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旦加布

(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一、引言

位于日本大阪府吹田市的“国立民族学博物馆”被誉为“世界一流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心”。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正式成立于1977年，馆内设有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地域文化学专业和比较文化学专业。2017年11月7日，博物馆迎来了开馆40周年纪念日。当天，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在内的世界各大学术机构和民间团体、博物馆等纷纷发来贺电。2012年10月，笔者作为一名中国籍留学生有幸来到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综合研究大学院大学进行深造。在5年多的博士课程期间除了学习理论知识，还协助导师参与了该馆中国少数民族(主要是涉藏)资料的搜集与陈列工作，并多次进入收藏库进行标本资料的鉴别及整理，受益匪浅。

二、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建馆历程及机构体系

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简称“民博”，筹建于1974年，位于大阪府吹田市万博公园内，是在1970年日本举办世界博览会的旧址上修建而成的。1977年，第一期工程的展厅顺利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此时正值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期。在此之前，1935年“日本民族学会”(后更名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成立之初就有过建立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构想。正式筹建民博的两位奠基人分别是日本金融界人士涩泽敬三(1896—1963年)和民族学者梅棹忠夫(1920—2010年)。

涩泽敬三担任过日本政府大藏大臣，年轻时热衷于柳田国男等人提倡的民俗学，对一般民众的生活饶有兴趣，他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开始收集日本各地的玩具和生活用具等物质民俗资料，并将之分类整理放置在自己家的阁楼里，后来被称之为“阁楼博物馆”。1937年，涩泽敬三把阁楼博物馆所藏的2万多件藏品悉数捐给了日本民族学会，同时向日本文部科学省(教育部)提出建立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建议，并在生前决定将日本民族学学会附属博物馆的资料移交文部省史料馆，约定将来把这些资料赠予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涩泽敬三以毕生心血收集整理的民族学资料最终成为日本最大的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博物馆母体，因此，他被后世尊称为“日本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养育之父”。

梅棹忠夫是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的首任馆长，同时也是日本著名的民族学·人类学家。日本世界博览会举办以后，以梅棹忠夫和泉靖一为首的一大批民族学·人类学者聚集起来，向政府提议，希望在大阪世博会主题馆的基础上建立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展示世界各民族工艺和生活用具。在获得日本政府批准之后，日本民族学·人类学者开始奔赴世界各地收集民族资料。梅棹忠夫本人亦数次参与国内外重要的人类学调查，并以个人名义向民博捐赠了2万多册图书资料，为民博的开馆提供了雄厚的资料基础，这些资料目前存放在民族学博物馆的“梅棹忠夫资料室”“梅棹忠夫文库”和“梅棹忠夫民族学档案资料库”中。

民博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物馆和培养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相关专业的研究生院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功能，也是目前日本及亚洲乃至世界规模最大的民族学博物馆。从它的收藏品及陈列品来看，其科研活动的阵容可以比得上英国的大英博物馆和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目前该馆收集的标本资料超过345000件，也称之为20世纪后期建成的民族志资料中规模空前的民族学博物馆[1]。该馆于2004年4月成为文部科学省指定的“大学共同利用机关法人”之一，它的最重要的研究活动之一就是共同研究，也就是说民博的专职研究人员可同馆外的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合作，就某个共同的研究课题进行2—3年的共同研究。

民博的外观设计总体与万博公园相协调，建造上尽量避免高楼，富有日式风格。馆内还设有庭院，用于原住民房屋的展示。民博占地总面积为52648平方米，建筑总面积为18177平方米，其中展厅面积占地9700平方米，收藏库面积占地5300平方米[2]。主体建筑总高四层，一层设有大厅、餐厅、接待处、收藏库和大讲堂；二层设有展厅和行政管理部门；三层设有咨询信息管理部门、网络管理部门和图书资料室，并内设5层书库及影音资料室；四层为研究部门、出版印刷部门和综合研究大学研究生院等机构。

民博的性质与日本一般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有所不同，一般的博物馆隶属于文化厅(相当于国内的文化部)，而民博隶属于文部科学省(教育部)。民博也不属于日本博物馆框架内，它在学艺员(专职博物馆馆员)和从事活动等方面的性质都不同于一般概念上的博物馆(1)日本博物馆法中明确定义，一般的博物馆是收集有关历史、艺术、民俗、产业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资料，并保存和展示公开教育和提供一般公众的教养和娱乐活动的场所。为了上述活动的顺利进行，有必要进行资料的调查研究，并登记注册为博物馆原本的机构。2003年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显示，在日本登记注册为博物馆框架内的博物馆有819家，相当于博物馆的301家，类似于博物馆的4243家。民博属于类似于博物馆的范畴。。该馆没有学艺员，而是根据国立大学设置法创办的科研机构，所以该馆的研究人员是按大学的助教、副教授、教授等形式划分职称的。民博是集田野调查、收集标本资料、参与博物馆事业、研究生院教育为一体的科研性大型民族学博物馆。从文化人类学及民族学等相关专业的角度出发，以收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社会与文化等为研究目的。每年召集1000多名研究者，召开共同研究会和机关研究会、国际研讨会，并以出版书籍、影像、音像以及对外公开讲座的形式服务于社会。民博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机关研究人员赴田野点实地收集和社会各界人士的捐赠。到目前为止收集的标本资料超过34万件，影像和音像资料为7万多件，文献图书资料达到645000多件，二层展厅里的常设陈列品达12000多件，其余的标本资料收藏于收藏库。目前，民博正在进行资料数据库的建设，向一般学者、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等提供对外公开服务。

民族学博物馆以博物馆的使命传递着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除了常设展以外还设有特别展、企划展、年末年初的生肖展等。常设展厅是以从大洋洲开始到美洲、欧洲、东南亚、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在日移民及多元文化等主题往东绕地球一圈进行布置的，几乎覆盖七大洋。中间还设有世界乐器、世界的语言和文字的展厅。目前该馆从事科研的人员有50多名，行政工作人员有40多名，警卫员及清洁工等临时合同工100多名，在研究生院读博士的在校生20多名，每年的政府预算额为28亿多日元[3]。2017年4月现任第六任馆长——从事非洲文化研究的吉田宪司教授上任后，对各处室进行了一次调整，现设有人类基础理论研究部和人类文明志研究部、超领域田野科学研究部、全球化现象研究部、学术资源研究开发部、国际研究总括室等6个部门。

三、民博所藏的涉藏资料

民博收藏的中国资料繁多，建馆初期的大部分中国资料是从台湾搜集而来的，随着中日建交，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民博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者开展了各种学术交流，建立了友好关系。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人类学者也得以直接在中国本土进行田野调查工作。到目前为止(2017年11月)，民博共藏有22 000多件中国资料。有关民博收藏的中国资料在韩敏教授《当代日本中国人类学研究中的政治分析——以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一个共同研究课题组为例》一文[4]和斯琴教授《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及其收藏的中国资料》[5]等文章中有所介绍，本文则以标本资料及民族学档案资料、文献图书资料、展厅标本资料等四部分重点介绍有关民博所收藏的涉藏资料。

(一)标本资料

民博的资料库一般由标本资料、影像及声音资料、民族学档案文件资料、文献图书资料、馆内教职工限定标本资料库等构成。馆外人员可以直接通过民博的网页进入标本资料目录进行检索。民博标本资料库的管理使用了STAIRS(Storage And Information Rentrieval Systenm)系统。通过该系统的检索，只要输入所要查找的标本资料关键词就会查到相关标本资料信息，标本资料关键词包括：①识别号②名称③国家或地域④民族⑤注明⑥大小和重量⑦收入年度⑧照片⑨载相关信息日期等。按照标本资料详情就会看到标本资料的①标本资料号②录入日期③标本名④当地称呼(拉丁字母)⑤当地称呼(片假名)⑥当地文字标记⑦当地译名⑧当地译名片假名标记⑨原收集者⑩收集地收集地片假名收集日期OWC及OCM分类使用者使用民族使用地使用年代及使用状况用途及方法制作者和制作地制作年代及制作状况制作法及材料流通状况相关信息及文献等内容。一部分资料未对外公开，是因为涉及个人隐私等问题，专供馆内教职工研究。笔者以馆内人员的身份输入密码登陆后，进入馆内教职工限定检索系统，输入“西藏”一词就查到4430件涉藏标本资料。从1974年至2015年间收集整理的标本资料如表1所示。

有关日本的涉藏资料大部分是由20世纪初以求经为目的入藏的河口慧海、多田等观及青木文教等人从西藏带回的。后来，这些入藏者带回的大部分佛像和佛经等珍贵资料皆被收藏于东北大学及东京国立博物馆、东京国立科学博物馆，以及河口慧海的出生地大阪府的堺市博物馆等处。而青木文教带回日本的大部分标本资料皆属于西藏民众的民族志资料及民族学档案资料，先后收藏于民博，而一部分图书资料收藏于他的母校龙谷大学。有关民博标本资料的收集除了中国及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以外，还涉及尼泊尔藏系社区及印度拉达克和西藏难民社区、不丹等喜马拉雅南麓藏文化圈及蒙古、俄罗斯等流行藏传佛教的国家与地区(见表2)。

表1：国立民族学博物馆1974—2015年间收入的涉藏标本资料件数

表2：涉藏资料的主要收集国家与地区

从表1也可以看出，1975年收集的就有54件，这些标本资料是1975年8月民博建立不久从东京大学理学部人类学研究室移交的一批标本资料，均为涉藏标本资料。还有一些是20世纪70年代收集的标本资料，是登山爱好者从尼泊尔等地收集后捐给民博的。

20世纪70年代末收入的标本资料中数量最多的是20世纪初青木文教先生从西藏带回的资料。青木文教于1886年出生于滋贺县，进入佛教大学(现为龙谷大学)之后，受到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的启示于1912年跟随多田等观一起入藏。从1913年开始，3年间他以十三世达赖喇嘛教学顾问的身份生活在拉萨市，而多田等观入色拉寺学习藏传佛教。青木文教以一名普通民众的身份观察西藏和西藏人，并用相机拍摄了很多反映当时西藏的珍贵照片，积累了不少田野资料，并给世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标本资料和著作。民博所收藏的标本资料共有142件，其中佛像6件、唐卡7件、白描佛像6件、一般藏族民家佛具27件、生产工具及生活用品14件、服饰类21件、装订书籍9件、大藏经以外的藏文文献52件[6]。

1917年4月,青木文教回国后，将带回日本的标本资料收藏在位于兵库县神户市的小仓拾次郎家里。后来通过兵库县立现代美术馆副馆长增田洋的介绍，于1978年11月18日搬入民博并进行了整理和评价等工作，至1979年8月17日正式收入民博。

还有的涉藏资料是中日建交后在中国国家民委、民族文化宫、中央民族大学以及中国社科院等协助下收集起来的。民博正式开馆的第二年即1978年的11月，民博第二研究部长佐佐木高明教授访问中国，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时任副总理方毅的接见，并提出了收集的愿望。方毅副总理的回答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会提供你们所需资料的”。次年10月以民博的佐佐木高明教授为团长的首次访中代表一行4人来到北京，23日在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会谈。民族文化宫以顾问林耀华教授、主任代理杨廷智为代表出席了会议。25日佐佐木高明教授和林耀华教授作为双方代表在文化宫的大厅正式举行了资料的交接仪式[7]2—3，先后从民族文化宫收购了400多件有关西藏的资料。

另外还有一部分佛像和一些涉藏资料是2000年“香川县莱奥马世界”关闭后通过不丹国名誉领事馆的协助捐赠给民博的。此外，还有从尼泊尔收集版画和木刻板的民间收藏家也给民博捐赠了1300多件版画和木刻板。

表3：国立民族学博物馆收藏的标本资料

除了以上的标本资料外，民博收藏的影像资料也很丰富。通过影像资料检索系统，输入“西藏”一词就会查到60多件涉藏影像资料。最早为上世纪60年代瑞士等国拍摄的有关“西藏流亡社区”藏传佛教仪式，数量最多；其次是称之为“小西藏”的拉达克民众的日常生活及人生礼仪、藏传佛教寺院的仪式等。涉及到中国四省藏区及西藏自治区的有70年代末至90年代拍摄的从云南至康区、西藏等地的地理风貌、农牧区生产、生活和宗教仪式及音乐等内容,还涉及不丹王国和蒙古国等藏传佛教的仪式(见表4)。

(二)民族学档案资料库

“民族学档案资料库”2005年开建，主要是自民博成立以来积累的以梅棹忠夫为首的一批民族学者留下的田野笔记及原稿、生前收录的田野影像和录音等资料，整理和建立民族学档案目录数据库，并以对外公开的形式服务于社会。目前研究整理并对外开放的有梅棹忠夫和青木文教、岩本公夫、大内青琥、桂光之助、菊沢季生、士方久功、泉靖一、冲守弘、鹿野忠雄、杉浦健一、马渊东一等民族学学者以及日本文化地域分类型研究会等团体的民族学档案资料库。

上述民族学档案资料库中青木文教的民族学档案资料是民博所整理的唯一的“涉藏档案资料”，是反映20世纪初入藏的青木文教先生的生平及西藏民众生活的一面镜子，对于研究西藏当时的社会、宗教和政治形势等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青木文教的档案资料是他在生前捐赠给著名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的，她当时在东京大学读书时把青木文教拜为个人的藏语教师，经常从他那儿学习藏语。中根千枝教授退休后把档案资料移交到日本民族学振兴会来保管。而1999年末随着该团体的解散，为了避免资料的分散与丢失，也为了给今后藏学研究者提供便利，中根千枝教授于2001年把资料捐赠给民博[8]。后来受中根千枝教授的委托,由该馆从事研究嘉绒藏语和苯教的长野泰彦教授和研究藏族近代史的高本康子博士进行了整理和阐释工作，并出版了《青木文教档案资料目录》，建立了青木文教档案资料库，共有880多件涉藏资料(见表5)。

表4：主要涉藏影像资料

表5：青木文教档案资料

注：资料来源于『国立民族学博物館「青木文教師アーカイブチベット資料」目録』(2008)分类。

(三)民博的文献图书资料

民博的文献图书室是一处专业性较强的文献图书室，配备了具备图书管理资格的专业人员，除了日常的借书服务外，还从事整理古籍书目、翻拍珍贵书籍并建立数据库等工作。室内还配备了4台技术最领先的印刷机。该图书室除了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辞典和语言学方面的工具书外，还有以世界各国民族学(人类学)为主的学术杂志、报刊、地方志、民族学和人类学相关领域的书籍等，文献资料齐全，还设有录像阅览室和语音室、大型地图资料室等，可以查阅和观看民族志影像资料。至2016年录入了世界25种语言来检索文献资料，收藏书籍达633579册。民博图书室作为大学共同利用机构为馆内外社会各界的教育和研究提供了便利和服务。图书管理资料引进了美国耶鲁大学开发研制的HRAF(Haman Relations Area Files)文件。HRAF文件将关于世界各民族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图书与论文按照地域、民族分类收集，并用专家独特的分类法分析每页内容。HRAF文件首先用OWC(Outline of World Cultures)分类法将资料按地域、民族区分，进而用OCM(Outline of Cultural Materials)分类法，从人的行为、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主题分类[5]。

民博图书室所藏的有关涉藏资料，可以通过图书室网页的图书文献检索系统来搜索，输入“西藏”一词进行检索，共有2230件图书资料。藏有国内外出版的藏、汉、蒙、英、拉达克语等的《丹珠尔》大藏经400多卷，还有涉及到语言学、佛学、哲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地方志等领域的书籍，其中学术杂志类有10多件，年代上最早的1900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有200多件，日语出版的达449件、中文388件、藏文620件、英文644件、梵文13件、蒙文9件、法文63件、德文155件、俄文16件，还有韩文和西班牙文等。从文献收集的年代上看,最多的是80年代至90年代末，这个时期恰好是日本藏学家立川武藏和长野教授等人在职期间赴印度、尼泊尔、中国和西藏自治区四省藏区等地展开大规模田野调查的时代。

表6： 涉藏文献图书资料

(四)展厅里的涉藏资料

除了以上资料外，民博的常设展厅里也有不少涉藏资料，主要集中在中国地域展，南亚的印度与尼泊尔、不丹，西亚的蒙古和俄罗斯等国家展厅里。

中国地域文化展的主要特点体现在“文化的多样性和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创造性”，主要由以下9部分构成。即:①生产用具②民族乐器③居住文化④服饰⑤工艺⑥原住民(台湾)⑦宗教与文字⑧华侨华人⑨传承中的传统中国等。涉及到藏族的展品分别在生产和服饰、宗教与文字、工艺等方面。例如：中国地域文化展中可看到安多男性服饰及西藏的珞巴服饰，还有热贡的堆绣、护身符(嘎乌佛龛)、古经文、僧侣的双持面鼓和金刚铃、擦擦佛像、铜质护法神像等20多种展品。

印度、尼泊尔、不丹、蒙古等展厅里主要有20世纪初青木文教从西藏请来的十一面观世音佛像、大威德神像、宗喀巴大师像和古唐卡等30多件展品。还有从尼泊尔收集的木制立体坛城、沙制坛城及各种佛像，反映不丹文化的坛城和黑帐篷、生产工具等200多件展品。蒙古文化展厅里主要反映藏传佛教格鲁派文化，有佛经、大小佛像、唐卡、面具、僧侣袈裟、宝座、海螺和金刚铃等30多件藏文化物件。

四、结语

人类学(民族学)是源于西方的一门学科。日本的人类学始于1884年坪井正五郎等年轻学者成立日本人类学会,并于1886年创刊了《人类学杂志》时期。随着日本近代国家的形成，日本民族学和人类学综合了自然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及其他研究成果，从正面思考和界定日本的民族和文化[7]2—3。正是在日本民族的界定和寻根的背景下，日本人类学开始向世界民族的研究发展。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也是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建立的。它的很多资料反映世界各民族文化，收藏的大部分资料是庶民的日常生活用具等民族志资料。该馆自建立以来，以各种渠道积极收集中国各民族的资料，随着中日建交和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落实，一部分日本民族学者赴中国各地搜集材料，积累了雄厚的资料。

相关涉藏资料，建馆初期是由登山爱好者、尼泊尔喜玛拉雅调查队等日本民间收集的一部分资料，其次是以20世纪初入藏的青木文教等收集的资料为主。20世纪中期以来的一段时期因为特殊的地理和政治关系等原因无法进入藏区收集资料，以尼泊尔和印度等喜马拉雅周边的藏系社会为代替收集了一批资料。随着中日两国建交，先后通过中国的民族文化宫收购了一批西藏的标本资料。值得一提的是，该馆于20世纪70年代末收购了青木文教资料，青木文教的研究领域不局限于佛学方面，而涉及到西藏的地理、与外界的关系、拉萨周围的设施、西藏的政体和行政组织、宗教、教育、产业、交通、军事、风俗民情、节日等以拉萨为中心的民族志[9]。但20世纪中期日本藏学界重视研究西藏的佛教，而对民族志资料没有过多的重视，青木文教的资料也没有得到相应的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民博先后通过各种渠道收购了青木文教的涉藏资料,说明这些资料的现实价值也符合民博收集民族志资料的宗旨。因为民博的涉藏资料丰富，近期民博以长野泰彦名誉教授为首申请了一项科研经费，组织了一批日本藏学学者集聚在民博收藏库，整理和研究西藏护身符文化。民博所收藏的涉藏民族志资料对今后我国藏学研究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