期企业加快产业转型、走出低谷。三是加强对政府补助资金的监督。对政府补助发放采取专款专用的模式，不定期地检查企业使用政府补助资金情况，对挪用政府补助资金的行为采取“一把手”追责制。

（2）企业方面。一是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研发资金的投入。考虑到创新对研发资金的强依赖性，企业在获取政府补助资金的同时也要加大企业自身研发资金的投入来促进企业的创新产出。二是加强对企业高管团队的创新教育，定期组织高管团队进行创新学习，提高高管团队的创新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