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雅娟 方晓玲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西藏 拉萨 850000)

针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节点——“三农”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乡村振兴的统筹部署，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后，我国广大乡村地区迈着大步伐发展，经济基础、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相比经济发展的强势趋向，乡村“弱治理”特征普遍存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强调关注社会治理的核心——人，将社会治理的重心落在城乡社区。乡村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问题日益复杂、利益与价值取向不断多元化的社会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治理任务十分艰巨；西藏乡村社会由于人口集中程度较低、宗教因素影响较大、影响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外来干扰因素较多等原因，其社会治理更是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认识并把握好西藏乡村社会的历史性变迁及时代需求，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构建好乡村治理体系，以精细化治理视角推进乡村治理创新，切实提升乡村治理能力，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及现实命题。

一、精细化治理及网格化治理研究综述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精细化治理是路径。近年来，精细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热点讨论话题，关于精细化治理的已有研究较为丰富。精细化治理是一个广义概念，它秉承精细化理念，运用精微技术，推进实践细致过程。在社会治理中，精细化治理转变被动回应的原有模式为主动适应，力求达到治理精准、精细和精致的目标。精细化治理涉及社会治理、大气污染治理、河湖治理、区域交通治理等多方面，形式多样，其中网格化治理是被广泛应用的一种形式和手段。在越来越追求精细化目标的社会治理研究与实践中，网格化治理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主题。

国内关于网格化治理的研究路径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以从政府层面的网格化治理创新为切入点探索网格化治理实效提升问题。孙涛、韩清颖[1]在针对广州市越秀区社区“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中指出，社区“网格化管理”在技术系统、管理流程、业务网格、监督控制等环节与传统社区管理有明显优势，为政府网格化治理创新提供了工具，但目标的复制性和动力的被动性、资源配置中资源的依赖性和技术的非相宜性、效果评估中效率的狭义性和不佳的自治性等，又彰显了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回归”，成为政府网格化治理创新的挑战所在；曹军辉[2]将对网格化治理的研究延伸到反腐领域，提出廉政风险网格化防控的创新做法，认为这将是借鉴网格化社会管理经验积极探索基层反腐倡廉工作创新的一种尝试，预期能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提供一条有效路径。二是从社会治理视角出发探索网格化治理创新方法。叶敏[3]基于对流动社会背景下的科层制困境研究指出，网格化治理代表了一种在流动社会背景下形成科层体系内部协同的制度创新，相当于对传统科层治理进行了全方位的基础改造，构建一套制度性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此克服政府碎片化问题，适应流动社会背景下的公共治理需要。三是结合“互联网+”模式对网格化管理创新的探讨。莫家勤、吴伟武、聂延磊[4]对如何实现新型智慧城市的研究发现，管理机制的创新与城市网格化综合治理平台的结合，有利于实现各种治理资源的整合，达到城市管理精细化以及服务精细化，提升治理智慧化水平的目的。

网格化治理作为精细化治理的实践代表，在西藏基层社会治理中被广泛应用。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是西藏基层网格化治理的一种，是具有西藏特色且符合西藏乡村实际的社会治理模式，针对西藏城镇社区、寺庙社区、农村社区三大社区的文化、经济、生活习惯等影响因素，三大社区的网格化治理模式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

西藏的网格化治理研究以网格化治理创新及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研究为主，针对乡村社会的网格化研究较少。白玛朗杰、孙勇[5]将西藏的网格化治理范围分为城镇社区、寺庙社区和农村社区，城镇社区以复合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治理，通过居委会、便民警务站、宗教活动场所、单位和社区警务五个层次构成城镇网格，乡村网格治理则强调应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的作用，以便捷扁平化的管理模式实行治理。在《拉萨法治发展报告(2013)》的专题报告中，次仁德吉[6]认为可以把“双联户”社会管理模式纳入网格化管理中，形成辖区网格化管理的维稳、服务工作管理办法，从而消除乡村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隐患，实现社会管理的精细化、信息化、动态化管理。在《拉萨法治发展报告(2015)》的专题报告中,次仁德吉、刘红娟[7]认为拉萨市创新社会治理要积极探索“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模式，要结合坚持依法管理与社会管理、属地管理、民主管理相结合，把人、地、物、事、组织等内容纳入网格进行管理，最大限度发挥广大群众群防群治、联保联防的集体优势。次仁德吉[8]认为拉萨市在以往“双联户”工作基础上，进一步健全体制机制，实施“七个举措”，打造“四个平台”，实现基层社区(村)多元治理，为更好发挥“双联户”在网格化治理中的作用，要从依法加强服务和管理的角度进一步完善“双联户”基层治理模式的体制机制。在《拉萨法治发展报告(2017)》的专题报告中，钟慧、次仁德吉[9]认为要健全虫草采集工作保障体系，采取“营、连、排、班”管理模式，由区域负责人、户联长、网格格长各司其职，协调配合。杨亚波、刘红娟[10]提出居委会应积极参与物业管理，按照“分级回应解决”的原则，建立健全社区居委会——街道办事处——县(区)住建部门——市住建部门四级联动机制，推动物业管理朝法制化方向发展。次仁德吉、谭嘉玲[11]认为把拉萨市僧尼管理纳入社会化管理，通过网格化管理模式，制定工作责任制，把寺庙的管理责任落实到基层组织。这3篇专题报告打破了对网格化治理的固定思维，创新性地把网格化治理运用到虫草采挖、物业管理、僧尼管理中。邹贤祥[12]以拉萨市网格化治理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街面防控警务网格化管理、村居社区网格化管理、单位社区网格化管理、派出所网格化服务管理和寺庙网格化服务管理5种模式，强调通过不同模式的纵横交接，搭建“社情民意一传到顶、政策措施一通到底”的社会管理服务平台。针对城市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研究还有多杰热旦[13]对拉萨警务网格化管理的专题研究、王娟丽[14]对西藏L市C区网格化治理平台系统的评估研究等。

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方面,冉昊[15]从乡村警务站、双联户制度和驻村干部制度3个角度探讨了西藏乡村基层治理创新及网格化实践问题，认为乡村警务站对不同群体的网格关联具有重要意义;方晓玲[16]通过对城乡结合部、文化产业发展、农业产业发展、整体搬迁村落、传统农业村落5种典型的实地调研，分析认为拉萨市乡村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社会组织、乡村民众之间尚未建立常规性的沟通机制，需进一步构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优化乡村网格管理设计、完善乡村网格治理模式的服务功能等。

上述各类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提供了开阔的思路，但纵观诸多已有研究，关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精细化治理研究较少，针对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的研究成果更少。为此，本研究以西藏L市M县R乡为基本调查点，以精细化治理理念为指导，立足西藏乡村治理现实，对现有被动管理模式进行审视考察，以积极发挥群众主动性为主要方向，力求西藏乡村治理由传统、单一、结构化向多元化、差异化、个性化转变[17]，实现西藏乡村社会治理量的精细和质的精细的协调统一，促使西藏乡村社会治理向资源共享、无缝对接的现代化治理模式演进。

二、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成效

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本身是精细化治理理论范畴内的一种实践活动。在西藏这个反分裂斗争的主战场和前沿阵地，西藏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性更加突出。西藏乡村治理，具有民族性、边疆性的西藏社会治理总体特征，又面临脱贫攻坚、改善民生、乡村振兴等西部乡村治理的一般特征。长期以来，西藏各级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乡村社会治理工作，落实了一系列适合本地的治理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

最早提出网络化治理概念是在2014年，并在北京市东城区进行试点。2005年，在上海、深圳、武汉等10个城市推广试行，并在27个城市推行管理经验。2011年，中央综治局确定拉萨市为全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综合试点之一[18]。2012年，网格化管理在西藏得到普遍推广，47个县(市、区)达到自治区平安县(市、区)级标准。西藏乡村网格化实施的7年间，由最初的“三级平台、四级管理”的城镇网格化管理模式深入发展到“联户平安、联户增收”的“双联户”乡村网格化治理模式。乡村网格化实践，对西藏基层社会治理的组织结构、管理模式作出了大胆创新，且精细化治理提升了西藏基层社会治理能力，有力地推进了平安西藏的建设。西藏乡村实施网格化治理以来，农牧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大大提升，在2012年群众安全感问卷调查结果中，西藏群众安全感居全国首位，拉萨市公共安全感在38个主要城市中第一。

2012年以来，随着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的不断发展，维稳责任片区机制的不断深化，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格局建设迫在眉睫。群众自愿、互助、互信的组织形态——“双联户”，作为基层民主法制和公民自治的一种新型实现形式产生。西藏乡村“双联户”机制(见图1)的运行特别强调群众主体、民生优先的原则，各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通过扁平化管理模式展开工作。“双联户”工作在西藏乡村全面展开后，乡村社会服务更加完善，社会动员更加广泛，社会环境更加文明，社会关系更加和谐，社会秩序更加稳定,整体安全性大大提升，“双联户”制度以及驻村驻寺人员的驻派等一系列工作的落实，使精细化治理在西藏乡村社会得以实践，有力地提升了西藏乡村社会的治理成效。

图1:乡村“双联户”工作机制

第一，“双联户”工作促进了农牧民需求的及时反映。“双联户”制度的实施使农牧民上下联动的传达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群众反映的社情、舆情、民情通过联户单位及时得到收集，拓宽了农牧民反映诉求的渠道，更好更快地满足农牧民对具体社会事务处理与服务的需要。通过乡村联户单位定期排查、治安巡逻等工作的落实，很多基层矛盾得到化解，社会重点部位得到整治，安全事故隐患得以消除，群众安全生产生活得以保障。在助推脱贫攻坚战中，双联户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行小额信贷联保联担，致富项目联建联营，把联户增收与脱贫攻坚结合起来，采取“联户+公司+农户”等方式，增收致富，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富裕[19]。

第二，乡村网格化治理充分发挥了强基惠民作用。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实践中始终强调与强基惠民的深度结合，特别在寺庙治理和农村社区治理中，强基惠民作用更加凸显。自2011年西藏驻村、驻寺派驻工作开展以来，每年,每批驻村驻寺人员都进行走村入户，深入群众，着力解决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驻村驻寺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了解当地的双联户长及联户长下的管理人员，搭建良好合作关系，帮助双联户迅速在解决实际问题和扶贫政策的落实上作出反映，从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强化了社会稳定根基，发挥了强基惠民的现实作用。

第三，“人防”与“技防”的协同治理提升了西藏乡村社会治理效力。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是精细化治理和信息化治理协同作用的实践探索，三级网格化治理的划分使操作更加便捷，提升了西藏乡村社会治理的速度和能力，治理更加规范化。信息化治理的普及，在增强“人防”的同时更加强了“技防”，信息化治理的运用减少了治理人员、时间和费用的损耗，信息流的上下联动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四，乡村网格化治理促进了西藏乡村民主政治的完善。网格化治理未深入到乡村社会时，西藏乡村处于自然化的管理状态，极易出现村中大小事都由村长说了算、缺乏民主性、搞裙带关系、收受贿赂等现象。村民的实际需求难以反映，村民的监督信息难以上传，上下联动渠道狭隘，政府很难接收到真实信息。乡村网格化治理实施以来，促进了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增加了民主政治的渠道，特别是“双联户”制度、驻村驻寺干部的派驻、民情日志、村民基本信息档案建立等措施的推行，使村民充分享受到公平、公正，推动村干部更加深入群众，从实际出发解决更多村民的切身利益问题。

三、精细化治理视角下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乡村网格化治理在西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随着乡村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治理实践不断更新的现实需求，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仍存在不少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

(一)乡村网格工作人员文化素质普遍不高

2012年以来，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以“双联户”“1+5+X”(1)“1”为网格格长，“5”为网格流动人口服务员、网格宗教事务服务员、网格村民事务联络员、网格治保员、网格警员，“X”为X个村民个体或村民组成的基层团体。对接形式具体实施。这种网格化治理模式的设计理念，从理论上来说没有问题，但从西藏乡村发展现状及特点看，现有的人员配备与技术利用等方面都未能达到设计要求。以西藏L市M县R乡为例。R乡的乡村网格化治理，构建了三级网格，全乡划分为14个网格，下辖46名联户代表，从乡到村到组分别成立了乡网格化办公室、村网格化管理站、组网格负责人，形成了乡党支部——村委会——村组片区长——联户代表——村民联络员的工作网格，治理全乡497户村民。该乡双联户、村两委成员普遍年龄位于35—55岁之间、文化程度以小学毕业为主，有些联户单元人员甚至是半文盲程度。R乡网格化治理经过数年的实践，突出反映了乡村网格团队离“双联户”与“1+5+X”设计理念存在一定差距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网格工作人员的配备无法真正达到设计需求，存在“一员多岗”、配备不齐的现象；网格工作人员文化水平普遍不高，能双语交流的很少，能网络化办公的人员更是少之又少；信息技术手段普及使用率不高，日常台账记录和上报都是驻村干部和村干部在执行，基于技术手段的信息流受到人为因素干扰，信息真实性大打折扣。

可见，差距的根源在于每个环节的运行在理论上都需要一个技术支撑，通过技术运用实现环节之间的信息流动。但西藏乡村的实际情况在于县级财政的自身实力有限，县、乡、村专业人员缺乏，信息化技术水平低，就目前情况看，人、财、技术这些支撑平台运行的核心要素难以完全达到设计要求，导致各环节在真正运行中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二)乡村网格工作人员工作方式单一，工作效率低

网格工作机制虽然设计精细，但支配机制运行的人，如果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就无法达到预期设计目标。西藏乡村网格工作机制主要由联户单元、双联户长、村两委班子、乡政府、乡派出所组成。其中联户单元人员与双联户长发挥作用的实际情况与预期设计存在差距，未能达到精细化治理对治理主体在法律知识、服务意识等方面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网格工作的有效性。

以L市M县R乡调研结果为例，该乡网格服务团队分网格核心团队和网格辅助团队两部分。核心团队主要由1—2名乡干部、各村第一书记和网格格长组成，负责走访群众、收集民情、召开例会、解决基本诉求等职责。辅助团队由党小组长、联户代表组成，负责信息收集、发现问题等职责。现实情况是党小组成员、联户代表等对信息收集缺乏主动作为，无法以服务精神、大局意识开展工作，部分人员存在惰性行为、懒政现象。在解决问题时，有些人遇到不是自己责任领域的事就不管，存在推卸责任等现象，导致诉求渠道不畅。

(三)乡村网格化体制机制不完善

“双联户”绩效考核以信息化绩效考核办法为基本手段，初衷是为了提高综治信息系统的应用效率，提高联户代表的工作积极性，但这种基于信息平台的考核模式在现实中极易产生形式化问题。L市M县R乡调研发现，有些联户代表将每日下午某个时间作为微信平台报平安操作的固定时间，以此为职责核心，反而忽略了日常职责的具体落实。

考核奖励机制中，联户代表通过宣传员、治安员、信息员、调解员、申报员、帮教员、监督员、联络员等职责的划分，实行分类积分制，按不同分值区间考评出差、一般、较好、优秀四个等级，以此为依据发放当月补助，每个等级补助差额在100元。这种奖励区分幅度过小，大多数联户代表表示没什么差别，即使认真努力工作也感受不到额外的自豪与满足。在自治区级、市级、县级等的不同层次评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学生高考加分优惠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联户代表的工作积极性。但调查发现，一些联户代表短期表现积极，只为了孩子考学加分，发自内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四)乡村网格化权责界定模糊

在乡村“双联户”工作制度安排中，对联户代表的职责要求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依据上级部署开展排查与宣传，收集新情况向上级联络人报告，承担乡或村交办的其他工作。这些职责要求中缺乏现场解决问题的细则说明与权责界定，使“双联户”的实际实施充满行政色彩，“任务感”较强。L市M县R乡调研访谈表明，遇到问题时，大多数情况下由一级网格(乡政府)处理，二级网格(村级)视情况边处理边汇报，三级网格(组级)则主要负责信息收集和上报(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具体工作流程见图2)，不涉及问题解决有关事项。处于三级位置的双联户和组长在收集信息时，即使遇到能及时解决的问题，也无法确定自身是否有权限或职责去解决。

图2：西藏乡村网格化工作流程

(五)乡村村委网格化配套工作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

西藏的网格化治理总体方案中安排了村(居)委会相应的配套工作制度，主要包括负责“先进双联户”的创建评选工作、设立便民服务点并利用宣传工作点、开展民族团结移风易俗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做好综治防范以及重点人员帮教等社会管理工作等。实际情况显示，城镇居委会的配套工作制度落实较为全面有力，相比之下，乡村村委会的配套工作制度贯彻落实不到位，其中便民服务点的设立与利用差距最大，乡村公共卫生、优抚救济、残疾人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保护等社会服务工作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基本在乡镇行政工作的序列中完成，村级治理主体对此缺乏自觉关注，进而影响联户代表对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认知，将自身职责狭隘地理解为由警务室牵头的治安联防巡逻。

四、完善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的建议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以解决一些地方治理实践中存在的重管控轻治理、重政府轻社会、重大概轻细节等问题[20]；党的十九大报告在阐述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时，也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社会矛盾的基层化解决与精细化治理。构建精细化社会治理新模式，处理好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并以信息化技术推进社会治理的精细化[21]，是解决好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突出问题的三个着力点，这三个着力点讲求的是制度、人、技术三者的互相融合、彼此助推，在合理的制度框架下，尽可能地发挥人的自觉性，加上技术手段的适当运用，达到治理目标。西藏乡村社会治理精细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在精细化理念指导下，结合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以及自下而上的群众诉求，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机衔接，通过服务为先的治理理念、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协同化、治理手段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治理标准的规范化[17]等，不断完善西藏乡村网格化治理的机制与运作，能为西藏乡村治理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和广阔的自发空间。

(一)从实际出发，加强乡村网格机制建设

对于网格机制的完善，国内其他省区已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各地根据地域、经济、社会问题等不同情况创新了不同网格化治理模式，如江西省南昌市南昌县建立了“定点、定人、定时，定责”的“四定”模式，模式依托“人、地、事、物、组织”五大要素，规模适度，无缝覆盖，圈定“责任田”，衔接各领域，并根据社会矛盾的多少、工作任务的轻重等因素，将所有网格进一步划分为重点网格、一般网格两个类别[22]。西藏乡村网格工作机制在建成后经历了几年的实践，哪些是好的模式值得保留，哪些方面存在不贴合实际的情况，应及时做好总结整理，根据西藏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完善乡村网格工作机制。其中要特别注重完善乡村网格组织建设，切实拓宽群众的利益诉求渠道，保障畅通，力求对群众诉求的行政解决快速而有效。为努力实现防治结合，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的目标，需建立结构合理、职责清晰、奖惩分明、规范治理、协调合作的网格组织体系，结合西藏乡村实际情况，发展人的主动优势，补齐人才与信息短板。规范三级网格治理工作流程，明确各层级职责细则，提升上下联动的效率，重视民情日志、管控人员、纠纷调解以及每级网格台账的建立，从组—村—乡形成规范化的收集—上报—分流—交办—反馈—办结的工作流程，注重建档、归档、存档。明晰每个网格长的治理责任和范围，强化履职，确保网格长知道什么事件该尽力处理，什么事件该上报处理，避免“意思一下”、反正要交给上级解决的懒政思想。完善的网格机制还应注重多部门的协调配合，建立乡镇与公安、交通、食品安检等部门之间资源共享、共同治理的平台。

(二)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高乡村网格工作人员各项能力

网格工作人员的能力对事件的处理、工作效率起着关键性作用，要加强业务、信息技能的培训，以培训促提升，整体性地提高网格工作人员综合素质、政治觉悟和服务意识。建立完整的培训体系，通过培训、考核、继续教育、中期检查等方式全面掌握每级网格治理主体的能力状况，定期开展普遍性、针对性两种模式的培训。丰富培训内容，把法律知识、国家政策、政治思想、专业技能等纳入培训知识点，参照大学上课模式分为公共课和选修课两类，集中强化学习，同时针对村组干部文化程度低等问题，继续深入开展夜校教育。拓宽学习人员范围，把有觉悟、服务意识强的村民纳入到学习培训对象中，重点培养思想积极、执行力强的村民代表和先进带头人。促使培训方式多元化，除了组团式上课方式、宣讲方式外，组织开展趣味知识竞赛活动、田园交流学习、以点带面口口相传式学习、内地参观学习等多元化学习方式，提高网格工作人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

(三)完善奖惩机制，发挥“纵向到底”的作用

“双联户”在乡村网格化治理中具有基础性作用，是最贴近广大人民群众的，也是广大人民群众反映诉求的最直接渠道，要以更具吸引力的奖励机制切实解决联户级的网格工作人员“等、靠、要”思想以及执行网格化工作缺乏积极性等突出问题，真正实现网格治理的“纵向到底”。明确奖惩制度，根据评价等级进行奖励，同时配设相应的惩罚机制，取消两年内绩效考核不合格撤销职务的一刀切式做法，在建立奖惩机制时要注重民众意愿与满意度调查，把人民群众满意度纳入奖惩机制。针对目前奖惩机制设置不合理、刺激力度不大、有些奖励措施容易造成联户网格人员工作目的不纯的问题，要着力构建相对平衡的奖惩机制，加强优秀工作者的奖励力度，相应增强惩罚机制的威慑力。如补助核发机制中，每年根据绩效考核的结果，按照优秀、合格、不合格三个等次实行以奖代补的奖励措施，扣除不合格者补助，作为优秀者的奖励。适当增加自治区级、市级、县级的优秀名额，降低高考加分分值，保证高考的相对公平性。补充群众满意度作为考评指标及奖惩依据，对网格化治理实效具有显著效果。以上海市N县的考核制度为例，上海市N县的考核制度建立了区域及岗位“两结合”的评价标准，日常考核与年度考核相结合的考核体系，以及乡镇社区、县直部门与群众评价共同构成的考核方式，对工作存在问题及群众满意度不高的工作人员，添加追究责任细则，有效地提升了网格工作人员的责任感[23]。

(四)提升乡村数字化精细治理水平，打造智慧乡村

智慧乡村，虽然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被广泛认可的定义[24]，但依据“智慧地球”“智慧城市”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可将其理解为信息技术在乡村经济发展、乡村社会治理、乡村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广泛运用，创造性地解决乡村面临的矛盾与问题。智慧乡村概念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运用，就是以数字化技术提升精细治理水平，促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西藏乡村社会同国内其他省区乡村一样，面临着社会转型的快速变迁。传统的社会治理模式已满足不了人民群众对社会治理多元化、多变性的需求，在推进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大环境下，亟需打破传统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建立乡村网络化治理、信息化治理。根据西藏乡村信息技术基础差、人口居住分散等特点，在西藏智慧乡村的打造过程中，应着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克服、解决村组通电难、电压不稳、网络信号不强等基础性问题，争取把有条件并入国家电网的地区并入到国家电网中，无条件并入的地方通过小型水电站、太阳能电站等解决通电问题，努力为乡村信息化治理打好基础。充分发挥自媒体平台功能，以“双联户”为一单元格在信息媒体中介上建立联络小组，方便群众反映问题、接收上级发布通知等。同时开拓县乡级电话热线、短信编辑、公众号平台等多样化治理渠道，实现“粗放机械式治理”向“灵活精细式治理”[25]转变。引进专业信息技术人才，着力解决乡村数字化治理平台建设与维护问题，建立“一口受理”、多部门协作的共建共治共享信息处理平台，使群众少跑冤枉路，提高办事效率。通过信息数据的归档调度工作，分析数据的发生缘由，提高问题预测能力，在出现问题的临界点之前，及时将问题解除在萌芽状态，防治结合，建设平安乡村、平安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