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旭光，翟文志，李 悦，郭凌云

（河北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401）

1 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分工模式由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进行转变［1］，分工模式的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参与全球价值网络活动提供了机遇，同时在瀑布效应的作用下也逐渐将其锁定于价值网络的低端环节［2］。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修正实体经济产业空心化问题［3］，加速推进全球价值网络新格局。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后发企业开始尝试在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和组织重构过程中发挥作用［4］。价值网络新格局下的网络特征对后发企业从追赶到超越追赶，甚至走到创新前沿有何影响［5］，是当前管理实践面临的重要问题。

已有研究中，学者关注了全球价值网络中后发企业成长问题，提出通过价值网络重构实现升级的路径［6-7］。而对如何实现价值关系网络重构却仍存在研究空间。全球价值网络新格局下，后发企业由于所在网络的网络密度存在差异，其价值网络重构路径也会有所不同。李克强总理在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上提出了“互联网+”的概念，伴随互联网及其相关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最大的信息载体［8］，信息技术的进步为企业间信息有效共享铺平了道路［9］。

鉴于此，本研究从价值网络结构特征网络密度出发，引入“互联网+”背景下的信息共享，探索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具体路径，研究结果以期为处于价值网络低端环节的我国后发企业实现结构跃迁和价值网络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2 研究假设与模型构建

2.1 研究假设

2.1.1 网络密度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网络密度是网络中所有成员之间的实际联系数量与所有可能存在联系数量的比率［10］，该比率越高，表示网络密度越大。网络密度描绘的是网络成员之间的深度和广度。网络密度越大，说明网络中企业之间的联结程度越深，企业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价值网络中合作构建了企业之间的价值创造关系［11］。企业可通过网络拓展和价值提升其在所处价值网络中完成从网络下游到上游的结构跃迁，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即处于网络密度较高的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借助于企业间密切联系和深度合作所创造的价值，可以重构价值网络。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正向影响。

2.1.2 网络密度与信息共享

信息共享是指企业处理存在于企业内部和其分销网络之间的无形信息，并通过构建有形网络在企业内部及其外部网络成员之间进行沟通交换［12］。在价值网络中，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从网络结构的视角，网络节点之间的交流越紧密，信息扭曲的可能性越小，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可能性越大，信息流转效果越好，而且频繁的交流有利于伙伴间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信任关系可以促进信息共享［13］。第二，从内部机制的视角，高密度的网络通常意味着企业之间已经形成了信息传递的有效规范和机制，这种规范与机制的构建为企业之间进行广泛、高效的信息交流提供了平台［14］。密度较高的网络能够增强企业之间的信任水平，推动建立高效的信息共享平台，促进网络成员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具有正向影响。

2.1.3 信息共享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Prajogo等［15］将信息共享水平分为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交流水平，信息技术是指为了有效管理和处理信息而采用的各类技术的总称，信息交流是对上下游企业间信息共享的频率、数量和质量的衡量。张群洪等［16］提出信息技术的采用会增加节点企业间的相互信任程度和合作关系深度，从而进一步加强关系治理的程度。而优化信息交流渠道，能够促进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实现，有利于相互之间的有效合作［17］。高水平的信息共享可以加快企业间的信息流通速度和捕获效率，改善价值网络整体的运营。信息技术进步推动了企业间信息整合，提升网络结构层面的信息交流水平，提高信息传递的质量，确保信息共享的及时性和可用性。价值网络中信息共享水平越高，企业获取关键信息资源的速度和效率越高，后发企业可通过对关键信息的获取和使用来创造价值，进行价值网络中的资源整合，进而实现企业的价值网络重构。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信息共享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正向影响。

2.1.4 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

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离不开信息共享的参与。信息共享是指在特定交易过程或合作过程中，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交流与传递［18］。从组织的层次上，可以将企业间的信息共享分为作业信息层、管理信息层和战略信息层3个层级［19］。嵌入较高网络密度的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在管理层和战略层的信息共享作用下，能够更有效率地捕获所需关键信息，并据此提升企业核心能力，尝试突破“微笑曲线”低端锁定，加速价值网络结构重构。价值网络密度越大，信息共享发挥的效用水平越高，后发企业获取的所需关键资源效率越高，有利于推动后发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实现。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a：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H4b：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2.1.5 资源获取的调节作用

虽然信息共享可以影响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但由于信息共享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所获得的信息较冗杂，质量难以明确衡量，其作用效果存在不确定性。企业能否从共享信息中获得所需的关键资源、实现可用性，即这些资源能否被企业获得并创造价值，得益于资源获取的作用。资源获取在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调节信息共享和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关系。概言之，在价值网络中，网络密度反映价值网络基本特征，信息共享存在一定风险与机会成本，资源获取水平较高的企业能够更好地发挥信息共享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提升作用。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H5：资源获取调节网络密度通过信息共享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中介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网络密度、信息共享、资源获取和结构重构间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图1 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影响的概念模型

3 实证检验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从全球价值网络特征出发，探讨网络密度对后发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影响机理，研究对象为嵌入全球价值网络的后发企业，问卷发放选择的后发企业均来自制造业，且参与全球价值网络活动。

基于以上样本选择原则，本文实证研究采用向企业各层管理人员发放电子调查问卷的方法进行数据收集。通过问卷星平台共发出问卷432份，调查回收有效样本328份，有效回收率为75.93%。样本的详细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特征

3.2 研究工具和信效度检验

（1）网络密度。本研究侧重探讨网络中企业之间关系的深度。在Kersi等［20］学者已有研究基础上设计网络密度的测度量表，用特许经营者之间的联系紧密性、互动频率、关系密切度、通信频率、讨论次数以及凝聚力测度网络密度。经检验Alpha 信度系数为0.743，KMO值为0.814。

（2）信息共享。信息共享水平包括信息技术水平和信息交流水平。结合Zhi等［21］学者对信息共享的已有研究，选用机会和风险告知、战略共享、竞争能力和技术改革信息对信息共享进行度量。经检验Alpha 信度系数为0.703，KMO值为0.742。

（3）资源获取。参照Xu等人［22］的研究，从先进技术、财政资源、管理专业知识、人力资本和关键信息的获取这5个维度度量资源获取。经检验Alpha 信度系数为0.709，KMO值为0.764。

（4）结构重构。参照王海花等人［23］的研究，选取关键联系人确定、结构自主性以及知识链重构对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进行度量。经检验 Alpha信度系数为0.769，KMO值为0.778。

由此可知，本研究涉及变量网络密度、信息共享、资源获取和结构重构所选量表符合信效度要求。

4 研究结果

4.1 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以结构重构为因变量，以网络密度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运用层级回归进行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温忠麟等［24］的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验证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将网络密度、信息共享和结构重构均进行中心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回归模型：模型1将自变量网络密度引入回归模型；模型2检验自变量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的影响；模型3检验自变量网络密度与中介变量信息共享对因变量结构重构的影响。模型1至模型3分别分析自变量网络密度和中介变量信息共享对因变量结构重构的影响，3个回归模型整体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F1=26.128，P1＜0.001；F2=40.330，P2＜0.001；F3=20.078，P3＜0.001）。 如 表 2 所 示，模型1中自变量网络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253，P ＜0.001，表明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1成立；模型2中自变量网络密度对因变量信息共享的回归系数为0.285，P ＜0.001，表明网络密度对信息共享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2成立；模型3中信息共享中介变量对因变量价值网络重构的回归系数为0.217，P ＜0.001，表明信息共享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有显著正向影响，假设H3成立，此外，自变量网络密度的回归系数为0.191，P ＜0.001，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是显著的，但回归系数有所下降（0.191＜0.253)，说明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和价值网络结构重构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H4a成立。

表2 样本信息共享的中介作用回归结果

4.2 信息共享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文以结构重构为因变量、网络密度为自变量、信息共享为中介变量、资源获取为调节变量，依据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信息共享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检验［25］。首先检验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再检验资源获取的调节效应。模型4首先进行结构重构对网络密度和资源获取的回归；在系数显著的前提下，模型5分析信息共享对网络密度和资源获取的回归；在系数显著的前提下，模型6分析结构重构对网络密度、资源获取和信息共享的回归；模型7进而分析结构重构对网络密度、资源获取、信息共享和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的回归。如表3所示，模型6中信息共享中介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可以说明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显著；模型7中交互项资源获取×信息共享的回归系数为0.227，P＜0.05，是显著的。因此，检验结果为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通过调节变量资源获取发挥作用，即假设H5成立。

表3 样本信息共享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5 结论和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在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筛选和设计变量测度量表，向参与全球价值网络活动的后发企业发放电子问卷，共获得328份有效问卷，采用信度检验、效度检验和回归分析等进行统计分析，检验变量间的直接作用关系、调节作用关系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关系，得到网络密度对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影响的如下结论：

（1）网络密度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具有显著正向作用。网络密度越大，企业间联系的频率和强度越高，可以加速网络内部信息和资源的转移与流动，促进网络中资源的调动、整合与管理，并有效地转化成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基础。即在高密度的价值网络中，后发企业通过信息共享可以捕获关键信息，加之资源获取的推动，后发企业可据此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2）信息共享在网络密度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信息共享将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与先进知识衔接起来，有助于后发企业技术与产品创新，提高核心竞争能力，实现后发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即网络密度通过信息共享传导机制对价值网络结构重构产生正向影响。

（3）资源获取调节网络密度通过信息共享影响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中介效应。价值网络中网络密度越高，后发企业得益于信息共享效果更容易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资源获取为信息共享基础上的价值网络结构变革提供了驱动力。即在资源获取和信息共享的共同作用下，后发企业可以更有效地获取并充分利用价值网络中的资源，将其转化为核心能力，进而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

5.2 结论讨论

（1）网络密度是影响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的结构特征因素。较高水平的网络密度现实反映为价值网络紧密联结、深度合作的结构特征。紧密联结的价值网络为后发企业与价值网络中其他企业合作提供基础，有助于其提高联结质量、拓展联结深度，推动价值网络结构重构，实现价值再分配。即处于网络密度较高的价值网络中的后发企业，拥有更多沟通合作契机，为其摆脱价值链被俘获的处境、掌握价值网络结构优化的主导权提供结构平台。在管理实践中，后发企业需关注所在价值网络的结构特征，可以通过拓展合作广度、增加联系频率等方式调整价值网络密度水平，从而获取市场信息、整合外部资源，提高自身能力，实现向高附加价值环节移动。

（2）信息共享是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的具体实现路径。在较高水平网络密度的价值网络中，有效的信息共享有助于后发企业更有效率地接触高质量的关键信息。在考虑结构特征的前提下，信息共享为后发企业走出瀑布效应、实现价值网络结构优化提供了具体路径。因此，在加强与所在价值网络中企业互动频率和联结深度的前提下，后发企业在向价值网络高附加值环节攀升过程中需以信息共享为导向。

（3）资源获取影响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最终效果。资源获取为后发企业将关键信息转化为核心能力，进而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提供了转化途径。较高密度的价值网络结构特征和信息共享的价值网络环境，意味着关键信息在价值网络中具有开放性，资源获取水平就决定了资源转化效果，也就影响着后发企业价值网络重构的成效。鉴于此，后发企业在实现价值网络结构重构过程中，要加强自身资源获取能力的培养，才能充分利用所处网络结构特征和信息环境，整合价值网络的竞争性资源，提升核心能力，实现价值网络结构升级。

5.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第一，除信息共享外，还有其他的变量可能在网络密度作用于结构重构过程发挥作用，如内部沟通、伙伴知识等，本文暂未对这些变量进行检验，未来可考虑将这些变量纳入研究范畴。第二，网络密度与企业价值网络结构重构的关系不仅仅是单向影响作用，网络结构重构也会反作用于价值网络结构特征，有必要解析后发企业实现价值网络重构后的网络特征，从而全面认识价值网络结构演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