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

中國人馬雲和美國人比爾·蓋茨都是世界級的超級富豪，兩個人有很多共同之處。

兩個人都是互聯網時代的企業家，都是靠個人奮鬥積累起來巨量財富，都是熱門公眾人物，都創立了自己的基金會，都自願拿出自身財富的一部分回饋社會，因此都被稱為慈善家。

在公眾面前，“商業馬雲”頻頻變身為“慈善馬雲”。2018年接受彭博電視臺採訪時馬雲說，“無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我們（他與蓋茨）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一顆充滿愛和尊重的心。”“這是我們的共同語言。第一次科技革命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科技革命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我們現在處於第三次革命，會發生什麼？應該是對抗貧困、疾病等的戰爭。”

兩年後的今天，當年預見到的情況真的發生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慈善馬雲”和“慈善蓋茨”都很積極地投入到了實際的抗疫活動中。

根據公佈的資訊，馬雲公益基金會和阿裡巴巴公益基金會最早於1月25日就成立了10億元醫療物資供給專項基金，用於國內的抗疫。疫情全球大暴發之後，兩個基金會採取了更加積極的行動，到目前為止，已經向全世界140多個國家捐贈了口罩、檢測盒、防護服、呼吸機等醫療物資，除此之外還捐資1億元人民幣支持疫苗及藥物研發，還利用網路科技優勢提供網校上課軟體、開通線上醫療諮詢專區、國際醫生交流平臺和志願者平臺，還通過菜鳥投入包機業務打通中外雙向物流通道，並推出了相關的就業扶持專項計畫，等等。根據兩個基金會於3月28日發佈的公告，所有抗疫公益事業的資金“全部來自馬雲的個人捐贈，沒有一分錢的社會募捐資金”。

而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也早在1月26日就開始了捐款行動，詳細情況在該基金會網站上都有公佈，不一一羅列了。

不用說，兩個超級富豪的慈善行為都是大好事，也都收穫了廣泛的肯定和稱讚。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針對馬雲的捐贈說，“世界衛生組織感謝你在關鍵醫療物資供應和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中提供的幫助”。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負責人類似的感謝話還有很多，也不一一羅列了。

這是很正常的人際交往，人心換人心，提供幫助的人奉獻友愛之心，接受幫助的表達感恩之心。人類社會依賴於這種情感交換紐帶得以延續和發展，如果先天缺失這種紐帶，人類不會有今天。

但是，慈善家也有特別的苦惱，人類不僅僅是道德動物，還是一種政治動物和經濟動物。結果就是一些完全對立的天性——利他和利己、友愛和仇恨、兄弟團結和敵我對立相互交織在一起，無法分離，事情因此而變得複雜了。

“慈善馬雲”和“慈善蓋茨”不僅僅是慈善家，兩個人還另有其它身份，如蓋茨屬於美國的資產階級，馬雲屬於中國的新興富豪;另外，蓋茨相信上帝，會參加天主教會的活動，而馬雲是無神論者，還是中共黨員。

正是這幾個根本差別，客觀上決定了他們只能是兩類完全不同的富豪慈善家，不以其個人意志為轉移。

美國富豪慈善家的特殊性

美國富豪慈善家所屬的資產階級這個群體，有其獨特性。簡單歸納，有如下幾點：

第一點可以稱為資產階級的平民化。歷史上，美國社會沒有經歷過歐洲和日本那種封建社會，這意味著美國在資本主義時代前沒有任何性質的貴族或上流社會階層阻擋資產階級的上升，這個資產階級群體未經過任何鬥爭就佔據了社會頂層，在壟斷了財富的同時也壟斷了舊世界由世系貴族、高級僧侶或軍事將領所代表的名望和權威。

這一點非常重要。美國的資產階級在很短的時間裡從平民社會裡脫胎出來，導致美國的一整套主流思想和價值觀，雖然是資產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通過金錢力量打造出來的，但卻與最廣大的中產階級之間沒有根本上的衝突。歐洲大陸那種伯克式的古典保守主義，在美國是沒有的。美國的保守主義信仰工作與勝利、奮鬥與成功、奪取各種新權力，與自由主義一起受到中產階級的廣泛擁護。

比爾·蓋茨本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出身於中產階級家庭，靠個人奮鬥和時代機遇，在短短20幾年的時間裡積累起世界最大規模的個人財富。這個成長經歷本身就標誌了美國社會存在著中產階級通往資產階級和超級富豪的暢通路徑。

在這樣的社會裡，超級富豪群體不大會受到中產階級的仇視。他們是光輝的榜樣而不是醜惡的敵人，他們的言行舉止、思維方式受到中產階級的追隨和模仿，而不會因為階級之間橫亙著不可逾越的鴻溝而受到普遍的攻擊。

第二點可以稱為社會的全面市場化。由於美國是一個“資產階級領導一切”的國家，無論是華盛頓還是波士頓，都被紐約的金融和經濟權力所左右，發展到現在，市場經濟已經擴展成為了市場社會——世間萬物一切都以金錢關係連接起來，待價而沽。那些原本屬於社會關係的事情如友誼、愛情、榮譽、生育、健康、壽命、懲罰、坐牢、移民等等都已被市場化，變成了可以買賣的東西，包括獵殺瀕危動物的權利、排放污染物的權利、私人公司的海外戰場服務等等也都可以出錢購買，還有專門做死亡生意的如被稱為“死亡期貨”的人壽保單貼現交易、被稱為“死亡賭局”的名人死亡時間遊戲網站等等。

在這樣一個被市場深度“反噬”的社會裡，“慈善蓋茨”們真金白銀捐款做慈善、做公益的行為，相較於那些屢屢擊破道德底線的純粹金錢行為，無論怎樣都屬於最能夠被接受的、最符合公序良俗的、最好的事情之一。換句話說，在輿論場上，前方永遠有太多其他應該被攻擊的市場活動為之“擋子彈”，而慈善活動本身安全得像在虛擬堡壘中。

第三點可以稱為政治權力的資本化。眾所周知，在美國，資本權力始終高於政治權力，而不是相反。聯結資本權力與政治權力之間的紐帶除了隱蔽的腐敗，還包括公開的政治捐款制度，也包括一人一票選舉制度。這些都有了很多的理論分析，在此不再贅述。

概言之，美國資產階級在拿出自己財富中一部分回饋社會的同時，實際上也在拿出自己財富中的一部分控制政治、左右政府，不使其成為自己的對立面。如果說前一部分被認為是慈善公益行為，那麼後一部分則難以被歸入慈善公益行為一類，出錢贊助政客者也很難被稱為慈善家。

作為一種集體行動，美國資產階級全面控制美國政治，本質上就是運用金錢力量將美國聯邦政府的公共政策變成“紐約劇本的擴充版”，也就是一種私人托拉斯在上、政府在下的模式。

比爾·蓋茨本人既支持過希拉蕊·克林頓，也為共和黨捐過款。哪個黨派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資本意志在公共政策形成過程中的充分體現，以及資本權力相對於政治權力的至高地位。

如果說金錢在美國社會中的全面滲透讓美國資產階級有了一個“錢能買到的最好社會”，那麼金錢在政治中的全面滲透還讓美國資產階級有了一個更有價值的東西——“錢能買到的最好政府”。

只有同時看到這兩個方面，才能完整理解美國超級富豪的慈善行為。

中國富豪慈善家的特殊性

必須要看到，美國富豪慈善家的上述特殊性，中國富豪慈善家一個都沒有，後者所具有的，反而是自身的一些特殊性。

首先，中國的富豪群體，並不是從歷史上早已充分發育的中產階級中脫胎出來的，而是改革開放之後與中產階級群體一起從之前的全民化無產階級群體當中成長起來的。

如果將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作為成長過程的起點，中國的所有富人，包括馬雲等人所代表的世界級超級富豪中的中國富豪群體，本質上都是這個“讓”字的產物。從公權力與私權力的角度看，中國富豪們掌握的所有私權力，是在公權力的“讓渡”中膨脹起來的，歸根結底是國家政策環境的產物。

這一點，與美國歷史上資產階級私權力建國，公權力從私權力當中“讓渡”出來建構出聯邦結構的政府這種情況，恰成一個互為相反的對照。

不能否認，中國的富豪們也都各有各的個人奮鬥成功史，其中也凝聚了他們的天才和勤奮、智慧和汗水，但是就其財富積累的速度和規模而言，在更大的程度上還是得益於中國經濟整體的高速發展和時代變化帶來的機遇。

有個流行的比喻：大家一起乘電梯上樓，在電梯裡有人原地跑步，有人倒立支撐，有人仰臥起坐，每人都忙得汗流浹背，最後電梯到達了樓頂。這時回頭看，到達者到底是因為乘坐了電梯上來的？還是因為在電梯裡進行了各自的運動才上來的？其實是一個很明白的問題，不必多說。

由於改革開放至今不過才短短40幾年，無論是龐大的中產階級還是少數超級富豪，大部分還都是第一代人，除了在財富總量上形成了分層，在名望和權威方面還完全沒有形成穩定的傳統，也就沒有與之相聯繫的主流思想。在價值觀、文化品性和意識形態方面，總體上處在五花八門、各取所需、嚴重分裂且相互對立的狀態。

馬雲一直說自己最喜歡做的事還是當老師，這些年來他到處演講，還出了書，宣揚自己的“經營之道”。但無論他自己是否意識到，事實上他的“經營之道”在中國並不具有美國資產階級那種價值觀和意識形態基礎。“馬雲哲學”中包含了很多新自由主義的東西，但那是從美國社會來的，與中國社會自身的傳統並不相容。無論怎樣宣揚，也不能成為無障礙貫穿整個富豪群體和中產階級群體的主流思想。因為中國社會還遠遠沒有達到美國社會那種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徹底改造的程度。

更重要的一點，當然是中國富豪群體與中國政治之間的關係。中國的政治是“公權力中心主義”，與西方國家的“私權力中心主義”恰成對立兩極。在中國，通過財富積累構築起來的私權力，無論多大也永遠不可能高於國家代表的公權力。這也就意味著，在中國，不是資本高於政治，而是政治高於資本;不是富豪群體決定政府公共政策的傾斜方向，而是國家政治經濟政策決定富豪群體的社會作用。

用官方意識形態語言來說，中國是人民共和國，不是資本家共和國，是社會主義，不是資本主義。因此中國的富豪群體，並不構成一個政治上自為的資產階級，除了財富總量上與美國資產階級可以相比，其他方面都不能相比。

歸納起來，在中國既沒有美國那種“錢可以買到的最好社會”，更沒有“錢可以買到的最好政府”，因此中國的富豪群體是一個非常特殊的群體。如果給他們一個政治上的歸屬，本質上應該是“人民富豪”、“社會主義富豪”，正如馬雲的個人身份所代表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富豪。

困境與生機

這就解釋這一次“慈善馬雲”在抗擊疫情的慈善公益活動中遭遇到的輿論困境。

馬雲說，“善良是真正的自信，設身處地、急人所困是真正的強大”，“相信災情過後，世界會看到的是善良的中國人、勇敢的中國人和擔當的中國人！”

這些話字面上沒毛病。但是在國際輿論場上，這種話會僅僅因為代表了中國而招致政治上攻擊。因為世人不會僅僅看到一個“慈善馬雲”，他們還看到另一個“政治馬雲”或“商業馬雲”。

美國反華鬥士班農說：“我們（美國）不需要馬雲這樣的共產黨給我們帶有附加條件的所謂慈善捐贈”。西方國家線民說，“我拒絕任何中國製造的東西。”“中國因為輿論管制和謊言擴散了病毒，現在有些人還要感謝中國嗎？”

而西方輿論場上這種敵視和挑釁態度又反過來激怒了中國的線民，引起另一波更加政治化的反擊，將反華輿論和“慈善馬雲”捆在一起當作攻擊物件。

這就是“慈善馬雲”當前面對的困境，道德話語無論講得多好，也無法代替政治和商業話語。只要帶著中國富豪的特殊身份，“慈善馬雲”就一定會被輕易政治化，無論做什麼都會被政治化，即使做的慈善事項和美國富豪們一模一樣，也還是會受到和“慈善蓋茨”們大不一樣的輿論攻擊。

那麼，“慈善馬雲”們能不能放棄對“慈善蓋茨”們的學習模仿，使用另外一套被世界人民普遍接受的獨特話語，使之與世界性的慈善公益活動相適應呢？

理論上說應該是沒問題的。因為中國主張的“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最近剛剛推出的“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等理念本身就帶有很高的道德高度並具有很深的理論內涵，從中可以產生出中國官方和民間共同的理想信念，也可以產生出中國富豪群體在面向世界時的身份說明和行為指南。

由於“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內在地構成了對“以資本為中心的發展”的超越，“人類命運共同體”也內在地構成了對“資本國際統治下的全球金字塔”的超越，所以中國的富豪群體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註定是要與美國資產階級群體分道揚鑣的。

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有關論述，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世界需要認識到，這個思想實際上已經將中國對於未來世界的道德訴求與政治經濟訴求緊密結合在一起了，已經是一種新的道德政治了。道理很簡單：你死我活、你輸我贏不是善良，兼濟天下、合作共贏才是善良;少數人富裕、多數人貧窮不是善良，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共同富裕才是善良。中國政府的外交政策以此為遵循，中國富豪群體的民間外交也必將以此為遵循。

這就是“慈善馬雲”走出當前輿論困境的未來生機所在。繼續追隨“慈善蓋茨”的腳步是沒有出路的，中國的富豪群體永遠變不成美國的富豪群體，今後的慈善公益活動必須要擺脫掉照搬美國個人英雄主義道德話語的小格局，回歸到從“天下”到全人類這一數千年偉大中華傳統中，將個人道德與國家政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只有這樣，才能不負於這個時代，這個需要中國富豪慈善家們大步走向世界的新時代。